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法第十六
不法法则事毋常，法不法则令不行，令而不行，则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则修令者不审也。审而不行，则赏罚轻也。重而不行，则赏罚不信也。信而不行，则不以身先之也。故曰：“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闻贤而不举，殆。闻善而不索，殆。见能而不使，殆。亲人而不固，殆。同谋而离，殆。危人而不能，殆。废人而复起，殆。可而不为，殆。足而不施，殆。几而不密，殆。人主不周密，则正言直行之士危。正言直行之士危，则人主孤而毋内。人主孤而毋内，则人臣党而成群。使人主孤而毋内，人臣党而成群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过也。民毋重罪，过不大也；民毋大过，上毋赦也；上赦小过，则民多重罪，积之所生也。故曰：“赦出则民不敬，惠行则过日益”。惠赦加于民，而囹圄虽实，杀戮虽繁，奸不胜矣。故曰：“邪莫如蚤禁之”。赦过遗善，则民不励。有过不赦，有善不遗，励民之道，于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者事断者也”。君有三欲于民，三欲不节，则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求而不得，则威日损。禁而不止，则刑罚侮。令而不行，则下凌上，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则下不听”，下不听而强以刑罚，则为人上者众谋之矣，为人上而众谋之，虽欲毋危，不可得也。号令已出，又易之。礼义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颉之。刑法已错，又移之；如是，则庆赏虽重，民不劝也。杀戮虽繁，民不畏也。故曰：“上无固植，下有疑心。国无常经，民力必竭。数也。”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议自贵者。国毋怪严，毋杂俗，毋异礼，士毋私议，倨傲易令，错仪、画制、作议者，尽诛，故强者折，锐者挫，坚者破，引之以绳墨绳之以诛戮，故万民之心皆服而从上，推之而往，引之而来，彼下有立其私议自贵，分争而退者，则令自此不行矣。故曰：“私议立则主道卑矣。”况主倨傲易令，错仪画制，变易风俗，诡服殊说犹立。上不行君令，下不合于乡里，变更自为，易国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不牧之民，绳之外也，绳之外诛，使贤者食于能，斗士食于功。贤者食于能，则上尊而民从，斗士食于功，则卒轻患而傲敌，上尊而民从，卒轻患而傲敌，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而主安矣。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祸。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福。故赦者，奔马之委辔，毋赦者，痤睢之矿石也。爵不尊，禄不重者，不与图难犯危，以其道为未可以求之也。是故先王制轩冕，所以着贵贱不求其美。设爵禄，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观也。使君子食于道，小人食于力。君子食于道，则上尊而民顺。小人食于力，则财厚而养足。上尊而民顺，财厚而养足，四者备体，则胥足上尊时而王不难矣。文有三侑，武毋一赦。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后难，久而不胜其祸。法者先难而后易，久而不胜其福；故惠者民之仇雠也，法者民之父母也。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虽有过，亦不甚矣。明君制宗庙，足以设宾祀，不求其美。为宫室台榭，足以避燥湿寒暑，不求其大。为雕文刻镂，足以辨贵贱，不求其观；故农夫不失其时，百工不失其功，商无废利，民无游日，财无砥墆，故曰：“俭其道乎！”
令未布而民或为之，而赏从之，则是上妄予也；上妄予，则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操事于妄作。愚民操事于妄作，则大乱之本也。令未布而罚及之，则是上妄诛也；上妄诛则民轻生，民轻生则暴人兴，曹党起而乱贼作矣令已布而赏不从，则是使民不劝勉，不行制，不死节民不劝勉，不行制，不死节，则战不胜而守不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安矣。令已布而罚不及，则是教民不听，民不听，则强者立；强者立，则主位危矣；故曰：“宪律制度必法道，号令必着明，赏罚必信密，此正民之经也。凡大国之君尊，小国之君卑。大国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为之用者众也。”小国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为之用者寡也。”然则为之用者众则尊，为之用者寡则卑，则人主安能不欲民之众为己用也。使民众为己用奈何？曰：“法立令行”，则民之用者众矣。法不立，令不行，则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废者寡，则民不诽议；民不诽议，则听从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与其所废者钧，则国毋常经；国毋常经，则民妄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废者多，则民不听；民不听，则暴人起而奸邪作矣。计上之所以爱民者，为用之爱之也。为爱民之故，不难毁法亏令，则是失所谓爱民矣。夫以爱民用民，则民之不用明矣。夫至用民者，杀之危之，劳之苦之，饥之渴之，用民者将致之此极也，而民毋可与虑害己者。明王在上，法道行于国，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恶。故善用民者，轩冕不下儗，而斧钺不上因。如是，则贤者劝而暴人止；贤者劝而暴人止，则功名立其后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听上令；上令尽行，禁尽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转其力。推而战之，民不敢爱其死，不敢转其力，然后有功；不敢爱其死，然后无敌；进无敌，退有功，是以三军之众，皆得保其首领，父母妻子，完安于内；故民未尝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与大虑始。国无以小与不幸而削亡者，必主与大臣之德行失于身也，官职法制政教失于国也，诸侯之谋虑失于外也，故地削而国危矣。国无以大与幸而有功名者，必主与大臣之德行得于身也，官职法制政教得于国也，诸侯之谋虑得于外也，然后功立而名成。然则国何可无道？人何可无求？得道而导之，得贤而使之，将有所大期于兴利除害；期于兴利除害，莫急于身，而君独甚。伤也，必先令之失。人主失令而蔽，已蔽而劫，已劫而弑。凡人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故人君失势，则臣制之矣。势在下，则君制于臣矣；势在上，则臣制于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势在下也。在臣期年，臣虽不忠，君不能夺也。在子期年，子虽不孝，父不能服也。故春秋之记，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故曰：“堂上远于百里，堂下远于千里，门廷远于万里；”今灸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百里也。灸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千里也。灸者百日，万里之情通矣；门廷有事，期年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万里也；故请入而不出，谓之灭，出而不入，谓之绝。入而不至，谓之侵。出而道止，谓之壅。灭绝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政之有所不行也；故曰：“令重于宝，社稷先于亲戚，法重于民，威权贵于爵禄”，故不为重宝轻号令，不为亲戚后社稷，不为爱民枉法律，不为爵禄分威权，故曰：势非所以予人也。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是故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国，故正者所以止过而逮不及也。过与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则伤国一也。勇而不义，伤兵。仁而不法，伤正。故军之败也，生于不义。法之侵也，生于不正，故言有辩而非务者。行有难而非善者；故言必中务，不苟为辩。行必思善，不苟为难。规矩者，方圜之正也，虽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规矩之正方圜也；故巧者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圜。虽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故虽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废规矩而正方圜也。一曰，凡人君之德行威严，非独能尽贤于人也，曰人君也，故从而贵之，不敢论其德行之高卑。有故，为其杀生，急于司命也。富人贫人，使人相畜也。贵人贱人，使人相臣也；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君臣之会，六者谓之谋。六者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夺。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夺；故春秋之记，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六者在臣，则主蔽矣，主蔽者，失其令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谓之蔽，令出而不入，谓之壅。令出而不行，谓之牵。令入而不至，谓之瑕。牵、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令之有所不行也；此其所以然者，由贤人不至而忠臣不用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宝也，一曰，贤人不至，谓之蔽。忠臣不用，谓之塞。令而不行，谓之障。禁而不止，谓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贤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从上也，不从口之所言，从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则民轻死；上好仁，则民轻财；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则民不从，彼民不服法死制，则国必乱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
凡论人有要：矜物之人，无大士焉，彼矜者，满也；满者，虚也。满虚在物，在物为制也，矜者，细之属也。凡论人而远古者，无高士焉。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无智士焉。德行成于身而远古，卑人也。事无资，遇时而简其业者，愚士也。钓名之人，无贤士焉。钓利之君，无王主焉。贤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贤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明君公国一民以听于世。忠臣直进以论其能。明君不以禄爵私所爱，忠臣不诬能以干爵禄。君不私国，臣不诬能，行此道者，虽未大治，正民之经也。今以诬能之臣，事私国之君，而能济功名者，古今无之。诬能之人易知也。臣度之先王者。舜之有天下也，禹为司空，契为司徒，皋陶为李，后稷为田，此四士者，天下之贤人也，犹尚精一德。以事其君；今诬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贤之能，自此观之，功名之不立，亦易知也；故列尊禄重，无以不受也。势利官大，无以不从也。以此事君，此所谓诬能篡利之臣者也。世无公国之君，则无直进之士；无论能之主，则无成功之臣。昔者三代之相授也，安得二天下而杀之，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废也。兵当废而不废，则古今惑也。此二者不废，而欲废之，则亦惑也。此二者，伤国一也。黄帝唐虞，帝之隆也，资有天下，制在一人；当此之时也，兵不废；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顺，而求废兵，不亦难乎？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患，国治而民务积，此所谓擅也。动与静，此所患也；是故明君审其所擅，以备其所患也。猛毅之君，不免于外难；懦弱之君，不免于内乱。猛毅之君者轻诛，轻诛之流，道正者不安。道正者不安，则材能之臣亡去矣，彼智者知吾情伪，为敌谋我，则外难自是至矣。故曰：“猛毅之君，不免于外难”。懦弱之君者重诛，重诛之过，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则群臣比周，群臣比周，则蔽美扬恶；蔽美扬恶，则内乱自是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于内乱”。明君不为亲戚危其社稷，社稷戚于亲。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不为重宝分其威，威贵于宝。不为爱民亏其法，法爱于民。
战国时齐国稷(ji)下学者著作的总集。其中亦有汉代附益的部分，托名春秋时齐国管仲所著。大体成书于战国末期至汉初。共24卷，西汉刘向校定为86篇，今存76篇。该书内容庞杂，包含有儒、道、法、名、兵、农、纵横、阴阳各家思想及天文、舆地、历数、经济和农业等方面的知识。但以管仲为代表的齐法家思想为主。书中提出了“水”和“气”是万物本原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认为天就是自然界，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提出“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的观点;认为掌握了自然界的规律，做事就会成功。同时强调法治的作用，把法看作最高准则;认为治民之本，在于治令，“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法令明而赏罚之所立者当”。对井田制也进行了批判，提出实行实物地租和按地质量的好坏分等征税的主张;强调治国的任务是发展生产，提倡发展盐、铁、矿产、森林、商业、水利、土壤等经济事业。该书中的《轻重》等篇是中国古代典籍中阐述经济问题篇幅较多的著作，对生产、分配、交易、消费和财政等问题均有所论述，价值尤大。有关《管子》的研究著作主要有：唐贺知章《管子注》、辽刘绩《管子补注》、俞樾《管子平议》、近人章炳麟《管子余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