第十四部 第一章
波罗底诺战役之后，莫斯科被法军占领，法军又逃跑了，在此期间没有新的战役——这是一个最典型的，最富有教育意义的历史现象。
所有历史学家都认为，国家之间和民族之间在相互交往中，彼此发生冲突的最高表现形式是战争；战争的结果，将直接影响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力量的消长。
无论是哪一个国王或者皇帝的历史记载都表明，在他们和另一个国王或者皇帝之间发生争执之后，他们便集结军队同对方厮杀，战胜者杀死了对方三千、五千、以致上万人，于是便征服了人口数以百万计的国家和整个民族；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只有一个民族力量的百分之一的军队战败，就使整个民族屈服，——所有的历史事实（就我们所知道的）都证实了一个道理：一个民族的军队在同另一个民族的军队作战时所获得战果的大小，是这个和那个民族实力增长或削弱的根本原因，或者至少也是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军队打了胜仗，战胜的民族的权利由于损害战败者而立即增长了。军队打了败仗，那个民族立刻按照失败的程度而失去它的权利，如果它的军队彻底失败，那个民族就彻底被征服。
纵观历史，从古至今，历来如此。所有拿破仑的战争都证明了这一条法则。按照奥***队失败的程度，奥地利丧失了自己的权利，而法国的权利和力量增加了。法国人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的胜利，使普鲁士丧失了独立。
出人意外，一八一二年法国人在莫斯科附近打了大胜仗，法军占领了莫斯科，自那以后没有新的战役，但是毁灭的不是俄国，而是拿破仑所拥有的六十万军队和拿破仑的法国。编造事实以符合历史规律，硬说波罗底诺战场依旧在俄国人手中，或说莫斯科被占领后又有多次歼灭拿破仑军队的战役，都是不可能的。
在波罗底诺法国人打了大胜仗之后，不仅没有打过大仗，甚至连一次像样的战役也没有发生，而法***队就不复存在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例子，我们可以说这一现象与史实不符（当问题不符合历史学家的尺度时，他们便以此为遁词）；如果这只是在小部队之间的短暂冲突，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看作是一种例外；但是这一事件是在我们的父辈亲眼目睹下发生的，是决定祖国生死存亡的大事，这次战争在他们已知的所有战争中是一次最大的战争……
在一八一二年，从波罗底诺战役到赶走法国人的事实证明：赢得一个战役的胜利，不仅不是征服的原因，甚至也不是征服的标志；证明了决定民族命运的力量不在于征服者，甚至也不在于军队和战斗，而在于一种别的什么东西。
法国的历史学家在描述法军在退出莫斯科之前的状况时说，大军井井有序，只有骑兵、炮兵和辎重兵除外，他们没有草料喂牲口，对这一灾难束手无策，因为城郊的农民宁肯把自己的草料都烧光，也不留一点给法国人。
打了胜仗并没有带来通常的结果，因为农民卡尔普和弗拉斯在法军退出莫斯科后赶着大车进莫斯科进行全城大抢劫，他们并未表现出个人的英雄气概，但是不为能卖好价钱把干草运到莫斯科，宁肯烧掉，像这样的农民则不胜枚举。
我们可以想象，两个持剑的人按照剑术的全部规则进行决斗；决斗已持续了很久，忽然有一方觉得自己受了伤——他知道这非同小可，是性命交 关的大事，于是，他扔掉剑，顺手抄起身旁的一根棍子挥舞起来。但是可以想象，这个为了达到目的而明智地使用最好的、最简单的工具战胜了对方，而这个战胜者由于受骑士传统的影响，他要隐瞒事情的真相，于是他硬说他是按照剑术的全部规则打赢的。可以想象，如果这样描述战斗的经过，将会引起多大的混乱。
要求按照击剑规则来决斗的是法国人，把剑扔掉而抄起棍子打的是法国人的对手——俄国人；极力按照击剑规则说明问题的是描述这场战争的历史学家。
从斯摩棱斯克大火起，一场没有任何先例的战争开始了。边打边退，撤退时，把城市和村庄都烧掉，波罗底诺战役后又撤退，莫斯科大火，搜捕法国抢掠兵，截击运输队，游击战——所有这一切都不符合战争的常规。
拿破仑已感知道了这一点，自从他在莫斯科摆出正确的击剑姿态，他看到的不是剑，而是对方将一根木棍高举在他的头上，他便抱怨库图佐夫和亚历山大皇帝，说这场战争违反了一切规则（就好像杀人也有什么规则一样）。尽管法国人抱怨不遵守规则，尽管俄国的上层人士不知为什么也觉得用棍子作战是可耻的，希望按照规则站好enquarte或者entirece①姿势，摆出prime②姿势巧妙一击，但是人民战争的棍子以其可怕而又威严的力量举了起来，不管合不合某些人的口味和什么规则，以近乎愚鲁的纯朴，然而目标明确，不管三七二十一结结实实地举起和落下人民战争的棍子，直到把法国侵略者击退。
①法语：第四，第三。
②法语：第一。
这个民族多好啊，他不像一八一三年的法国人，按照一切剑术规则先行礼，再调转剑柄，优雅地、彬彬有礼地拱手把剑交 给宽宏大量的胜利者，这个民族多好啊，他在危及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心，他不管别人在这种情况下怎样行事，自己憨厚纯朴地顺手抄起一根木棍抡了过去，一直打到完全泄出胸中屈辱和复仇的感情，替换成蔑视和怜悯的感情为止。
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于1863年至1869年写成的一部卷帙浩繁的长篇小说。它以库拉金、罗斯托夫、保尔康斯基和别祖霍夫四大贵族家庭的生活情节为线索,气势磅礴地反映了1805年至1820年俄国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托尔斯泰肯定1812年俄国反对入侵的卫国战争的正义性质,谴责拿破仑的野蛮侵略,歌颂库图佐夫领导的一场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多方面地表现出俄国人民反抗侵略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精神。但这只是小说的背景,它的中心主题是表现俄国贵族的命运和前途。根据托尔斯泰对俄国地主的看法,贯穿全书的主要人物鲜明地分为两大类。一类以库拉金为代表,这是远离人民、接近宫廷的上层贵族,他们自私贪婪、虚伪堕落,甚至在困难当头的重要时刻仍然争权夺利,互相倾轧,沉湎于荒淫无耻的寻欢作乐之中;另一类是彼尔·别祖霍夫、安德烈·保尔康斯基和罗斯托夫,他们是接近人民的庄园贵族,厌恶上流社会的空虚无聊,其中有的经过长期的复杂的精神探索和卫国战争的洗礼,最后在基督的《福音书》和宗法式老农身上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归宿,成为献身国家社稷和人民幸福的社会精华。作家否定前者,给予无情的揭露和鞭笞;肯定后者,给了他们以满腔热情的歌颂。整个长篇小说成功地把大规模的战争场面和多方面的和平生活有机地结合到一起,借助于庞大复杂而有条不紊的结构,提供了当时俄国城市乡村纵横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塑造了丰富多彩的人物群象;其中一些主要人物,通过作者特有的心理分析,性格生动鲜明,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