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五
五
聂赫留朵夫走进法院的时候，走廊里已很热闹了。
法警手拿公文，跑来跑去，执行任务，有的快步，有的小跑，两脚不离地面，鞋底擦着地板，沙沙发响，都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民事执行吏、律师和司法官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原告和没有在押的被告垂头丧气地在墙边踱步，有的坐在那儿等待。
“区法庭在哪里？”聂赫留朵夫问一个法警。
“您要哪一个法庭？有民事法庭，有高等法庭。”
“我是陪审员。”
“那是刑事法庭。您该早说。从这儿向右走，然后往左拐，第二个门就是。”
聂赫留朵夫照他的话走去。
法警说的那个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是体格魁伟的商人，模样和善，显然刚喝过酒，吃过点心，情绪极好；另一个是犹太籍店员。聂赫留朵夫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这里是不是陪审员议事室时，他们正在谈论毛皮的价格。
“就是这儿，先生，就是这儿。您跟我们一样也是陪审员吧？”模样和善的商人快乐地挤挤眼问。“那好，我们一起来干吧，”他听到聂赫留朵夫肯定的回答，继续说，“我是二等商人①巴克拉肖夫，”他伸出一只又软又宽又厚的手说，“得辛苦一番了。请教贵姓？”——
①帝俄商人同业公会中，商人按资本多少分三等，小商人无权参加。
聂赫留朵夫报了姓名，走进陪审员议事室。
在不大的陪审员议事室里，有十来个不同行业的人。大家都刚刚到，有的坐着，有的走来走去，互相打量着，作着介绍。有一个退役军人身穿军服，其余的人都穿着礼服或便服，只有一个穿着农民的紧身长袍。
尽管有不少人是放下本职工作来参加陪审的，嘴里还抱怨这事麻烦，但个个都得意扬扬，自认为是在做一项重大的社会工作。
陪审员有的已相互认识，有的还在揣测对方的身分，但都在交谈，谈天气，谈早来的春天，谈当前要审理的案子。那些还不认识聂赫留朵夫的人，赶紧来同他认识，显然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荣誉。聂赫留朵夫却象平素同陌生人应酬一样，觉得这种情况是很自然的。要是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自认为高人一等，他可答不上来，因为他这辈子并没有什么出众的地方。他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法语和德语，身上的衬衫、衣服、领带、袖扣都是头等货，但这些都不能成为他地位优越的理由。这一层他自己也明白。然而他无疑还是以此自豪，把人家对他的尊敬看作天经地义。要是人家不尊敬他，他就会生气。在陪审员议事室里，恰恰有人不尊敬他，使他很不高兴。原来在陪审员中有一个聂赫留朵夫认识的人，叫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聂赫留朵夫不知道他姓什么，很瞧不起他，因此从来没有和他谈过话），在他姐姐家做过家庭教师，大学毕业后当了中学教师。聂赫留朵夫对他的不拘礼节，对他那种旁若无人的纵声大笑，总之对他那种象聂赫留朵夫姐姐所说的“粗鲁无礼”，一向很反感。
“嘿，连您也掉进来了，”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迎着聂赫留朵夫哈哈大笑。“您也逃不掉吗？”
“我根本就不想逃，”聂赫留朵夫严厉而冷淡地回答。
“嗯，这可是一种公民的献身精神哪！不过，您等着吧，他们会搞得您吃不上饭，睡不成觉的。到那时您就会换一种调子了！”彼得·盖拉西莫维奇笑得更响亮，说。
“这个大司祭的儿子马上就要同我称兄道弟了，”聂赫留朵夫想，脸上现出极其不快的神色，仿佛刚刚接到亲人全部死光的噩耗。聂赫留朵夫撇下他，往人群走去。那里人们围着一个脸刮得光光的相貌堂堂的高个子，听他眉飞色舞地说话。这位先生讲着此刻正在民事法庭审理的一个案子，似乎很熟悉案情，叫得出法官和著名律师的名字和父名。他讲到那位著名律师神通广大，怎样使那个案子急转直下，叫那个道理全在她一边的老太太不得不拿出一大笔钱付给对方。
“真是一位天才律师！”他说。
大家听着都肃然起敬，有些人想插嘴发表一些观感，可是都被他打断，仿佛只有他一人知道全部底细。
聂赫留朵夫虽然迟到，但还得等待好久。有一名法官直到此刻还没有来，把审讯工作耽搁了——
长篇小说。写于1889—1899年。生在牛棚,三岁时母亲死后即成了地主“半养女、半家奴”的玛丝洛娃,刚长大成人就遭贵族少爷聂赫留朵夫的践踏遗弃,沦为娼妓,最后蒙冤进狱并被判刑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自私堕落的聂赫留朵夫后来在法庭上同玛丝洛娃相遇,深受触动,开始了“灵魂大扫除”,为营救玛丝洛娃出火坑而奔走,在一切努力失败后,又决定和玛丝洛娃一起去流放。玛丝洛娃受“忏悔”后的聂赫留朵夫的精神的感召,终又“更深深地爱上他”。小说以单线条的明快结构,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复杂经历,描绘了农奴制度改革后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撕下了贵族资产阶级的“一切假面具”。作者通过极为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强烈控诉从外省到首都,从地方到中央,整个俄罗斯帝国,包括它的国家机器、官方教会、社会制度、经济基础和伦理道德,已经成了囚禁和残害人民的监狱。但也正是在这部小说中,托尔斯泰思想和艺术上的矛盾和局限性,也得到最充分的表现。他谴责地主资产阶级的暴力,同时也否定革命的暴力,并且歪曲革命者的形象;他反对官方教会,却又鼓吹“清洗过的新宗教”,用一种“精制的新毒药来麻醉被压迫群众”;他不赞成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但没有“去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它的政权工具,即君主政体”,幻想“好老爷”发善心,把土地“恩赐”给农民;鼓吹“饶恕一切人”、“爱敌人”等的基督教“博爱”宣传也比以前更加浓重。在艺术上,托尔斯泰通过复杂的心理过程表现人物精神世界的独特技巧,在《复活》中达到十分精致、高超的程度,语言也较以前质朴多了;但他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人性”和“兽性”的荒诞观点,却使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的形象在小说后半部苍白无力。《复活》中冗长道德说教和大量抄引《福音书》,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长篇的艺术感染力,而且连它的结构有时也遭到明显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