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十四
十四
聂赫留朵夫通常总是在喝过茶、吃完饭以后同玛丝洛娃单独谈话。这会儿，他坐在克雷里卓夫旁边，同他聊天，心里也作着这样的打算。聂赫留朵夫顺便告诉他玛卡尔向他提出的要求，还讲了玛卡尔犯罪的经过。克雷里卓夫目光炯炯地盯着聂赫留朵夫的脸，用心听他讲。
“是啊，”克雷里卓夫忽然说。“我常常这样想：我们同他们一起赶路，肩并肩地一起赶路——‘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我们不辞辛劳长途跋涉，就是为了他们。不过，我们并不认识他们，也不想认识他们。他们呢，更糟糕，他们还恨我们，把我们看作敌人。瞧，这有多可怕。”
“这有什么可怕，”诺伏德伏罗夫一直听着他们谈话，这时插嘴说。“群众总是只崇拜权力，”他用尖锐刺耳的声音说。
“政府掌权，他们崇拜政府，仇恨我们。一旦我们掌了权，他们就会崇拜我们了……”
这时隔墙突然传来一阵咒骂声、撞墙声、锁链的哐啷声、尖叫声和呐喊声。有人在挨打，有人在叫喊：“救命啊！”
“您瞧，他们这帮野兽！我们怎么能同他们交朋友呢？”诺伏德伏罗夫平静地说。
“你说他们是野兽。可是你听听，刚才聂赫留朵夫讲给我们听的那件事吧，”克雷里卓夫怒气冲冲地说，接着就讲了玛卡尔怎样冒着生命危险营救同乡。“这非但不是野兽干得出来的事，简直是侠义行为。”
“你也真是太多情了！”诺伏德伏罗夫挖苦说。“我们很难理解他们的情绪和他们的动机。你以为这是他心肠好，说不定他是在嫉妒那个苦役犯呢。”
“你怎么总是不愿看到人家身上一点好的地方呢！”谢基尼娜突然激动地说（她对谁都你我相称）。
“不存在的东西是无法看到的。”
“人家不惜冒横死的危险，怎么还说不存在呢？”
“我想，”诺伏德伏罗夫说，“我们要是想干我们的事业，”玛尔凯本来在灯下看书，这时放下书，也留神地听他的老师说话。“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胡思乱想，而应该面对现实。应该尽全力为群众工作，但不要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群众是我们工作的对象，但只要他们一天象现在这样浑浑噩噩，他们就一天不能成为我们的同志，”他象发表演说似地讲道。“就因为这个缘故，在我们还没有帮助他们完成发展过程以前，要指望他们来帮助我们，那纯粹是幻想。”
“什么发展过程？”克雷里卓夫脸涨得通红，说。“我们常说，我们反对飞扬跋扈和骄横霸道，难道这不就是最可怕的霸道吗？”
“根本不是什么霸道，”诺伏德伏罗夫冷静地回答。“我只是说，我知道人民应该走哪条路，并且能向他们指出这条路。”
“可是你凭什么相信你指出的道路是正确的？难道这不就是产生过宗教裁判所①和大***屠杀的那种霸道吗？他们当年也认为那是符合科学的唯一正确道路呢。”——
①中世纪天主教会的侦察和审判机构。主要设置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在***异教徒的名义下残酷迫害参加反封建斗争的人、进步思想家和自然科学家，对他们实行秘密审讯、严刑拷打、火刑、流放等酷刑。
“他们迷失方向，并不能证明我也迷失方向。再说，思想家的空想同经济学的数字是两回事。”
诺伏德伏罗夫的声音震动了整个牢房。只有他一个人在说话，其余的人都不作声。
“老是争论个没完没了的，”诺伏德伏罗夫停了停，谢基尼娜就说。
“那么您对这事有什么看法呢？”聂赫留朵夫问谢基尼娜。
“我认为克雷里卓夫说得对，不该把我们的观点强加到人民头上。”
“那么您呢，卡秋莎？”聂赫留朵夫笑眯眯地问，等玛丝洛娃回答，但又担心她说出什么不得体的话来。
“我认为老百姓总是受欺负，”她脸涨得通红，说，“老百姓太受欺负了。”
“说得对，玛丝洛娃，说得对，”纳巴托夫叫道，“老百姓尽受欺负。可不能再让他们受欺负了。我们的全部工作就是为了这个目标。”
“这可把***任务想得太奇怪了，”诺伏德伏罗夫说，接着不再作声，只气冲冲地吸着烟。
“跟他真是谈不拢，”克雷里卓夫低声说，接着也不再作声。
“最好还是别谈，”聂赫留朵夫说——
长篇小说。写于1889—1899年。生在牛棚,三岁时母亲死后即成了地主“半养女、半家奴”的玛丝洛娃,刚长大成人就遭贵族少爷聂赫留朵夫的践踏遗弃,沦为娼妓,最后蒙冤进狱并被判刑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自私堕落的聂赫留朵夫后来在法庭上同玛丝洛娃相遇,深受触动,开始了“灵魂大扫除”,为营救玛丝洛娃出火坑而奔走,在一切努力失败后,又决定和玛丝洛娃一起去流放。玛丝洛娃受“忏悔”后的聂赫留朵夫的精神的感召,终又“更深深地爱上他”。小说以单线条的明快结构,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复杂经历,描绘了农奴制度改革后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撕下了贵族资产阶级的“一切假面具”。作者通过极为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强烈控诉从外省到首都,从地方到中央,整个俄罗斯帝国,包括它的国家机器、官方教会、社会制度、经济基础和伦理道德,已经成了囚禁和残害人民的监狱。但也正是在这部小说中,托尔斯泰思想和艺术上的矛盾和局限性,也得到最充分的表现。他谴责地主资产阶级的暴力,同时也否定革命的暴力,并且歪曲革命者的形象;他反对官方教会,却又鼓吹“清洗过的新宗教”,用一种“精制的新毒药来麻醉被压迫群众”;他不赞成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但没有“去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它的政权工具,即君主政体”,幻想“好老爷”发善心,把土地“恩赐”给农民;鼓吹“饶恕一切人”、“爱敌人”等的基督教“博爱”宣传也比以前更加浓重。在艺术上,托尔斯泰通过复杂的心理过程表现人物精神世界的独特技巧,在《复活》中达到十分精致、高超的程度,语言也较以前质朴多了;但他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人性”和“兽性”的荒诞观点,却使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的形象在小说后半部苍白无力。《复活》中冗长道德说教和大量抄引《福音书》,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长篇的艺术感染力,而且连它的结构有时也遭到明显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