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外交家之李鸿章下
三国代索辽东
中俄密约
李鸿章历聘欧洲任外交官时代
胶州之役
旅顺大连威海广州九龙之役
李鸿章出总署
十九世纪之末，有中东一役，犹十八世纪之末，有法国***也。法国***，开出十九世纪之欧罗巴，中东一役，开出二十世纪之亚细亚，譬犹红日将出，鸡乃先鸣，风雨欲来，月乃先晕，有识者所能预知也。当中日未战以前，欧人与华人之关系，不过传教、通商二事。及战后数年间，而其关系之紧密，视前者骤增数倍。至今日则中国之一举一动，皆如与欧人同体相属，欲分而不能分矣。此其故，由于内治之失政者半，由于外交之无谋者亦半。君子读十年来中外交涉史，不禁反面掩袖泪涔涔下也。战事之前，中国先求调停于英俄，此实导人以干涉之渐也。其时日人屡言：东方之事，愿我东方两国自了之，无为使他国参于其间。顾我政府蓄愤已甚，不能受也，惟欲嗾欧人以力胁日本。俄使回言，俄必出力，然今尚非其时。盖其处心积虑，相机以逞，固早有成算矣。乙未三月，李鸿章将使日本，先有所商于各国公使。俄使喀希尼曰 ：“吾俄能以大力拒日本，保全中国疆土，惟中国必须以军防上及铁路交通上之利便，以为报酬 。”李乃与喀希尼私相约束，盖在俄使馆密议者数日夜云。欧力东渐之机，盖伏于是。
马关定约，未及一月，而俄国遂有与德、法合议，逼日本还我辽东之事。俄人代我取辽，非为我计，自为计也。彼其视此地为己之势力范围，匪伊朝夕，故决不欲令日本得鼾睡于其卧榻之侧也。故使我以三十兆两，代彼购还辽东于日本之手，先市大恩于我，然后徐收其成。俄人外交手段之巧，真不可思议。而李鸿章一生误国之咎，盖未有大于是者。李鸿章外交之历史，实失败之历史也。还辽事毕，喀希尼即欲将前此与李私约者，提出作为公文，以要求于总署。值物议沸腾，皇上大怒，鸿章罢职，入阁闲居，于是暂缓其请，以待时机。丙申春间，有俄皇加冕之事，各国皆派头等公使往贺，中国亦循例派遣。以王之春尝充唁使，故贺使即便派之。喀希尼乃抗言曰 ：“皇帝加冕，俄国最重之礼也，故从事斯役者，必国中最著名之人，有声誉于列国者方可。王之春人微言轻，不足当此责，可胜任者，独李中堂耳 。”于是乃改派李为头等公使。喀希尼复一面贿通太后，甘诱威迫，谓还辽之义举，必须报酬，请假李鸿章以全权，议论此事。而李鸿章请训时，太后召见至半日之久。一切联俄密谋，遂以大定。李鸿章抵俄京圣彼得堡，遂与俄政府开议。喀希尼所拟草约底稿，及加冕之期已近，往俄旧都莫斯科，遂将议定书画押。当其开议也，俄人避外国之注目，不与外务大臣开议，而使户部大臣当其冲。遂于煌煌巨典，万宾齐集之时，行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而此关系地球全局之事，遂不数日而取决于樽俎之间矣。俄人外交手段之剽悍迅疾，真可羡可畏哉！时丙申四月也。
密约之事，其办订极为秘密，自中俄两国当事之数人外，几于无一知者。乃上海《字林西报》，竟于李鸿章历聘未归之时，得其密约原文，译录以登报上。盖闻以重金购之于内监云。中俄密约以前为一局面，盖近年以来列国之所以取中国者，全属新法：一曰借租地方也，二曰某地不许让与他国也，三曰代造铁路也。而其端皆自此密约启之。其第九条借租胶州湾，即后此胶、威、广、旅、大之嚆矢也。其第十条旅顺、大连不许让与他人，即各国势力范围之滥觞也。而铁路一端，断送祖宗发祥之地，速西伯利亚大路之成，开各国觊觎纷争之渐者，固无论矣。呜呼！牵一发，动全身，合九州，铸大错，吾于此举，不能为李鸿章恕焉矣。
或曰：此约由太后主之，督办军务处王大臣赞之，非鸿章本意云。虽然，莫斯科草约，定于谁氏之手乎？此固万无能为讳者也。自此约原文既登报章后，各国报馆，电书纷驰，疑信参半，无论政府民间，莫不惊心动色。鸿章游历欧洲时，各国交相诘问，惟一味支吾搪塞而已。其年七月，莫斯科画押之草约达北京，喀希尼直持之以与总署交涉。皇上与总署皆不知有此事，愕怒异常，坚不肯允。喀希尼复贿通太后，甘言法语，诱胁万端。太后乃严责皇上，直命交督办军务处速办，不经由总理衙门。西历九月三十日，皇上挥泪批准密约。
李鸿章之贺俄加冕也，兼历聘欧洲，皆不过交际之常仪。若其有关于交涉者，则定密约与议增税两事而已。中国旧税，则凡进口货物，值百抽五。此次以赔款之故，欲增至值百抽七五。首商诸俄国，俄允之。次商诸德、法，德、法云待英国取进止。既至英与宰相沙士勃雷提议，其时英与中国之感情甚冷落，且以中俄密约之故，深有疑于李鸿章，沙氏乃托言待商诸上海各处商人辞焉，此事遂无所成。
李之历聘也，各国待之有加礼，德人尤甚。盖以为此行，必将大购船炮枪弹，与夫种种通商之大利，皆于是乎在。及李之去，一无所购，欧人盖大失望云。李之至德也，访俾斯麦，其至英也，访格兰斯顿，咸相见甚欢，皆十九世纪世界之巨人也。八月，鸿章自美洲归国。九月十八日，奉旨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自兹以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七月，实为李鸿章专任外交时代，而此时代中，则德据胶州，俄据旅顺口、大连湾，英据威海卫、九龙，法据广州湾，实中国外交最多事最危险之时代也。
还辽之役，倡之者俄，而赞之者德、法也。俄人既结密约，得绝大无限之权利于北方，踌躇满志。法人亦于光绪二十二年春夏间，得滇、缅、越间之瓯脱地，又得广西镇南关至龙州之铁路。惟德国则寂寂未有所闻。二十三年春，德使向总理衙门索福建之金门岛，峻拒不许。至十月而胶州之事起。
是役也，德国之横逆无道，人人共见。虽然，中国外交官，固有不得辞其咎者。夫始而无所倚赖于人，则亦已耳，既有倚赖，则固不得不酬之。能一切不酬，则亦已矣，既酬甲酬乙，则丙亦宜有以酬之。三国还辽，而惟德向隅，安有不激其愤而速其变者？不特此也，中俄密约中声明将胶州湾借与俄人，是俄人所得权利，不徒在东三省，而直侵入山东也。方今列国竞争，优胜劣败之时，他国能无妒之？是德国所以出此横逆无道之举者，亦中国有以逼之使然也。岁十月，曹州教案起，德教士被害者二人。德人闻报，即日以兵船闯进胶州湾，拔华帜，树德帜，总兵章高元掳焉。警报达总署，与德使开议，德使海靖惟威吓恐喝，所有哀乞婉商者，一切拒绝。欲乞援他国，无一仗义责言为我讼直者。迁延至两月有余，乃将所要挟六事，忍气吞声，一一允许，即将胶澳附近方百里之地，租与德国九十九年，山东全省铁路矿务归德国承办等事是也。
胶事方了，旋有一重大之波澜起焉。初，李鸿章之定马关条约也，约以三年内若能清还，则一概免息，而前者所纳之息，亦以还我，又可省威海卫戍兵四年之费，共节省得银二千三百二十五万两。至是三年之期限将满，政府欲了此公案，议续借款于外国。二十三年十一月，俄人议承借此项，而求在北方诸省设铁路及罢斥总税务司赫德二事。英人闻之，立与对抗，亦欲承借此项，利息较轻，而所要求者：一、监督中国财政；二、自缅甸通铁路于扬子江畔；三、扬子江一带，不许让与他国；四、开大连湾为通商口岸；五、推广内地商务；六、各通商口岸皆免厘金。时总理衙门欲诺之，俄法两国，忽大反对，谓：若借英国款，是破列国均势之局也。日以强暴之言胁总署，总署之人，不胜其苦。正月，乃回绝各国，一概不借。而与日本商议，欲延期二十年摊还，冀稍纾此急难，不意日本竟不允许。当此之时，山穷水尽，进退无路，乃以赫德之周旋，借汇丰银行、德华银行款一千六百万磅，吃亏甚重，仅了此局。
胶州湾本为中俄密约圈内之地，今德国忽攫诸其怀而夺之，俄人之愤愤，既已甚矣，又遇有英、德阻俄借款一事，俄人暴怒益烈。于是光绪二十四年正二月间，俄国索旅顺、大连湾之事起。李鸿章为亲订密约之人，欲辨无可辨，欲诿无可诿，卒乃与俄使巴布罗福新结一约。将旅顺口、大连湾两处及邻近相连之海面租与俄国，以二十五年为期，并准俄人筑铁路从营口、鸭绿江中间接至滨海方便之处。
俄人既据旅顺、大连。英国借口于均势之局，遂索威海卫。时日本之赔款方清，戍兵方退，英人援俄例借租此港，二十五年为期，其条约一依旅顺、大连故事。时李鸿章与英使反复辨难，英使斥之曰 ：“君但诉诸俄使，勿诉诸我！俄使干休，我立干休 。”李无词以对焉，狼狈之情，可悯可叹。所承其半点哀怜者，惟约他日中国若重兴海军，可借威海卫泊船之一事而已。
至是，而中国割地之举，殆如司空见惯浑闲事矣。当俄、法与英为借款事冲突也，法人借俄之力要求广州湾，将以在南方为海军根据地。其时英国方迫我政府，开西江一带通商口岸，将以垄断利权。法人见事急，乃效德国故智，竟闯入广州湾，而后议借租之，以九十九年为期，中国无拒之之力，遂允所请。英国又援均势之说，请租借九龙以相抵制，其期亦九十九年。定议画押之前一日，李鸿章与英使窦纳乐抗论激烈，李曰：“虽租九龙，不得筑炮台于其山上 。”英使愤然拍案曰 ：“无多言。我国之请此地，为贵国让广州湾于法，以危我香港也。若公能废广州湾之约，则我之议亦立刻撤回 。”鸿章吞声饮泪而已，时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七日也。
至五月间，尚有英俄激急之一事起，即芦汉铁路与牛庄铁路事件是也。初盛宣怀承办芦汉铁路，于二十三年三月，与比利时某公司订定借款，约以本年西正月交第一次。及德占胶州后，该公司忽渝前盟，谓非改约，则款无所出。盛宣怀与李鸿章、张之洞等，商另与结约。而新结之约，不过以比利时公司为傀儡，而实权全在华俄银行之手。华俄银行者，实不啻俄国政府银行也。以此约之故，而黄河以北之地，将尽入俄国主权之内，而俄人西伯利亚之铁路，将以彼得堡为起点，以汉口为终点矣。英人大妒之，乃提议山海关至牛庄之铁路，归英国承办，将以横断俄国之项路。俄公使到总署，大争拒之。英俄两国，几于开战，间不容发，而皆以中国政府为磨心，万种难题，集于外交官数人之身。其时皇上方亲裁大政，百废俱举，深恨李鸿章以联俄误国，乃以七月二十四日诏鸿章，毋庸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于时，外交之风浪暂息，而李鸿章任外交官之生涯亦终矣。
西人之论曰 ：“李鸿章大手段之外交家也”，或曰 ：“李鸿章小狡狯之外交家也 。”夫手段狡狯，非外交家之恶德。各国并立，生存竞争，惟利是视。故西哲常言：个人有道德，而国家无道德。试观列国之所称大外交家者，孰不以手段狡狯得名哉？虽然，李鸿章之外交术，在中国诚为第一流矣，而置之世界，则瞠乎其后也。李鸿章之手段，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而所谓联者，又非平时而结之，不过临时而嗾之。盖有一种《战国策》之思想横于胸中焉。观其于法、越之役，则欲嗾英、德以制法；于中、日之役，则欲嗾俄、英以制日；于胶州之役，则又欲嗾俄、英、法以制德。卒之未尝一收其效，而往往因此之故，所失滋多。胶州、旅顺、大连、威海、广州湾、九龙之事，不得不谓此政策为之厉阶也。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泰西外交家，亦尝汲汲焉与他国联盟，然必我有可以自立之道，然后可以致人，而不致于人者。今日之中国，而言联某国联某国，无论人未必联我，即使联我，亦不啻为其国之奴隶而已矣，鱼肉而已矣。李鸿章岂其未知此耶？吾意其亦知之，而无他道以易之也。要之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以中国今日之国势，虽才十倍于李鸿章者，其对外之策，固不得不隐忍迁就于一时也，此吾所以深为李鸿章怜也。虽然，李鸿章于他役，吾未见其能用手段焉。独中俄密约，则其对日本用手段之结果也。以此手段，而造出后此种种之困难，自作之而自受之，吾又何怜哉！
清末民初梁启超撰，共十二章，分别记述了李鸿章的军事、外文、洋务诸事及其投闲生活、轶事琐闻等。梁氏为晚清学术大家，长于史识，而所记皆为耳闻目睹，故极具史料价值。该书版本甚多，现据民国《满清野史四编》本标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