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
中日战事祸胎
李鸿章先事之失机
大东沟之战
平壤之战
甲午九十月以后大概情形
致败之由
李鸿章之地位及责任
中国维新之萌蘖，自中日之战生。李鸿章盖代之勋名，自中日之战役。惜哉！李鸿章以光绪十九年七十赐寿，既寿而病，病而不死，卒遇此变，祸机重迭，展转相缠，更阅八年之至艰极险，殊窘奇辱，以死于今日。彼苍者天，前之所以宠此人者，何以如是其优？后之所以厄此人者，何以如是其酷耶？吾提笔至此。不禁废书而叹也。中日之战，起于朝鲜，推原祸始，不能不谓李鸿章外交遗恨也。朝鲜本中国藩属也。初，同治十一年，日本与朝鲜有违言，日人遣使问中国，盖半主之邦，其外交当由上国主之，公法然也。中国当局，以畏事之故，遽答之曰 ：“朝鲜国政，我朝素不与闻，听贵国自与理论可也 。”日本遂又遣使至朝鲜。光绪元年正月，与朝王订立和约，其第一条云：日本以朝鲜为自主之国，与日本之本系自主者相平等云云，是为日本与朝鲜交涉之嚆矢。光绪五年，英、美、德、法诸国，相继求互市于朝，朝人惊惶，躇踌不决。李鸿章乃以函密劝其太师李裕元，令与各国立约，其奏折谓：藉此以备御俄人，牵制日本云云。光绪六年，驻日使臣何如璋，致书总理衙门，倡主持朝鲜外交之议，谓中国当于朝鲜设驻扎办事大臣。李鸿章谓：若密为维持保护，尚觉进退绰如，倘显然代谋，在朝鲜未必尽听吾言，而各国或将惟我是问，他日势成骑虎，深恐弹丸未易脱手云云。光绪八年十月，侍读张佩纶复奏，请派大员为朝鲜通商大臣，理其外交之政。鸿章复奏，亦如前议。是则鸿章于属邦无外交之公法，知之未悉，徒贪一时之省事，假名器以畀人，是实千古之遗恨也。自兹以往，各国皆不以中国藩属待朝鲜也久矣。光绪十一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天津订约，载明异日朝鲜有事，中日两国，欲派兵往，必先互行知照，于是朝鲜又似为中日两邦公同保护之国，名实离奇，不可思议。后此两国，各执一理，??????葛不清，酿成大衅，实基于是，而其祸本，不得不谓外交遗策胎之。此为李鸿章失机第一事。
光绪二十年三月，朝鲜有东学党之乱，势颇猖獗。时袁世凯驻朝鲜，为办理商务委员。世凯者，李鸿章之私人也，屡致电李，请派兵助剿，复怂恿韩王来乞师。鸿章遂于五月初一日，派海军“济远 ”、“扬威 ”二舰，赴仁川、汉城护商，并调直隶提督叶志超，带淮勇千五百人，向牙山。一面遵依天津条约，先照会日本。日本随即派兵前往，至五月十五日，日兵到仁川者已五千。韩廷大震，请中国先行撤兵，以谢日本。中国不允，乃与日本往复会商一齐撤兵之事。盖是时乱党已解散矣。日本既发重兵，有进无退，乃议与中国同干预朝鲜内政，助其变法，文牍往来，词意激昂，战机伏于眉睫间矣。是役也，在中国之意，以为藩属有乱，卑词乞援，上国有应代靖乱之责任，故中国之派兵是也。在日本之意，则以既认朝鲜为自主，与万国平等，今中国急派兵而代平等之国靖乱，其意不可测，故日本之派兵，以相抵制亦是也。此二国者，各执一说，咸曲彼而直我，皆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焉。但其中有可疑者。当未发兵之先也，袁世凯屡电称乱党猖獗，韩廷决不能自平。其后韩王乞救之咨文，亦袁所指使。乃何以五月初一日始发兵，而初十日已有乱党悉平之报？其时我军尚在途中，与乱党风马牛不相及。然则韩乱之无待于代剿明矣。无待代剿，而我无端发兵，安得不动日本之疑耶？故我谓曲在日本，日本不任受也。论者谓袁世凯欲借端以邀战功，故张大其词，生此波澜，而不料日本之蹑其后也。果尔，则是以一念之私，遂至毒十余万之生灵，隳数千年之国体。袁固不能辞其责。而用袁听袁者，得不谓失知人之明哉？此为李鸿章失机第二事。
日本屡议协助干预，而华不从。中国屡请同时撤兵，而日不允。李鸿章与总理衙门，方日冀俄英出为调处。北京、伦敦、圣彼得堡函电纷驰，俄英亦托必为出力，冀获渔人之利。迁延经日，战备未具。及五月下旬，而日本之兵调到韩境者，已万余人矣。平时兵力，既已不能如人，而临时战备，又复着着落后，使敌尽扼要冲，主客易位，盖未交绥而胜负之数已见矣。此为李鸿章失机第三事。
三机既失，战事遂开。六月十二日，李鸿章奉廷寄筹战备。乃派总兵卫汝贵统盛军马步六营进平壤，提督马玉昆，统毅军二千进义州，分起由海道至大东沟登岸。而饬叶志超军移扎平壤，皆淮军也。所派往各兵，雇英商三轮船分运，而以“济远”、“广丙”二兵轮卫之。廿三晨，为日兵轮袭击 。“济远”管带方伯谦见敌近，惶恐匿铁甲最厚处，继遭日炮毁其柁，即高悬白旗，下悬日旗，逃回旅顺 。“高升”击沉。我军死者七百余。二十七日，布告各国，饬驻日公使汪凰藻撤旗归国。二十九日，牙山失守。叶志超退回平壤，捏报胜仗，称于二十五、六、七等日，迭次歼毙倭兵五千余人。得旨赏给军士银二万两，将弁保奖者数十人焉。自兹以往，海军、淮军之威望，始渐失附矣。
方五、六月间，日本兵船麇集朝鲜，殆如梭织。而各华舰避匿于威海卫，逍遥河上。迨京外交章参劾，始佯遣偏师，开出口外，或三十里而止，或五十里而止，大抵启碇出口，约历五六点钟，便遽回轮。即飞电北洋大臣，称某船巡逻至某处，并无倭兵踪迹云云。种种情形，可笑可叹。八月初旬，北洋迭接军电，请济理由以壮声威。遂以招商局船五艘，载运兵丁银米，以海军兵舰护送。凡铁甲船、巡洋船各六艘，水雷船四艘，合队同行。中秋日安抵鸭绿江口，五运船鼓轮直入，浅水兵船及水雷船与之偕。余舰小住于离江十里或十六里之地，炉中之煤未熄也。十六晨，? .? .见南方黑烟缕缕，知日舰将至。海军提督丁汝昌传令，列阵作人字形 。“镇远 ”、“定远”两铁舰为人字之首 ，“ 靖远 ”、“ 来远 ”、“ 怀远 ”、“经远 ”、“致远 ”、“ 济远 ”、“ 超勇 ”、“ 扬威 ”、“广甲 ”、“ 广丙“及水雷船张人字之两翼。兼以号旗招鸭绿江中诸战船，悉出助战。俄而敌舰渐近，列阵作一字营，向华军猛扑，共十一艘。其巡洋船之速率，过于华军。转瞬间又易而为太极阵，裹人字于其中。华舰先开巨炮以示威。然距日船者九里，不中，宜也。炮声未绝，敌船麇至。与“定远 ”、“镇远”相去恒六里许，盖畏重甲而避重炮，且华炮之力不能及，日兵之弹已可至也。与人字阵末二舰相逼较近，欺炮略小，而甲略薄也。有顷，日舰圈入人字阵脚 ，“致远 ”、“经远 ”、“济远”三艘，皆被挖出圈外 。“致远”失群后，船身迭受重伤，势将及溺。其管带邓世昌，开足汽机，向日舰飞驰，欲撞与同沉，未至而已覆溺。舟中二百五十人，同时殉难。盖中日全役，死事者以邓君为最烈云。其同时被圈出之“经远”，船甫离群，火势陡发。管带林永升发炮以攻敌，激水以救火，依然井井有条。遥见一日舰似已受伤，即鼓轮追之。乃被放水雷相拒，闪避不及，遽被轰裂，死难者亦二百七十人。呜呼！惨矣！至管带“济远”之方伯谦，即七月间护送“高升”至牙山，途遇日舰，逃回旅顺者也。是日两阵甫交，方伯谦先挂本船已受重伤之旗，以告主将。旋因图遁之故，亦被日船划出圈外 。“致 ”、“经”两船与日苦战，方伯谦置而不顾，如丧家狗，遂误至水浅处。时“扬威”铁甲先已搁浅，不能转动 ，“济远”撞之，裂一大穴，遂以沉没 。“扬威”遭此横逆，死者百五十余人。方伯谦惊骇欲绝，飞遁入旅顺口。越日，李鸿章电令缚伯谦军前正法云。同时效方伯谦者，有“广甲”一舰，逃出阵外，未知其受伤与否，然以只防后追，不顾前路，遂误撞于岛石，为日军发水雷轰碎之。阵中自“经远 ”、“致远 ”、“扬威 ”、“超勇”沉，“济远 ”、“广甲”逃，与日舰支持者，仅七艘耳。是役也，日舰虽或受重伤，或遭小损，然未丧一艘。而华军之所丧，盖五船矣。
海军既在大东沟被夷，陆军亦在平壤同时失事。平壤为朝鲜要镇，西南东三面，均有大江围绕，北面则枕崇山，城倚山崖。城东江绕山南迤西而去，西北隅则无山无水，为直达义州之孔道。我军叶志超、聂桂林、丰升阿、左宝贵、卫汝贵、马玉昆六将，共统勇丁三十四营，自七月中会齐此地，皆李鸿章部下也。当中国之初发兵于牙山也，逼将聂士成曾建议，以为当趁日兵未入韩地之先，先以大兵渡鸭绿江，速据平壤，而以海军舰队扼仁川港口，使日本军舰不得逞，牙山□□之兵与北洋海军，既牵掣日军，然后以平壤大军，南袭韩城云云。李鸿章不能用。及七月二十九日，牙山败绩，此策遂废。虽然，日兵之入韩也，正当溽暑铄金之时，道路险恶狭隘，行军非常艰险。又沿途村里贫瘠，无从因粮。韩人素慑我威，所至供给，呼应灵动。其待日兵则反是。故敌军进攻平壤之际，除干粮之外，无所得食。以一匙之盐，供数日云。当此之时，我军若晓兵机，乘其劳惫，出奇兵以迎袭之，必可获胜。乃计不出此，惟取以主待客，以逸待劳之策，恃平壤堡垒之坚，谓可捍敌。此失机之大者也。李鸿章于八月十四日所下令，精神全在守局，而不在战局。盖中日全役，皆为此精神所误也。时，依李鸿章之部署，马玉昆率所部毅军四营，绕出江东，为犄角势；卫丰二军十八营，驻城江南岸；左军六营，守北山城上；叶聂两帅居城中。十二、三、四等日，日兵已陆续齐集平壤附近，互相挑战，彼此损伤不多。至十五日晚，敌部署已定。以右翼队陷大同江左岸桥里之炮台，更渡江以冲平壤之正面，而师团长本队为其后援，以左翼队自羊角岛下渡大同江，冲我军之右。十六日，在大同江岸与马军相遇剧战。敌军死伤颇多，炮台卒被陷。时左宝贵退守牡丹台，有七响之毛瑟枪及快炮等，鏖战颇力。敌军连发开花炮，宝贵负伤卒，兵遂大乱。午后四点半钟，叶志超急悬白旗，乞止战。是夜，全师纷纷宵遁，从义州、甑山两路为敌兵截杀，死者二千余人，平壤遂陷。是役也，李鸿章二十余年所练之兵，以劲旅自夸者略尽矣。中***备之弛，固久为外国所熟知。独淮军、奉军、正定练军等，素用洋操，鸿章所苦心经营者，故日本慑其威名，颇惮之。既战胜后，其将领犹言非始愿所及也。其所以致败之由。一由将帅? .冗非人，其甚者如卫汝贵克扣军饷、临阵先逃，如叶志超饰败为胜、欺君邀赏。以此等将才临前敌，安得不败？一由统帅六人，官职权限皆相等，无所统摄，故军势散涣，呼应不灵。盖此役为李鸿章用兵败绩之始，而淮军声名，亦从此扫地以尽矣。
久练之军，尚复尔尔，其它仓卒新募，纪律不谙，器械不备者，更何足道。自平壤败绩以后，庙算益飘摇无定，军事责任，不专在李鸿章一人。兹故不详叙之，仅列其将帅之重要者如下：
一、依克唐阿奉天将军满洲马队以光绪二十年八月派为钦差大臣。
二、宋庆提督新募军以光绪二十年○月派总统前敌各军。
三、吴大澄湖南巡抚湘军以光绪二十年十二月派为帮办军务大臣。
四、刘坤一两江总督湘军以光绪二十年十二月派为钦差大臣。
其余先后从军者，则有承恩公桂祥（慈禧太后之胞弟），副都统秀吉之神机营马步兵。按察使陈??，布政使魏光焘，道员李光久，总兵刘树元，编修曾广钧，总兵余虎恩，提督熊铁生等之湘军。按察使周馥，提督宗德胜等之淮军，副将吴元恺之鄂军，提督冯子材之粤勇。提督苏元春之桂勇，郡王哈沐之回兵，提督闪殿魁新募之京兵，提督丁槐之苗兵，侍郎王文铈、提督曹克忠奉旨调团练津胜军，某蒙员所带之蒙古兵，其间或归李鸿章节制，或归依克唐阿节制，或归宋庆节制，或归吴大澄节制，或归刘坤一节制，毫无定算，毫无统一。识者早知其无能为役矣。
九连城失，凤凰城失，金州失，大连湾失，岫岩失，海城失，旅顺口失，盖平失，营口失，登州失，荣城失，威海卫失，刘公岛失，海军提督丁汝昌以北洋败残兵舰降于日本，于是中国海陆兵力遂尽。兹请更将李鸿章生平最注意经营之海军，重列表，以志末路之感：
经远铁甲船沉黄海致远钢甲船同同超勇同同同扬威同火同捷顺水雷船夺大连湾失名同沉旅顺口外操江木质炮船夺丰岛冲来远铁甲船沉威海卫威远练习船同同福龙水雷船夺刘公岛外靖远钢甲船沉同定远铁甲船降刘公岛中镇江同同同平远同同同济远钢甲船同同威远木质船同同其余尚有康济湄云之木质小兵船，镇北镇边镇西船中之四蚊子船，又水雷船五，炮船三，凡刘公岛湾内或伤或完之船，大小二十三艘，悉为日有。其中复有广东水师之“广甲 ”、“广丙 ”、“广乙”三船，或沉或降。自兹以往，而北洋海面数千里，几乎无有中国之帆影轮声矣。
当中日战事之际，李鸿章以一身为万矢之的，几于身无完肤，人皆欲杀。平心论之，李鸿章诚有不能辞其咎者。其始误劝朝鲜与外国立约，昧于公法，咎一。既许立约，默认其自主，而复以兵干涉其内乱，授人口实，咎二。日本既调兵，势固有进无退，而不察先机，辄欲倚赖他国调停，致误时日，咎三。聂士成请乘日军未集之时，以兵直抵韩城以剿敌，而不能用，咎四。高升事未起之前，丁汝昌请以北洋海军先鏖敌舰而不能用，遂令反客为主，敌坐大而我愈危。综其原因，皆由不欲衅自我开，以为外交之道应尔，而不知当甲午五六月间，中日早成敌国，而非友邦矣。误以交邻之道，施诸兵机，咎五。鸿章将自解曰 ：“量我兵力不足以敌日本，故惮于发难也 。”虽然，身任北洋，整军经武二十年，何以不能一战？咎六。彼又将自解曰 ：“政府掣肘，经费不足也 。”虽然，此不过不能扩充已耳，何以其所现有者，如叶志超、卫汝贵诸军，素以久练著名，亦脆弱乃尔？且克减口粮，盗掠民妇之事，时有所闻，乃纪律而无之也。咎七。枪或苦窳，弹或赝物，弹不对枪，药不随械，谓从前管军械局之人皆廉明，谁能信之？咎八。平壤之役，军无统帅，此兵家所忌，李乃蹈之，咎九。始终坐待敌攻，致于人而不能致人，畏敌如虎，咎十。海军不知用快船快炮，咎十一。旅顺天险，西人谓以数百兵守之，粮食苟足，三年不能破，乃委之于所亲昵??冗忄匡怯之人，闻风先遁，咎十二。此皆可以为李鸿章罪者。若夫甲午九、十月以后，则群犬狂吠，筑室道谋，号令不出自一人，则责备自不得归于一点。若尽以为李鸿章咎，李固不任受也。
又岂惟不任受而已。吾见彼责李罪李者，其可责可罪，更倍蓰于李而未有已也。是役将帅无一人不辱国，不待言矣。然比较于百步五十步之间，则海军优于陆军，李鸿章部下之陆军，又较优于他军也。海军大东沟一役，彼此鏖战，五点余钟，西人观战者，咸啧啧称赞焉。虽其中有如方伯谦之败类，然余船之力斗者，固可以相偿，即敌军亦起敬也。故日本是役，惟海军有敌手，而陆军无敌手。及刘公岛一役，食尽援绝，降敌以全生灵，身殉以全大节。盖前后死难者，邓世昌、林泰增、丁汝昌、刘步蟾、张文宜，虽其死所不同，而咸有男儿之慨，君子愍之。诸人者，皆北洋海军最要之人物也。以视陆军之全无心肝者，何如也？陆军不忍道矣。然平壤之役，犹有左宝贵、马玉昆等一二日之剧战，是李鸿章部下之人也，敌军死伤相当云。其后欲恢复金州、海城、凤凰城等处，及防御盖平前后几度，皆曾有与日本苦战之事，虽不能胜，然固已尽力矣。主之者实宋庆，亦李鸿章旧部也。是固不足以偿叶志超、卫汝贵、黄仕林、赵怀业、龚照??等之罪乎？虽然，以比诸吴大澄之出劝降告示，未交锋而全军崩溃者何如，以视刘坤一之奉命专征，逗留数月不发者何如。是故谓中国全***旅皆腐败可也，徒归罪于李鸿章之淮军不可也。而当时盈廷虚骄之气，若以为一杀李鸿章，则万事皆了，而彼峨冠博带，指天画地者，遂可以气吞东海，舌撼三山，盖湘人之气慨，尤咻咻焉。此用湘军之议，所由起也。乃观其结局，岂惟无以过淮军而已，又更甚焉。嘻，可以愧矣。吾之为此言，非欲为淮军与李鸿章作冤词也。吾于中日之役，固一毫不能为李恕也。然特恶夫虚骄嚣张之徒，毫无责任，而立于他人之背后，摭其短长，以为快谈，而迄未尝思所以易彼之道，盖此辈实亡国之利器也。李固可责，而彼辈又岂能责李之人哉！
是役也，李鸿章之失机者固多，即不失机而亦必无可以幸胜之理。盖十九世纪下半纪以来，各国之战争，其胜负皆可于未战前决之，何也？世运愈进于文明，则优胜劣败之公例愈确定。实力之所在，即胜利之所在，有丝毫不能假借者焉。无论政治、学术、商务，莫不皆然，而兵事其一端也。日本三十年来，刻意经营，上下一心，以成节制敢死之劲旅，孤注一掷，以向于我。岂无所自信，而敢乃尔耶？故及其败，然后知其所以败之由，是愚人也。乃或及其败而犹不知其致败之由，是死人也。然则徒罪李鸿章一人，乌乎可哉？
西报有论者曰 ：“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已。乃至最可笑者，刘公岛降舰之役。当事者致书日军，求放还“广丙”一舰，书中谓此舰系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云云。各国闻者，莫不笑之。而不知此语实代表各省疆臣之思想者也。若是乎，日本果真与李鸿章一人战也。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自是而李鸿章兵事上之声誉终，而外交上之困难起。
清末民初梁启超撰，共十二章，分别记述了李鸿章的军事、外文、洋务诸事及其投闲生活、轶事琐闻等。梁氏为晚清学术大家，长于史识，而所记皆为耳闻目睹，故极具史料价值。该书版本甚多，现据民国《满清野史四编》本标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