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鼓篇第四十六
或难曰：攻社谓得胜负之义，未可得顺义之节也。人君父事天，母事地。母之党类为害，可攻母以救之乎？以政令失道阴阳缪戾者，人君也。不自攻以复之，反逆节以犯尊，天地安肯济？使湛水害伤天，不以地害天，攻之可也。今湛水所伤，物也。万物于地，卑也。害犯至尊之体，于道违逆，论《春秋》者，曾不知难。案雨出于山，流入于川，湛水之类，山川是矣。大水之灾，不攻山川。社，土也。五行之性，水土不同。以水为害而攻土，土胜水。攻社之义，毋乃如今世工匠之用椎凿也？以椎击凿，令凿穿木。今傥攻土，令厌水乎？且夫攻社之义，以为攻阴之类也。甲为盗贼，伤害人民，甲在不亡，舍甲而攻乙之家，耐止甲乎？今雨者，水也。水在，不自攻水，而乃攻社。案天将雨，山先出云，云积为雨，雨流为水。然则山者，父母；水者子弟也。重罪刑及族属，罪父母子弟乎？罪其朋徒也？计山水与社，俱为雨类也，孰为亲者？社，土也。五行异气，相去远。
殷太戊桑谷俱生。或曰高宗。恐骇，侧身行道，思索先王之政，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明养老之义，桑谷消亡，享国长久。”此说《春秋》〔者〕所共闻也。水灾与桑谷之变何以异？殷王改政，《春秋》攻社，道相违反，行之何从？周成王之时，天下雷雨，偃禾拔木，为害大矣。成王开金滕之书，求索行事周公之功，执书以泣遏，雨止风反，禾、大木复起。大雨久湛，其实一也。成王改过，《春秋》攻社，两经二义，行之如何？
月令之家，虫食谷稼，取虫所类象之吏，笞击僇辱以灭其变。实论者谓之未必真是，然而为之，厌合人意。今致雨者，政也、吏也，不变其政，不罪其吏，而徒攻社，能何复塞？苟以为当攻其类，众阴之精，月也，方诸乡月，水自下来，月离于毕，出房北道，希有不雨。月中之兽，兔、蟾蜍也。其类在地，螺与蚄也。月毁于天，螺、蚄舀缺，同类明矣。雨久不霁，攻阴之类，宜捕斩兔、蟾蜍，椎被螺、蚄，为其得实。蝗虫时至，或飞或集。所集之地，谷草枯索。吏卒部民，堑道作坎，榜驱内于堑坎，杷蝗积聚以千斛数。正攻蝗之身，蝗犹不止。况徒攻阴之类，雨安肯霁？
《尚书》《大传》曰：“烟氛郊社不修，出川不祝，风雨不时，霜雪不降，责于天公。臣多弑主，孽多杀宗，五品不训，责于人公。城郭不缮，沟池不修，水泉不隆，水为民害，责于地公。”王者三公，各有所主；诸侯卿大夫，各有分职。大水不责卿大夫而击鼓攻社，何〔如〕？不然，鲁国失礼，孔子作经，表以为戒也。公羊高不能实，董仲舒不能定，故攻社之义，至今复行之。使高尚生，仲舒未死，将难之曰：“久雨湛水溢，谁致之者？使人君也，宜改政易行以复塞之。如人臣也，宜罪其人以过解天。如非君臣，阴阳之气偶时运也，击鼓攻社，而何救止？《春秋》说曰：“人君亢阳致旱，沈溺致水。”夫如是，旱则为沈溺之行，水则为亢阳之操，何乃攻社？攻社不解，硃丝萦之，亦复未晓。说者以为社阴、硃阳也，水阴也，以阳色萦之，助鼓为救。夫大山失火，灌以壅水，众知不能救之者，何也？火盛水少，热不能胜也。今国湛水，犹大山失火也；以若绳之丝，萦社为救，犹以壅水灌大山也。
原天心以人意，状天治以人事。人相攻击，气不相兼，兵不相负，不能取胜。今一国水，使真欲攻阳，以绝其气，悉发国人操刀把杖以击之，若岁终逐疫，然后为可。楚、汉之际，六国之时，兵革战攻，力强则胜，弱劣则负。攻社一人击鼓，无兵革之威，安能救雨？夫一旸一雨，犹一昼一夜也；其遭若尧、汤之水旱，犹一冬一夏也。如或欲以人事祭祀复塞其变，冬求为夏，夜求为昼也。何以效之？久雨不霁，试使人君高枕安卧，雨犹自止。止久至于大旱，试使人君高枕安卧，旱犹自雨。何则？〔阳〕极反阴，阴极反〔阳〕。故夫天地之有湛也，何以知不如人之有水病也？其有旱也，何以知不如人有瘅疾也？祷请求福，终不能愈，变操易行，终不能救；使医食药，冀可得愈；命尽期至，医药无效。
尧遭洪水，《春秋》之大水也，圣君知之，不祷于神，不改乎政，使禹治之，百川东流。夫尧之使禹治水，犹病水者之使医也。然则尧之洪水，天地之水病也；禹之治水，洪水之良医也。说者何以易之？攻社之义，于事不得。雨不霁，祭女娲，于礼何见？伏羲、女娲，俱圣者也。舍伏羲而祭女娲，《春秋》不言。董仲舒之议，其故何哉？夫《春秋经》但言“鼓 ”，岂言攻哉？说者见有“鼓”文，则言攻矣。夫鼓未必为攻，说者用意异也。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攻之，可也。”攻者，责也，责让之也。六国兵革相攻，不得难此，此又非也。以卑而责尊，为逆矣。或据天责之也？王者母事地，母有过，子可据父以责之乎？下之于上，宜言谏。若事，臣子之礼也；责让，上文礼也。乖违礼意，行文如何？故警戒下也。必以伐鼓为攻此社，此则钟夫礼以鼓助号呼，明声响也。古者人君将出，撞钟击鼓，声鼓鸣攻击上也。
大水用鼓，或时再告社，阴之太盛，雨湛不霁。阴盛阳微，非道之宜，口祝不副，以鼓自助，与日食鼓用牲于社，同一义也。俱为告急，彰阴盛也。事大而急者用锺鼓，小而缓者用铃{.狄}，彰事告急，助口气也。大道难知，大水久湛，假令政治所致，犹先告急，乃斯政行。盗贼之发，与此同操。盗贼亦政所致，比求阙失，犹先发告。鼓用牲于社，发觉之也。社者，众阴之长，故伐鼓使社知之。说鼓者以为攻之，故攻母逆义之难，缘此而至。今言告以阴盛阳微，攻尊之难，奚从来哉？且告宜于用牲，用牲不宜于攻。告事用牲，礼也；攻之用牲，于礼何见？硃丝如绳，示在旸也。旸气实微，故用物微也。投一寸之针，布一丸之艾于血脉之蹊，笃病有瘳。硃丝如一寸之针、一丸之艾也？吴攻破楚，昭王亡走，申包胥间步赴秦，哭泣求救，卒得助兵，却吴而存楚。击鼓之人，〔诚〕如何耳；使诚若申包胥，一人击得。假令一人击鼓，将耐令社与秦王同感，以土胜水之威，却止云雨。云雨气得与吴同恐，消散入山，百姓被害者，得蒙霁晏，有楚国之安矣。迅雷风烈，君子必变，虽夜必兴，衣冠而坐，惧威变异也。
夫水旱，犹雷风也，虽运气无妄，欲令人君高枕幄卧，以俟其时，无恻怛忧民之心。尧不用牲，或时上世质也。仓颉作书，奚仲作车，可以前代之时无书、车之事，非后世为之乎？时同作殊，事乃可难；异世易俗，相非如何？俗图画女娲之象为妇人之形，又其号曰“女”。仲舒之意，殆谓女娲古妇人帝王者也。男阳而女阴，阴气为害，故祭女娲求福佑也。传又言：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女娲消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之足以立四极。仲舒之祭女娲，殆见此传也。本有补苍天、立四极之神，天气不和，阳道不胜，傥女娲以精神助圣王止雨湛乎！
东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文学批评家王充撰著的一部哲学著作。三十卷，八十五篇。其中《招致篇》已亡，实存八十四篇，共二十余万言。作者因感于“伪书俗文，多不诚实”(《自纪》)，乃用三十余年撰成此书。内容涉及到哲学、政治、宗教、文化等各方面的重要问题。在宇宙观上，认为“元气”是天地万物的原始物质基础，认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以自然界的自然规律代替神学理论;在认识论上，批判了唯心主义宣传的“圣人生而知之”先验论，强调学用一致，博览古今;在人性论上，主张性有善恶，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在形神关系上，提出精气必须依赖于形体，形体死亡，知觉即告停止的观点，批判了谶讳迷信的思想;在历史观上，反对崇古非今，提出了“汉高于商”的发展进化思想;在学派关系上，对孔、孟、荀、墨、名、法、道、阴阳诸家，以及汉代儒士、道教和迷信思想，均有批判。此外，书中还有许多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因为本书是一部具有强烈战斗性的论著，所以它一问世，就被统治阶级斥为“异端邪说”，长期受到埋没，宋明以后才渐受重视。王充对西汉经学的“天人感应”和当时“谶讳迷信”的神学思想进行全面挑战，特别是他开创了元气自然论的朴素唯物主义新阶段，对中国古代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时代和科学认识水平的限制，使他在社会历史观上仍然认为人的贵贱寿夭，国家的治乱安危，都受到“时数”的支配。这种唯心主义的命定论，自然会在本书中有所反映。本书明清以来版本颇多。今有上海人民出版社公元1974年出版的以通津堂本为底本的校勘本。注释有刘盼遂《论衡集解》(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极便读者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