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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大学》与《中庸》

2025-04-19 13:40 中国哲学常识

古代儒家的思想,有一层大困难。因为那些儒书,这里也是子曰,那里也是子曰。正如上海的陆稿荐,东也是,西也是,只不知哪一家是真陆稿荐[此不独儒家为然。希腊哲学亦有此弊。柏拉图书中皆以苏格拉底为主人。又披塔格拉(Pythagorag)学派之书,多称夫子曰]。我们研究这些书,须要特别留神,须要仔细观察书中的学说是否属于某个时代。即如《礼记》中许多儒书,只有几篇可以代表战国时代的儒家哲学。我们如今只用一部《大学》,一部《中庸》,一部《孟子》,代表西历前第四世纪和第三世纪初年的儒家学说。

《大学》一书,不知何人所作。书中有曾子曰三字,后人遂以为是曾子和曾子的门人同作的。这话固不可信。但是这部书在《礼记》内比那些《仲尼燕居》《孔子闲居》诸篇,似乎可靠。《中庸》古说是孔子之孙子思所作。大概《大学》和《中庸》两部书都是孟子、荀子以前的儒书。我这句话,并无他种证据,只是细看儒家学说的趋势,似乎孟子、荀子之前总该有几部这样的书,才可使学说变迁有线索可寻。不然,那极端伦常主义的儒家,何以忽然发生了一个尊崇个人的孟子?那重君权的儒家,何以忽然生出一个鼓吹民权的孟子?那儒家的极端实际的人生哲学,何以忽然生出孟子和荀子这两派心理的人生哲学?若《大学》《中庸》这两部书是孟子、荀子以前的书,这些疑问便都容易解决了。所以我以为这两部书大概是前四世纪的书,但是其中也不能全无后人加入的材料(《中庸》更为驳杂)。

《大学》和《中庸》两部书的要点约有三端,今分别陈说如下:

方法

《大学》《中庸》两部书最重要的在于方法一方面(此两书后来极为宋儒所推尊,也只是为此。程子论《大学》道: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朱子序《中庸》道:历选前圣之书,所以提挈纲维,开示蕴奥,未有若是其明且尽者也。可证)。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本末、终始、先后,便是方法问题。《大学》的方法是: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中庸》的方法总纲是: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篇》也有此语。诚之作思诚)。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

又说诚之之道: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

行的范围,仍只是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与《大学》齐家、治国、平天下,略相同。

《大学》《中庸》的长处只在于方法明白,条理清楚。至于那格物二字究竟作何解说?尊德性与道问学究竟谁先谁后?这些问题乃是宋儒发生的问题,在当时都不成问题的。

个人之注重

我从前讲孔门弟子的学说时,曾说孔门有一派把一个孝字看得太重了,后来的结果,便把个人埋没在家庭伦理之中。我竟不是一个我,只是我的父母的儿子。例如战陈无勇一条,不说我当了兵便不该如此,却说凡是孝子,便不该如此。这种家庭伦理的结果,自然生出两种反动:一种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如杨朱的为我主义,不肯损一毫利天下;一种是极端的为人主义,如墨家的兼爱主义,要视人之身若其身,视人之家若其家,视人之国若其国。有了这两种极端的学说,不由得儒家不变换他们的伦理观念了。所以《大学》的主要方法,如上文所引,把修身作一切的根本。格物、致知、正心、诚意,都是修身的工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修身的效果。这个身,这个个人,便是一切伦理的中心点。

《孝经》说: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大学》说: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两句自天子至于庶人的不同之处,便是《大学》的儒教和《孝经》的儒教大不相同之处了。

又如《中庸》说: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曾子说的大孝尊亲,其次弗辱,这是思事亲不可以不修身。这和《中庸》说的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恰相反。一是孝的人生哲学,一是修身的人生哲学。

《中庸》最重一个诚字。诚即是充分发达个人的本性。所以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这一句当与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三句合看。人的天性本来是诚的,若能依着这天性做去,若能充分发达天性的诚,这便是教,这便是诚之的工夫。因为《中庸》把个人看作本来是含有诚的天性的,所以他极看重个人的地位,所以说: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所以说: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所以说: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孝经》说: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

《孝经》的最高目的是要把父配天,像周公把后稷配天,把文王配上帝之类。《中庸》的至高目的,是要充分发达个人的天性,使自己可以配天,可与天地参。

心理的研究

《大学》和《中庸》的第三个要点是关于心理一方面的研究。换句话说,儒家到了《大学》《中庸》时代,已从外务的儒学进入内观的儒学。那些最早的儒家只注重实际的伦理和政治,只注重礼乐仪节,不讲究心理的内观。即如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似乎是有点内省的工夫了。及至问他省的什么事,原来只是为了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还只是外面的伦理,那时有一派孔门弟子,却也研究心性的方面。如王充《论衡本性篇》所说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论性情与周人世硕相出入。如今这几个人的书都不传了。《论衡》说: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善恶在所养。据此看来,这些人论性的学说,似乎还只和孔子所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话相差不远。若果如此,那一派人论性,还不能算得心理的内观。到了《大学》便不同了。《大学》的重要心理学说,在于分别心与意。孔颖达《大学疏》说:总包万虑谓之心,为情所忆念谓之意。这个界说不甚明白,大概心有所在便是意。今人说某人是何居心?也说是何用意?两句同意。大概《大学》的意字只是居心。《大学》说: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如今人说居心总要对得住自己,正是此意。这一段所说,最足形容我上文说的内观的儒学。

大凡论是非善恶,有两种观念:一种是从居心一方面(Attitude;Motive)立论,一种是从效果一方面(Effects;Consequences)立论。例如秦楚交战,宋牼说是不利,孟轲说是不义。义不义是居心,利不利是效果。《大学》既如此注重诚意,自然偏向居心一方面。所以《大学》的政治哲学说: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

又说:

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

这种极端非功利派的政治论,根本只在要诚意。

《大学》论正心,与《中庸》大略相同。《大学》说: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中庸》说: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大学》说的正,就是中庸说的中。但《中庸》的和,却是进一层说了。若如《大学》所说,心要无忿懥、无恐惧、无好乐、无忧患,岂不成了木石了。所以《中庸》只要喜怒哀乐发得中节,便算是和。喜怒哀乐本是人情,不能没有。只是平常的人往往太过了,或是太缺乏了,便不是了。所以《中庸》说:

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明行两字,今本皆倒置。今据北宋人引经文改正)

《中庸》的人生哲学只是要人喜怒哀乐皆无过无不及。譬如饮食,只是要学那知味的人适可而止,不当吃坏肚子,也不当打饿肚子。

《中国哲学常识》涵盖了从古代到近现代时期的百家哲学思想,以老子、庄子、孔子、孟子、朱子等圣哲为主线,在立足各哲学家经典著作的基础上,总结概括了其哲学思想的精髓。通过本书,读者不仅可以系统地了解中国经典哲学,也能清晰地感受胡适严谨的治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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