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现代日本
现代日本独具一格，不仅在这个时代是这样，在整部世界史上也是如此。日本把一些元素融合在一起，大多数欧洲人会觉得这些元素根本放不到一起。而且，日本不落窠臼，落实了一项计划，其新奇独到之处很难在人类历史上找得见。现在的日本几乎就是1867年明治维新领袖心目中的样子。许多大事件发生，全球前所未见：美国崛起，俄国衰退，中国建立共和制，第一次世界大战把欧洲震动得七零八落。但在这些变化发生的前前后后，在明治时代之初，日本政治领袖就沿着自己的路往前走，而日本举国上下都跟在这些领袖后面，愈发坚定忠实。日本领导人及其追随者心中只有一个目标：巩固、扩张日本帝国。为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创造了一种新型政策，把赋予现代美国与布匿战争期间古罗马的力量之源结合在一起，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物料组织形式、科学知识与《圣经约书亚记》中希伯来的人生观融汇为一体。
1867年以来日本发生的巨变让人惊叹。人们有理由为之惊叹。但更让人惊叹的是，日本人学了那么多的知识，生活方式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日本的宗教和伦理道德却没发生多大变化。还有一点，日本发生的变化本来应该朝着大家期待的方向发展，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科学本应该让人更理智，但科学知识在日本传播的同时，人们对天皇愈发崇拜，鲜明体现了日本文化与时代潮流不相一致的特征。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政治理论来看，日本这个国家非常有趣。日本的东西结合极为奇特。从表面上来看，日本更像是东方。但在国民效率方面，又完完全全是西方。东西方元素到底在日本融合了多少让人怀疑。日本人兴奋之中含着紧张，暗示他们的生活方式有点刻意而为，且不乏压力，但这有可能只是一种暂时现象。
纵观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政治，可以看到两股脉络。一股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相似；另一股从封建时代沿袭而来，更像是1745年前发生在苏格兰高地上的政治。我本无意叙述日本现代史，只想对主导日本大事件和运动的力量予以大致描述。这样的阐示不无必要。关于日本政治，好书很多。其中要数麦克拉伦（McLaren）的《明治时代18671912年的日本政治史》（Political History of Japan during the Meiji Era 1867-1912，乔治艾伦与昂温出版社1916年出版）最为详实丰富。关于明治时代早期日本风貌，当然要数拉夫卡迪奥赫恩（Lafcadio Hearn）的书最有价值，书名是《诠释日本》（Japan, An Interpretation）。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开始意识到，在让人耳目一新的樱花背后，隐藏着日本国民品格的阴暗面。我对樱花没有什么好说的。我到日本时，樱花还没有开放。
1867年前的日本是一个封建氏族联邦，中央政权握在将军手中。将军本人就是氏族头领，但对其他氏族中权力比他更大的人没有绝对支配权。将军一变，日本历史就改朝换代。但自17世纪以来，一直是德川氏族成员担任幕府将军。在整个德川幕府时代，除去执政前期以外，日本处于封闭状态，不对外交流，仅和荷兰人开展受到严格限制的贸易。现代伊始，发生了两个变化。第一，强制性放开对西方贸易；第二，幕府从德川氏族手中转到萨摩和长州两个氏族那里。今天依然是这两个氏族行使幕府将军职权。不了解日本统治力量及其在幕藩制度下的根系，就不可能理解日本、日本政治，以及种种可能情况。因此，我准备先阐明日本国内时局发展状况，随后再谈谈日本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
从名义上来说，1867年发生的事情是：天皇重新执掌权力。而在此之前，自12世纪末以来，将军势头完全盖过天皇。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天皇似乎一直被普通老百姓尊为圣人。但在各种事务中，天皇没有发言权，不受将军待见，如果行为不端，还有遭罢黜之险，而且常常得不到资金扶持，生活极端贫困。
这样一个皇室中人因为无足轻重，在日本早期对外交流期间，耶稣会修士很少有人知道日本竟然还有皇帝。在他们眼中，日本天皇似乎相当于罗马教皇。区别仅仅在于，日本天皇无意于现世权力。荷兰作家也一样，习惯把将军称作陛下。每年他们会从长崎港内的出岛旅行到江户。沿途只有京都，也就是天皇居住的地方，能让他们自由走动。这种特权很可能是德川幕府授予的，目的是让外国人知道皇室地位有多轻。马休佩里曾给江户的将军送去了一封美国总统写给日本天皇的亲笔信。西方列强派驻的大使中没有一个在与江户权威打交道时，会怀疑自己偏离了权位中心。
有鉴于此，要弄清幕府与皇室之间的关系，必须另找解释，不能仅凭据日本官方正史。因为正史是这样写的：纵观日本历史，皇位神授[1]。
简要来说，最终发生的事情似乎是由几种很不相同的力量混合而成。看古书的人发现，天皇在10世纪时握有实权，因此希望恢复古制旧风。也有一些爱国人士看到将军向白人屈服，还跟他们签订商业条约，感觉很恼火。还有一些西部氏族，从来都不愿对将军言听计从。我们再从麦克拉伦著作第33页引用一段话：
光复皇权的运动与大国沙文主义，或者说强烈的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可用尊皇攘夷这一表达来总结。这一说法似乎表明，荷兰学者引介外国科学成就、启发日本民智的做法让人厌恶，但也不能据此草草下结论。因为，攘夷这一口号直接针对的是佩里及其他外国列强派出的使节。而且这个口号并不表示日本人不愿学习外国在武器或军事策略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实际上，在1853年前很多年里，萨摩、长州以及西部其他氏族一直忙于生产制造枪支，演练枪法。他们特意将学习欧洲科学的日本学生的发现用于实践，挺立在明治维新的潮头浪尖。
这一段话点明了激发现代日本一直走到今天的那种精神。
明治维新是一场保守甚至是带有反动性质的运动，这跟西方惯有的认识不一样。默多克教授在其权威著作《日本史》中这样写道[2]：
时局发展迅速，让人吃惊。在解释这种情况时，欧洲多数作家和评论人犯了很大的错误。就连他们中间那些很有思想见地的人在解答这一未解之谜时，也用的是模仿这种很肤浅的说法。但日本人保留了自己的社会组织单位。我们西方以单个的人为社会组织单位，而日本以家庭为单位。此外，日本的中央和地方行政管理体制虽然和欧洲制度有相似之处，但并不是靠模仿、借用、改造得来。这种相似只是偶然现象。1868年，日本政治家推翻德川幕府政权。1871年废除幕藩体制。得知民众希望建立一种新的行政管理机器时，这些政治家没有去欧洲找模型，而是回顾本国11、12世纪的历史，重新启动藤原镰足和幕客在645年以天才构思创造出的行政管理机器，随后又花了五六十年的时间进行补充、强化、组织。今天，日本的十大臣内阁、大臣管理的各省及其官员是中国八部的现代翻版。这样的组织形式早在7世纪就已确定现有行政体系的确是舶来品，但既不是在几十年前借用或改造来的，也不是借用或改造欧洲体制。现有体系可追溯到久远的古代，复兴过来是为了一解现代燃眉之急。
结果是，萨摩和长州两氏族控制了天皇，抬高其地位，使之成为抵抗外国人的象征（将军曾与外国人签订条约，不得人心），倡导民族主义，得到全国民众的支持。在几位精明强干的领导人推动下，日本批准了一项政策，并持续贯彻实施，把自己的国家从西方贪欲下无助的牺牲品变成了世界强国。在此期间，日本废除幕藩体制，赋予中央政府无限权力，创建强大的海陆两军，接连打败中国、俄国，吞并朝鲜，控制中国东北，发展工商业，实施义务教育，通过学校教育、历史神话专项研究让天皇崇拜深入人心。
人为创制天皇崇拜是现代日本最意味深长的特征之一，可以当作其他国家的楷模，让这些国家也想出办法，防止国民具备科学思维、听从理智行事。在东京的日语和哲学教授巴兹尔霍尔张伯伦非常了解日本人。在这方面，没有几个欧洲人能比得上。他写了一本小册子，书名叫《新宗教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a New Religion），由理性主义者出版协会出版。这本书见解深刻，我读后很受启发。张伯伦教授指出，近代以前，日本人信奉佛教，几乎排斥其他任何宗教。上古时期，日本本土有一种宗教叫神道教。这种宗教虽然一直没有消失，但信徒比较少。然而，在过去四十多年间，神道教一跃变成国教，还完善了教义教规，以适应现代要求[3]。现在，日本人当然更钟情于神道教。因为，相比佛教而言，神道教土生土长，是民族宗教，还是部落宗教，不是那种想要吸引全人类的宗教。神道教的所有教义都是由现代日本政治家阐发而来，目的是美化日本和天皇。
张伯伦教授指出，明治维新推行一段时间后，天皇才受到尊崇。在此之前，天皇人微言轻。我引文如下：
人们不得不清醒面对的事实是：从有史之初到现在，全世界可能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那样，对君主漫不经心。天皇遭到废黜、暗杀。几千年来，谁接替了皇位，谁就要面临诈谋倾轧、血腥暴力。天皇被流放的不止一个，有些人还在流放途中被杀害。漫漫千年间，权臣当政。权臣走马灯似的更换幼君，看他快要成年就逼他退位。有一个时期，权臣酷虐，太阳后裔生活拮据，天皇太子被迫卖字求生！但有权有势的派系里，没有一方站出来反对。即便在明治天皇在位的当下，日本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也还是有两拨叛党，一拨在日本某地拥立新皇帝，与天皇较劲，另一拨宣布建立共和制。
最后这句话虽然道出了严峻的历史事实，但让那些只了解20世纪日本的人很难相信。教育普及的同时，迷信也在盛行。暴力反抗天皇不可想象。在一次次的政治冲突中，只要天皇一介入，就连最戾虐的人都会收手。虽然现在有了国会，但天皇拥有绝对权力，可比肩任何一个专制君主。
明治维新前的日本文化源自中国。宗教、艺术、文字、哲学、伦理，所有东西都是从中国模型复制而来。日本历史于5世纪开篇，而中国历史可向上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这种史实很伤日本人颜面，所以他们把古代史搬到很久以前，造出的理论跟罗马人是埃涅阿斯后裔的说法差不多。我再引用张伯伦教授的观点如下：
纯正不掺假的日本历史发端于5世纪。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必须对6世纪日本发生的事情谨慎看待。日本学者跟我们一样清楚这一定论。但日本官僚不愿意让人们了解这种情况，害怕招来是非。他们不强制国民信仰民族神话，但要求对民族历史传奇一字一句深信不疑。那些偏离正统路线的日本教授就要遭殃，妻儿有可能饿死（在日本，每个男性就算年纪不大，也要娶妻生子）。上自伊藤博文的《宪法义解》，下至学生学习手册，这一荒谬的历史起始年代随处可见。
虚构古史的问题可能不那么要紧，就跟西方的教区牧师假装相信圣经，有些人觉得这种装模作样无伤大雅一样。但日本古史是整个体系的一部分，含有政治目的。这一目的就是，毫不留情地压制自由思想、自由言论。张伯伦教授撰写的小册子上还有下面这段话：
神道教是一种原始自然崇拜形式，已经没有多少人相信。而现在，却有人把它从橱子里拿出来，掸去上面落满的灰尘。毋庸置疑，普通老百姓还是钟情佛教，大家愿意庆祝的节日都与佛教有关，亡人仍在寺庙下葬。但统治阶层决意改变这一切。他们执意强调神道教中关于天皇是日本太阳女神直系后裔的这一教义，认为天皇就是地球上活着的上帝，臣民尽忠天皇合情合理，法律、宪法等仅仅是天皇慷慨送出的礼物而已，与民权没有任何关系。自然而然，政府各级大臣官员不是公仆，而是执行最高权力，也可以说是超自然权力的卒子。神道教与皇室有关。单就这一点而言，神道教就应该得到尊崇。
所有这些不仅反映在理论上，日本政治的实际基础即由此构成。天皇受德川幕府蓄养几百年后，又被萨摩和长州两氏族俘获，自此受这两族控制。萨摩和长州有五位政治代表，人称元老，有时也误称为枢密院。目前仅有两人健在。宪法没有规定元老这一职位，但他们能让天皇言听计从，他们让天皇说什么，天皇不敢不说什么。因此，元老权力极大。但国会、舆论倒戈的事情也屡有发生。不过，元老总有办法行使自己的意志。原因很简单，能让天皇开口的是他们，而天皇的旨意没有一个人胆敢违抗。元老自己不就职，而是选任首相、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出了什么事，这些人要担责。元老是日本真正的政府。只要天皇不被其他集团党派控制，元老会一直掌权。
在爱国人士眼中，元老通达人情世事。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如果日本是一个民主国家，其政策会更偏向于大国沙文主义。濮兰德等为日本辩护的人士总跟我们说，日本有一个秉持自由开明主张的政党，反对军国主义。用不了多久，这个政党就会主导外交政策。我不认为这种说法真实可信。毋庸置疑，有人正在大力推动增加国会权力，让内阁对国会负责。也有这样一种情绪，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应该对内阁和首相负责，不能仅对天皇尽责[4]。但如果日本实施民主制，不意味着其外交政策会少一些大国沙文主义。日本有一个社会主义小党，的确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反对穷兵黩武。而且，随着日本工业实力的增强，这个政党会随之发展壮大。但所谓的日本自由党跟政府一样，都秉持大国沙文主义，日本舆论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有几次，元老的确力排众议，让日本民族免于犯错。而如果日本实施的是民主制，这样的错误肯定不可避免。比如，日俄战争后签订的《朴茨茅斯和约》。那一次最耐人寻味，鲜明体现了日本政治特点[5]。
1905年，对马岛和奉天两场战役过后，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俄国在海上再难有所作为，日本在陆上再无施展空间。俄国政府在满洲厉兵秣马，又修好了西伯利亚铁路，急于再把战争打响。日本政府则相反。他们心里清楚，预期目标已经实现，很难再筹措款子把战争打下去。于是，他们悄悄请求美国总统罗斯福鼎力相助，希望与俄修好。罗斯福总统邀请交战双方出席和会。俄国政府面临两种情况：一方面，国内有和平党派，实力强大；另一方面，***一触即发。因此不敢拒绝美国邀请，尤其是考虑到中立几国都同情日本。而日本急于求和，故意引导俄国作出这样的猜测：日本欺人太甚，失去全世界同情，让俄国和平党派有机可乘。日本重点作了这样的暗示：日本绝对会向俄国索要战争赔款。实际上，日本政府从一开始就不打算要赔款，但日本国内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一点，外人更是一概不知。俄国人认为日本人肯定不会在赔款方面善罢甘休，因此慷慨地答应了日本在其他方面的要求。让他们又惊又怕的是，他们收拾好东西，正要退出和会时，日本人宣布（从一开始他们就是这样打算的），自己接受俄国人的让步条件，放弃赔款请求。此言一出，俄国政府和日本人民都很气愤，感觉自己受了捉弄。前者原本以为，不答应赔款，在别的条件上让步，就不可能讲和。后者原本以为，日本政府在赔款方面绝对不会让步。俄国爆发了***。日本发生了暴动，媒体骂声一片，政府下台。当然，这个政府只是名义上的政府。因为，真正的权力自始至终都握在元老手里。发生了这种情况，没有人会怀疑元老求和的决定从方方面面来看都正确无误，也很少有人怀疑，日本人不用心机诈术，就能换来和平，对自己有利。
不熟悉日本情况的外国人知道日本有国会，众议院由选举产生，据此以为日本至少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一样讲究民主。这是一种误判。有一点不假：伊藤博文参照德国制定宪法，并于1889年颁布宪法。日本在西化过程中，学的一直都是德国，只有海军是照搬英国经验。但日本宪法有多处与德国不同。首先，德国国会选举人资格是，只要是成年男子就有选举权。而日本有财产限制，这样一来，只有25%的成年男性有资格。但这不算什么大事。重要的是，日本天皇与德国皇帝比起来受到的权力限制要小得多。还有一点也不假：日本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在以下方面没有差别，即日本各大臣不对国会负责，而对天皇负责，而且是各负其责，不是集体负责。陆海军大臣必须是上将。他们不从首相那里听取号令，而是各自听从陆海两军权力机构做出的指示。这两个机构当然受天皇控制。在德国，国会握有财政大权。而在日本，就算国会拒绝批准预算，也仍然可以用前一年的预算。国会休会时，天皇诏令可作临时法律。但德国宪法没有类似规定。
宪法批准，是因为天皇开恩。提出批评修改意见是不敬不忠，是在暗示陛下构思不尽完美。要了解日本宪法，有必要配着同时期颁布的伊藤博文《宪法义解》一起读。科尔曼对宪法总结得非常准确，内容如下[6]：
日本宪法第一条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
伊藤博文在《宪法义解》中写道，所谓统治，指的是在位天皇集国家主权、国家政府和臣民权利于一身。
宪法第三条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伊藤博文对这一条的注解只有日本人才想得出。他说：神圣皇位在天地初分时而设。大日本帝国神圣天传。天皇高于所有臣民，务得尊崇，不可冒犯。天皇的确应重视法律，但法律无权问责天皇。天皇本人不仅不可受到一丝一毫的非礼不敬，还不得受到毁谤、议论。
日本天皇依据日本宪法行使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天皇召集国会，并决定开会、闭会、休会、解散事宜。国会闭会期间，天皇可下诏令代行法律。海陆两军由天皇统帅。天皇对外宣战、讲和、缔结条约，颁布大赦、特赦、减刑诏令。
关于国务各大臣，日本宪法第55条规定：国务各大臣应向天皇建言献策，并对所提建议负责。
伊藤博文对这一条的注解表明了他解释宪法的意图：如国务大臣失职，应由天皇认定其责。只有天皇有权任命、罢免大臣。除了天皇，还有谁能任命、罢免、惩处国务大臣？宪法已规定任免国务大臣是天皇的权力。所以，国会没有法定权限认定大臣责任。但国会有权质询大臣，并要求其做出公开答复，也可向天皇陈述意见。
首相向天皇申述国务，并视天皇意愿，说明施政概况，以及由他负责的各职能部门的情况。首相职责范围很广，并承担相应责任。至于其他国务大臣，他们对分内事务各负其责，不承担连带责任。原因是：首相、国务大臣等由天皇亲自任命，各方面行动受天皇意志左右。首相本人无权控制其他大臣所在职位，大臣也不应依附首相。在一些国家，内阁是一个整体，大臣不是各自尽责，而是承担连带责任。这种制度的弊端是：党派联合，权力最终超越君主。但君权至高无上。所以，根据我国宪法，这种情况永远不受认可。
日本国会权力不大，但在其成立后的前四年里（18901894），接连惹恼政府。1894年前，日本政策多受伊藤博文掌控。伊藤反对军国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明治时代前半段的政治人物主要关心推行现代教育，建立现代社会组织形式，直面西方列强，维护日本独立，暂时不打算实行帝国主义扩张。伊藤就是这种明治维新老派政治家的代表。他们主要借鉴19世纪80年代的德国实施治国方略。当时，俾斯麦不让德国贸然行事。不过，当看到国会难以控制时，明治维新时代的政治家又转向俾斯麦最开始担任首相时用过的政策，找到实例进行模仿。那时，俾斯麦初掌大权，普鲁士议会竭力反对。俾斯麦发动对奥地利和法国的战争，取得辉煌胜利，驯服了议会。与之类似，1894年，日本政府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很快得到国会的热烈支持。从那时到现在，日本政府从来没有遇到过激烈反对，做好事的情况倒是除外，比如《朴茨茅斯和约》。为弥补自己做了好事，日本政府在国际上犯下深重罪恶，每作一次恶，总能得到国民应和。伊藤博文对1894年甲午战争的爆发负有责任。不过到了后来，他又开始反对新制定的掠夺战争政策，但无力阻止[7]。他反对战争，让人反感，最终在朝鲜遇刺。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以来，日本一直在追逐帝国主义事业，并大获成功。这份事业的本质是什么，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我将在接下来两章中讨论。目前来看，这份事业遏制住了任何发展民主的倾向，日本国会跟都铎王朝时期的英国议会一样无足轻重。今天这种体系会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我们猜不出来。如果日本对外打不赢战争，现存制度很可能会消失，日本不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国民士气也会低落下去。我不认为日本肯定会跟德国一样打败仗。没有战争硝烟的外交失败会产生一个更加开明的政权，无须发生***就能实现。但日本有一个强有力的因素工业化。日本要想成为一个强国，不发展工业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日本人尝试了所有可能的办法增加工业产量。发展工业还能吸收越来越多的人口。日本人不可能移民到英语国家，也不会迁到亚洲大陆，因为中国人之间的竞争已经够激烈的了。因此，只有一条路能够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那就是把这些人吸收到工业化大生产中，生产商品，出口到国外，换钱买回国外的食品。日本要发展工业化就得控制中国，因为日本本土工业原材料极少。而如果要和欧美公开竞争获取原材料，则来源不稳，成本不够低廉。再者，靠进口食品维持民生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因此，日本走帝国主义路线、建设强大海军的动机跟英国很像。但要实行这种政策，就要开征高税收。而要在中立国市场赢得一席之地，就必须让工人长时间工作，开的工资只够让他们糊口。比如，在大阪棉纺行业，大部分生产任务是由女孩儿完成。她们不到14周岁，每天要工作11个小时，日均薪水在1916年是5便士[8]。日本的劳工组织刚成立不久，社会主义思想也刚刚萌芽[9]，但如果工人越来越多，工时没有明显缩短，工资没有显著提高，二者肯定会发展、传播。当然，日本政策非常僵化，不可能自动调整适应社会主义思想，为工会服务。恰恰相反，政府下大力气扼杀这两种理念。不过，话又说回来，社会主义思想和工会也不认同天皇崇拜，以及日本建国的那一整套神话大杂烩[10]。因此会有这种可能：再过二三十年，日本得到和平繁荣发展。但与此同时，无产阶级与雇主、官僚两方发生惨烈的阶级冲突。如果在这种冲突发生的同时，农民也心怀怨怼，就很难预料事情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了。
因此，日本面临的问题非常棘手。为养活新增人口，有必要发展工业。为发展工业，有必要控制中国原材料。为控制中国原材料，有必要不顾欧美利益行事。为此，必须壮大海陆两军。而这意味着靠日薪活命的人生活困窘不堪。工业发展，靠日薪活命的人生活贫困，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心怀不满，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不断增多，贫困阶层不尽孝道，不崇拜天皇，内阁制度依凭的整个根基不断受到威胁，情况越来越危急。从外部来看，日本面临对美战争、中国复苏之虞；从内部来看，日本很快面临无产阶级***之险。
种种险境下，只有一种逃生办法。那就是，降低生育率。但这种想法不仅会招来军国主义者的憎恶，还与日本宗教道德相悖。因为，对前者来说，人口减少，意味着炮灰供应不上；对于后者而言，爱国主义和孝道是根基。因此，日本要想崛起，就必须加大向西方学习的力度。不仅从西方学习机器生产流程，了解基本知识，还要改变理想信念，重塑宗教观、人生观。必须让国民有自由思想，敢于怀疑现状，减弱随大流、人云亦云的本能。做不到这几点，人口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如果解决不了人口问题，灾难或早或迟，不可避免。
* * *
[1]前引麦克拉伦著作第19页。
[2]第一卷，第20页，基根保罗出版社1910年出版。
[3]古时乡村神社的神官对神道教作了什么样的阐发，我们已无从知晓。经过精心筛选编排的官方神道教肯定不是佛教和中国文化引入之前大和民族信仰的那种神道教。官方神道教成为不容置疑的事实。有不少人对此表示怀疑。他们的观点有理有据，但得不到重视。（默多克1，第173页）
[4]但这一运动力量有多大让人怀疑。默多克（前引著作第162页）说：1910年，陆海军省是大日本帝国最强大的机构。如果有一个政党成立政府，误打误撞出现在政治舞台上，陆海军省仍然可以等闲视之。因为，即便是最极端的政党领袖也会毫不犹豫地承认，陆海两军事务不属于政党政治范畴，而由陆海两军总司令和日本天皇专门管辖。日本公务人员没有一个像帝国伟大的船长、水手那样头顶贵族、高级职位等头衔，还享受丰厚报酬。而在中国，兵士就算不是贱民，也完全被当作不开化的蛮夷。虽然官府出台有一定优待政策，但仍带有鄙视意味，态度傲慢。
[5]下文摘自前引麦克拉伦著作第十二、十三章。
[6]参见《揭开远东的面纱》，第252253页。
[7]参见前引麦克拉伦著作第227、228、289页。
[8]前引科尔曼著作第三十五章。
[9]参见《日本社会主义和劳工运动》，日本编年史办公室1921年出版。这本小册子非常珍贵，记述了这一方面的时局发展情况。
[10]1922年2月7日的《泰晤士报》刊载了东京记者发来的一则电报，与元老山县有朋的葬礼有关，大意如下：今天，国会传出了一桩恶行，不为山县有朋国葬拨付丧葬费。该决议由大阪选区议员提出。有人认为，该议员是去年成立的议会工党的发言人。该议员说，元老山县有朋没有为国家出过力，虽然接受至尊礼遇，却与全人类为敌，压制民主制度。决议是否会通过，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但此次事件有这样一个特征意味深长：倡议者能正式提交决议，并获得必要支持。
1920年罗素应梁启超之邀来华讲学，这是当时中国知识界的盛事。然而，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胡适对罗素的来访却态度冷淡，且曾一度对罗素的学术观点持质疑态度。 罗素在中国讲学近十个月后，出版了对中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系统论述——《中国问题》。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曾撰文称赞该书为“*近写就的将西方读者与远东问题联系起来的众多图书中*富有启发意义的一本”。 在罗素的《中国问题》中，不仅有关当时中国社会之种种弊端的议论，而且有关对中国未来发展之种种可能的展望，这些都可以启发我们解决当下面临的种种问题；罗素研究中国的方法亦可为我们的西方研究提供启发，让我们思考如何在西方找到更多具有同理心和理解力的对话者，如何通过我们的努力，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有效地论证自己的主张，在国际交往中更加广泛地传递自己的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