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记
中国诗里可以说有两个传统，一个是由三百篇以来的民间诗歌的传统；这个传统二千年来从未断绝，它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的生活，从民间产生的艺术创作的传统。另一个就是文人诗的传统，这是过去的中国文学史里所讲的主要内容。但这二者之间是有关系和有联系的。鲁迅先生说：歌、诗、词、曲，我以为原是民间物，文人取为己有，越做越难懂，弄得变成僵石，他们就又去取一样，又来慢慢的绞死它。（《鲁迅书简》致姚克第十七信）就文学史的源流演变考察，鲁迅先生这话是完全正确的。民间文学的内容极其丰富生动，因为人民的生活和语言本身就是生动丰富的；而这也就是传统的文人所以要模仿它的原因。但民间文学也有它的难以避免的缺点；因为封建社会里的人民还没有可能掌握文化这一武器，因此民间作品也就很少集中和提高的机会，所以里巷歌谣的发展进步的情形就比较缓慢，艺术就比较粗糙；但这些都掩盖不了它那内容上的丰富与光彩。在文人开始向一种民间诗体拟作或学习的时候，他的作品立刻就会从民间文学中吸收到多量的健全的血液，使他的作品显得异常光辉生色。又因为文人是有一些文化知识的教养的，因之当他开始拟作或学习民间文学而还没有到越做越难懂的时候，他是可以给民间文学以一定的集中和提高的。我们文学史上有许多著名的诗人，他们所以能有伟大成就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直接（从歌谣）或间接（从保存下来的乐府诗）从民间文学中汲取了丰富的健康的营养；屈原这样，曹子建这样，杜甫、白居易，无不如此。***说：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的矿产，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它们使一切加工形态的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加工形态的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里清楚地说明了民间文学的宝贵价值，和以民间文学的健康特色为基本内容的加工后的文学作品的价值。
就中国诗说，诗经是一部很早的民间诗歌的总集，是有极高的文学价值的；但自被儒家奉为经典以后，对汉以后诗歌的影响远不如乐府诗的力量大。我同意本书著者余冠英先生的看法：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虽然早就表现在诗经，但是构成一个传统，却是汉以后的事，不能不归功于汉乐府。（《〈乐府诗选〉序》）唐宋人所盛称的汉魏风骨，白居易很佩服杜甫的三吏三别一类社会诗，而把他自己做的社会诗叫做新乐府，都是指乐府诗中的那种健康的人民性说的。以后北朝乐府的直率爽朗的风格，南朝新声杂曲的爱情描写，都给了后来的诗人和诗以很大的影响。因此研究中国诗，就不能不特别注重乐府诗的这个传统，和它所给予文人诗的伟大影响。
余冠英先生是研究乐府诗的专家，并由此旁及而对汉魏以来的文人诗也有很精湛的研究；多年来他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及汉魏六朝诗等课程，课余之暇，常发表一些有研究心得的文章；现在就把有关汉魏六朝诗的一部分，编为这一本书。其中《〈乐府诗选〉序》一篇是他为郑振铎先生主编的《中国古典文艺丛书》中《乐府诗选》一书所写的序文，文中说明了他对乐府诗的估价和看法，而这看法是贯串在本书的各篇文章中的，因此也不妨视为本书的总序。以下六篇，是解释诗句的含义和歌辞的分合等问题的；问题虽似不大，但了解意义是研究或阅读诗歌的初步工作，实际是非常重要的。乐府诗中的词句本来有许多很难解，特别是汉乐府；以前虽也有些人做过解释训诂的工作，但大都是采用汉人解经的传统办法，注重出处训诂，而对诗意和乐府诗的精神却每多忽略；他解释的态度既不似训诂家之穿凿附会，也不似一些人不求甚解式的以意逆志，他能本着乐府诗的精神别求新解，使诗焕然生色，而又言必有据，从历史和诗本身来证明这解释的真确。譬如公输与鲁班一句诗（《玉台新咏》古诗八首中之第六首），以前人只用力考证公输与鲁班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作者也考证过了，但他却解释说：公输与鲁班可以分指两个人但公输与鲁班这句诗却不一定非照此解释不可。它的语气虽似指着两个人，意思还是指一个。这样的句法不仅有加重语气的效果，还有些诙谐意味，可以见出民间文学的活泼性。他还举了一些证据，说明这样解释不只是可喜的，而且是可信的。其余有两篇论文人诗的，蔡琰和曹植，都是和汉乐府渊源很深的人物。论蔡琰一文虽专在考订悲愤诗的真伪问题，但他相信五言悲愤诗一首是蔡琰所作，似乎与乐府诗风格的比较也是促成作者立论的一因。曹植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由他的诗中正可看出乐府对文人诗的伟大影响来。《乐府诗集作家姓氏考异》与《七言诗起源新论》两文是有关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文章，不属于论诗的范围；但《乐府诗集》一书是收罗乐府诗最完备的书籍，这种细致的考订工作是会对爱好乐府诗的人有帮助的，因此也收在这里。这篇文章是沿用了考订文字的传统格式写的，作者用了文言，只是为了体例的方便。在《七言诗起源新论》一文里，作者考订七言诗的来源是民间歌谣，体制上的一切特点都可在民间歌谣里找到根源，正可见出作者平日治学一贯重视民间文学传统的精神。他和李嘉言先生讨论七言诗起源的文章也有助于这问题的阐明，因此也一并编在后面。从本书的各篇文章中，读者是会对乐府诗有更进一步的认识的。
余冠英先生于本年十月底到中南区参加土改去了，需时约四个月，因与书局已有交稿成议，他又来不及亲自编定，因此嘱我代为编排一下，并略加题记。他这些文字在发表的当时我就全读过，平日也常在一起讨论这一类问题，因此就毅然答应下了。但如果在编排次序上或序文介绍中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那是应该由我来负责的。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日王瑶于北京清华大学
古诗论著。今人余冠英著。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收录作者自1926年至1951年所写的有关汉魏六朝文学的研究论文共十一篇,重点是乐府诗的介绍与研究。《乐府诗集作家姓氏考异》是收在本书中写作年代最早的一篇。作者曾用涵芬楼影印汲古阁本与其他总集并各史志、专集、类书等校读通行本《乐府诗集》,校出许多文字异同及章节编次谬误。本书第一篇是《乐府诗选序》,论述乐府诗的搜集、保存与流传情况,辨析乐府诗的特点,评价汉魏乐府诗的价值。另有六篇专论乐府诗的形式特征和词句篇章上的问题,如《乐府歌辞的拼凑和分割》,离析八种类型,具体考察乐府诗的拼合方式。《汉魏诗里的偏义复词》例举偏义复词十七例,用以续补黎锦熙、刘盼遂等人未尽之处。《说〈公输与鲁班〉》和《说〈小子无官职,衣冠仕洛阳〉》两文,不仅援引古例,而且还征引今例,指明汉魏诗歌中常见的修辞现象。《吴声歌曲里的男女赠答》对古代民歌作了系统的归类工作,为研究民歌的兴起及传播提供了很大便利。《谈〈西州曲〉》具体而微地分析了这篇作品的句法与结构特点,从而得出与时贤不尽相同的新见。《论蔡琰〈悲愤诗〉》与《建安诗人代表曹植》两篇论述乐府民歌对文人创作的影响。最末一篇是《七言诗起源新论》,认为七言诗体源于民间歌谣。这一论点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此书本着乐府诗的精神别求新解,并能做到言必有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