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第四十八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粟多也；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事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则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矣。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者也，而上徵暴急无时，则民倍贷以给上之徵矣。耕耨者有时，而泽不必足，则民倍贷以取庸矣。秋籴以五，春粜以束，是又倍贷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于民者四。关市之租，府库之徵，粟什一，厮舆之事，此四时亦当一倍贷矣。夫以一民养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无积也。常山之东，河汝之闲，蚤生而晚杀，五谷之所蕃庸也，四种而五获，年中亩二石，一夫为粟二百石；今也仓廪虚而民无积，农夫以粥子者，上无术以均之也。故先王使农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终岁之利，无道相过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则田垦，奸巧不生；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奸巧不生，则民治而富，此王之道也。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归也；粟也者，财之所归也；粟也者，地之所归也；粟多则天下之物尽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参徙成国；舜非严刑罚，重禁令，而民归之矣，去者必害，从者必利也。先王者，善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之民归之。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虽变俗易习，敺众移民，至于杀之，而民不恶也，此务粟之功也。上不利农，则粟少；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轻家则易去；易去则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则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则战不必胜，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战不必胜，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由不利农，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涂，治国之道也。
战国时齐国稷(ji)下学者著作的总集。其中亦有汉代附益的部分，托名春秋时齐国管仲所著。大体成书于战国末期至汉初。共24卷，西汉刘向校定为86篇，今存76篇。该书内容庞杂，包含有儒、道、法、名、兵、农、纵横、阴阳各家思想及天文、舆地、历数、经济和农业等方面的知识。但以管仲为代表的齐法家思想为主。书中提出了“水”和“气”是万物本原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认为天就是自然界，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提出“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的观点;认为掌握了自然界的规律，做事就会成功。同时强调法治的作用，把法看作最高准则;认为治民之本，在于治令，“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法令明而赏罚之所立者当”。对井田制也进行了批判，提出实行实物地租和按地质量的好坏分等征税的主张;强调治国的任务是发展生产，提倡发展盐、铁、矿产、森林、商业、水利、土壤等经济事业。该书中的《轻重》等篇是中国古代典籍中阐述经济问题篇幅较多的著作，对生产、分配、交易、消费和财政等问题均有所论述，价值尤大。有关《管子》的研究著作主要有：唐贺知章《管子注》、辽刘绩《管子补注》、俞樾《管子平议》、近人章炳麟《管子余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