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八
八
庭长翻阅了一些文件，向民事执行吏和***官提出几个问题，得到肯定的答复，就传被告出庭。栏杆后面的那扇门开了，两个宪兵头戴军帽，手拿出鞘的佩刀，走了进来。后面跟着三个被告，先是一个红棕色头发、脸上有雀斑的男人，再是两个女人。那男人穿着一件长大得同他的身材极不相称的囚袍。他一边走进法庭，一边叉开两手的大拇指，用手紧贴住裤缝，使过分长的衣袖不致滑下来。他眼睛不看法官和旁听者，却注视着他绕过的长凳。他绕过长凳，规规矩矩地坐在边上，留下位子给别人坐，然后眼睛盯住庭长，颊上的肌肉抖动起来，仿佛在嘟囔着什么。跟在他后面进来的是个年纪不轻的女人，身上也穿着囚袍。她头上包着一块囚犯用的三角头巾，脸色灰白，眼睛发红，没有眉毛，也没有睫毛。这个女人看上去十分镇定。她走到自己的位子旁边，长袍被什么东西钩住。她不慌不忙小心地把它摘开，坐下来。
第三个被告是玛丝洛娃。
玛丝洛娃一进来，法庭里的男人便都把目光转到她身上，久久地盯住她那张白嫩的脸、那双水汪汪的黑眼睛和长袍底下高高隆起的胸部。当她在人们面前走过时，就连那个宪兵也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直到她坐下。等她坐下了，宪兵这才仿佛觉得有失体统，慌忙转过脸去，振作精神，木然望着窗外。
庭长等着被告坐好；玛丝洛娃坐下来，他就转过脸去对***官说话。
例行的审讯程序开始了：清点陪审员人数，讨论缺席陪审员问题，决定他们的罚款，处理请假陪审员的事，以及指定候补陪审员的名单。然后庭长折拢几张小纸片，把它们放到玻璃缸里，这才稍稍卷起制服的绣花袖口，露出汗毛浓密的双手，象魔术师似的摸出一张张纸条，打开来，念着纸条上的名字。随后庭长放下袖口，请司祭带陪审员们宣誓。
司祭是个小老头，脸上浮肿，脸色白中带黄。他身穿棕色法衣，胸前挂着金十字架，法衣一侧还别着一个小勋章。他慢吞吞地挪动法衣里的两条肿腿，走到圣像下面的读经台旁。
陪审员们都站起来，往读经台挤去。
“请过来！”司祭用浮肿的手摸摸胸前的十字架，等陪审员们走过去。
这个司祭任职已超过四十六年，再过三年就要象大司祭前不久那样庆祝任职五十周年了。自从陪审法院开办以来①他就在区法庭任职，并感到十分自豪，因为由他带领宣誓的已多达几万人，而且到了晚年还能为教会、祖国和家庭出力。他死后不仅能给家人留了一座房子，而且还有不下于三万卢布的有息证券。他在法庭里带领人们凭福音书宣誓，而福音书恰恰禁止人们起誓，因此这项工作是不正当的。这一点他可从来没有想到过。他不仅从来不感到于心有愧，而且还很喜爱它，因为可以借此结识许多名流。今天他就认识了那位名律师，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他只办了击败那个帽子上戴花的老太太一案，就净到手一万卢布——
①俄国在一八六四年实行司法改革，成立陪审法院，刑事案件公开审判。
等陪审员都顺着台阶走到台上，司祭就侧着花白头发的秃头，套上油腻的圣带，然后理理稀疏的头发，向陪审员们转过脸去。
“举起右手，手指这样并拢，”他用苍老的声音慢吞吞地说，举起每个手指上都有小窝的浮肿的手，手指并拢，象捏住什么东西。“现在大家跟着我念，”他说着就领头宣誓：“凭万能的上帝，当着他神圣的福音书和赋与生命的十字架，我答应并宣誓，在审理本案时……”他说一句，顿一顿。“手这样举好，不要放下，”他对一个放下手来的年轻人说，“在审理本案时……”
留络腮胡子的相貌堂堂的人、上校、商人和另外几个人，都遵照司祭的要求举起右手，并拢手指，而且举得很高很有精神，看上去很高兴，可是其他的人似乎有点勉强，不大乐意这样做。有些人念誓词念得特别响，仿佛有意在挑衅说：“我照念就是了，照念就是了。”有些人只是喃喃地动动嘴巴，落在司祭后面，后来忽然惊觉了，慌忙赶上去。有些人恶狠狠地使劲捏拢手，仿佛怕落掉什么东西。有些人把手指松开又捏拢。个个都觉得别扭，只有小老头司祭满怀信心，自以为在干一件有益的大事。宣誓完毕，庭长请陪审员们选出一名首席陪审员来。陪审员们纷纷起立，挤在一起走进议事室。一到议事室，他们都立刻掏出香烟，吸起烟来。有人提议请那位相貌堂堂的绅士当首席陪审员，大家立刻赞同。他们丢掉或者捻灭烟蒂，回到法庭。当选的首席陪审员向庭长报告谁当选，大家又回到原位，跨过别人的脚，在两排高背椅上坐好。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毫不耽搁，气氛十分庄严。这种有条不紊、一丝不苟的仪式使参加者都很满意，更加坚信他们是在参加一项严肃而重大的社会工作。这一点聂赫留朵夫也感觉到了。
等陪审员们一坐好，庭长就向他们说明陪审员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庭长讲话的时候不断改变姿势，一会儿身子支在左臂肘上，一会儿支在右臂肘上，一会儿靠在椅背上，一会儿搁在椅子的扶手上，一会儿弄齐一叠纸，一会儿摩挲裁纸刀，一会儿摸弄着铅笔。
庭长说，陪审员的权利是可以通过庭长审问被告，可以使用铅笔和纸，可以察看物证。他们的责任是审判必须公正，不准弄虚作假。他们的义务是保守会议秘密，不得与外界私通消息，如有违反，将受惩罚。
大家都恭恭敬敬地用心听着。那个商人周身散发出酒气，勉强忍住饱嗝，听到一句话，就点一下头表示赞成——
长篇小说。写于1889—1899年。生在牛棚,三岁时母亲死后即成了地主“半养女、半家奴”的玛丝洛娃,刚长大成人就遭贵族少爷聂赫留朵夫的践踏遗弃,沦为娼妓,最后蒙冤进狱并被判刑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自私堕落的聂赫留朵夫后来在法庭上同玛丝洛娃相遇,深受触动,开始了“灵魂大扫除”,为营救玛丝洛娃出火坑而奔走,在一切努力失败后,又决定和玛丝洛娃一起去流放。玛丝洛娃受“忏悔”后的聂赫留朵夫的精神的感召,终又“更深深地爱上他”。小说以单线条的明快结构,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复杂经历,描绘了农奴制度改革后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撕下了贵族资产阶级的“一切假面具”。作者通过极为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强烈控诉从外省到首都,从地方到中央,整个俄罗斯帝国,包括它的国家机器、官方教会、社会制度、经济基础和伦理道德,已经成了囚禁和残害人民的监狱。但也正是在这部小说中,托尔斯泰思想和艺术上的矛盾和局限性,也得到最充分的表现。他谴责地主资产阶级的暴力,同时也否定革命的暴力,并且歪曲革命者的形象;他反对官方教会,却又鼓吹“清洗过的新宗教”,用一种“精制的新毒药来麻醉被压迫群众”;他不赞成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但没有“去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它的政权工具,即君主政体”,幻想“好老爷”发善心,把土地“恩赐”给农民;鼓吹“饶恕一切人”、“爱敌人”等的基督教“博爱”宣传也比以前更加浓重。在艺术上,托尔斯泰通过复杂的心理过程表现人物精神世界的独特技巧,在《复活》中达到十分精致、高超的程度,语言也较以前质朴多了;但他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人性”和“兽性”的荒诞观点,却使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的形象在小说后半部苍白无力。《复活》中冗长道德说教和大量抄引《福音书》,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长篇的艺术感染力,而且连它的结构有时也遭到明显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