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十三
十三
炉子生好，房间里暖和起来。茶烧开了，倒在玻璃杯和带把的杯子里，加上牛奶，变成白色。面包圈、精白粉面包、普通面包、煮老的鸡蛋、牛奶、牛头、牛蹄都摆了出来。大家凑着那个当桌子用的板铺吃喝，谈天。艾米丽雅坐在木箱上，给大家倒茶。其余的人都围着她，只有克雷里卓夫不在。他脱掉湿漉漉的皮袄，用烤干的毛毯裹着身子，躺在铺上，跟聂赫留朵夫谈话。
经历了一天又冷又湿的长途跋涉，他们发现这地方又脏又乱，就不辞辛劳把它收拾整齐。如今吃了些好东西，喝了热茶，大家都觉得精神焕发，心情愉快。
隔墙传来刑事犯跺脚、叫嚷和咒骂的声音，提醒他们外面是个什么世界。这样，待在屋里就感到格外舒适。他们仿佛处在大海的孤岛上，不会受到周围屈辱和痛苦浪潮的侵袭，因此情绪昂扬，兴高采烈。他们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但对他们的处境和前途则避而不谈。除此以外，他们也象一般青年男女那样，朝夕相处，自然产生错综复杂的爱情，有情投意合的，也有勉强结合的。几乎每个人都在谈恋爱。诺伏德伏罗夫迷恋长得漂亮而又总是笑脸相迎的格拉别茨。格拉别茨原是个高等女校的学生，年纪很轻，思想单纯，对***漠不关心。但她也受到时代潮流的冲击，卷入某个案件，被判处流放。入狱以前，她生活上的主要兴趣就是博得男人的欢心。后来在受审期间，在监狱里，在流放途中，这种兴趣始终保持不变。如今在流放途中，由于诺伏德伏罗夫迷恋她，她感到安慰，同时也爱上了他。薇拉是个多情的女人，但引不起人家对她的爱情。不过，她一会儿爱上纳巴托夫，一会儿爱上诺伏德伏罗夫，总是指望对方也能对她发生感情。克雷里卓夫对谢基尼娜的态度近似恋爱。他象一般男人爱女人那样爱她，但他知道她的恋爱观，就用友谊和感激来掩盖自己的真情，而他之所以感激她，是因为她对他照顾得特别周到。纳巴托夫和艾米丽雅之间的爱情关系十分微妙。就象谢基尼娜是个十分贞洁的处女那样，艾米丽雅是个对丈夫十分忠贞的妻子。
艾米丽雅十六岁念中学的时候，就爱上彼得堡大学学生兰采夫；十九岁那年就同他结婚，当时他还在大学念书。她丈夫四年级的时候，卷进学潮，被驱逐出彼得堡，从此成了***者。她就放弃医学院课程，跟丈夫一起出走，也成了***者。如果她的丈夫在她心目中不是天下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她也不会爱上他；如果她没有爱上他，自然也不会嫁给他了。既然她爱上她认为天下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同他结了婚，她自然就按天下最优秀最聪明的那个人的看法来理解生活和生活的目的。他起初认为生活就是读书，她也就这样看待生活。后来他成了***者，她也就成了***者。她能有力证明，现行制度不合理，人人有责任反对它，并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在那种制度下，个性可以获得自由发展，等等。她自以为确实这样想，这样感觉，其实只是把丈夫的想法看作绝对真理。她所追求的，无非就是在精神上同丈夫和谐一致，水乳交融。只有这样，她在精神上才感到满足。
她同丈夫离别，同她的孩子离别——孩子由她母亲领去抚养——感到痛苦。但分手时她坚强而镇定，因为知道她忍受这种痛苦是为了丈夫，为了事业，——那个事业无疑是正义的，因为她丈夫在为它奋斗。她在精神上永远同丈夫在一起。她以前没有爱过任何人，如今除了丈夫，也不可能爱上任何人。然而纳巴托夫对她的一片诚意和纯洁的爱，却打动了她的心，使她不能平静。他为人正直而坚强，又是她丈夫的朋友，竭力象对待姐妹那样对待她，可是他对她的感情却超过兄妹情谊。这使他们两人都感到不安，但却使他们目前艰苦的生活变得好过些。
因此，在这个小集体里，同恋爱完全不沾边的，只有谢基尼娜和玛尔凯两人——
长篇小说。写于1889—1899年。生在牛棚,三岁时母亲死后即成了地主“半养女、半家奴”的玛丝洛娃,刚长大成人就遭贵族少爷聂赫留朵夫的践踏遗弃,沦为娼妓,最后蒙冤进狱并被判刑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自私堕落的聂赫留朵夫后来在法庭上同玛丝洛娃相遇,深受触动,开始了“灵魂大扫除”,为营救玛丝洛娃出火坑而奔走,在一切努力失败后,又决定和玛丝洛娃一起去流放。玛丝洛娃受“忏悔”后的聂赫留朵夫的精神的感召,终又“更深深地爱上他”。小说以单线条的明快结构,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复杂经历,描绘了农奴制度改革后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撕下了贵族资产阶级的“一切假面具”。作者通过极为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强烈控诉从外省到首都,从地方到中央,整个俄罗斯帝国,包括它的国家机器、官方教会、社会制度、经济基础和伦理道德,已经成了囚禁和残害人民的监狱。但也正是在这部小说中,托尔斯泰思想和艺术上的矛盾和局限性,也得到最充分的表现。他谴责地主资产阶级的暴力,同时也否定革命的暴力,并且歪曲革命者的形象;他反对官方教会,却又鼓吹“清洗过的新宗教”,用一种“精制的新毒药来麻醉被压迫群众”;他不赞成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但没有“去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它的政权工具,即君主政体”,幻想“好老爷”发善心,把土地“恩赐”给农民;鼓吹“饶恕一切人”、“爱敌人”等的基督教“博爱”宣传也比以前更加浓重。在艺术上,托尔斯泰通过复杂的心理过程表现人物精神世界的独特技巧,在《复活》中达到十分精致、高超的程度,语言也较以前质朴多了;但他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人性”和“兽性”的荒诞观点,却使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的形象在小说后半部苍白无力。《复活》中冗长道德说教和大量抄引《福音书》,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长篇的艺术感染力,而且连它的结构有时也遭到明显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