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十九
十九
聂赫留朵夫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从法庭走到陪审员议事室的。他坐在窗边，听着周围的谈话，不断地吸烟。
那个快活的商人显然很赞赏商人斯梅里科夫寻欢作乐的方式。
“嘿，老兄，他现得真够痛快，纯粹是西伯利亚人的作风。
他可实在有眼光，看中了这么个小妞儿！”
首席陪审员发表一通议论，认为此案的关键在于鉴定。彼得·盖拉西莫维奇同那个犹太籍店员开着玩笑，因为一句什么话哈哈大笑起来。聂赫留朵夫对人家的问话，总是只回答一两个字。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别人不要来打搅他。
民事执行吏步态蹒跚地走来邀请陪审员回法庭，聂赫留朵夫感到心惊胆战，仿佛不是他去审问别人，而是他被带去受审判。在内心深处，他觉得自己是个坏蛋，没有脸正眼看人，但习惯成自然，他还是大模大样地登上台，紧挨着首席陪审员，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来，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上，手里玩弄着夹鼻眼镜。
被告们已被带出去，这时又被押送回来。
法庭里新来了几个人，都是证人。聂赫留朵夫发现，玛丝洛娃几次三番盯着那个满身绸缎丝绒、珠光宝气的胖女人瞧个不停。这个女人头戴饰有花结的高帽，胳膊露到肘部，挽着一个精致的手提包，坐在栏杆前第一排。聂赫留朵夫后来才知道，她是证人，是玛丝洛娃所在那个窑子的掌班。
开始审问证人，问他们的姓名、宗教信仰等等。然后庭长征求法官意见，证人要不要宣誓。接着那个老司祭又勉强挪动两腿走出来，又把绸法衣上的金十字架拉拉正，又那么镇定自若地带领证人和鉴定人宣誓，满心相信他正在干一件重大而有益的事。等到宣誓完毕，证人都被带出去，只剩下妓院掌班基塔耶娃一人。法官问她关于本案知道些什么。基塔耶娃装出一脸媚笑，每说一句话，戴着高帽的头就往下一缩，带着德国口音详详细细、有条不紊地讲着这事的经过。
先是那个熟悉的旅馆茶房西蒙到她的窑子里来，要替一位有钱的西伯利亚商人物色一个姑娘。她派柳波芙去。过了一会儿，柳波芙就带着那个商人一起回来。
“那个买卖人已经有点糊涂了，”基塔耶娃笑嘻嘻地说，“到了我们那里还是喝，还请姑娘们喝；可是他身上的钱没有了，他就派这个柳波芙到他房间里去拿，他对她已经蛮有点意思了，”她瞟了一眼被告说。
聂赫留朵夫觉得玛丝洛娃听到这里似乎微微一笑。这种笑使他感到恶心。他心里产生一种说不出的嫌恶，同时也带着几分怜悯。
“那么您对玛丝洛娃有什么看法？”那个被指定替玛丝洛娃辩护的见习法官红着脸，怯生生地问。
“太好了，”基塔耶娃回答，“姑娘受过教育，蛮有派头。她出身上等人家，法国书也看得懂。她有时稍微多喝几杯，但从来不放肆。十足是个好姑娘。”
卡秋莎对掌班瞧瞧，但接着突然把视线移到陪审员那边，停留在聂赫留朵夫身上。她的脸色变得严肃甚至充满恼恨了。她那双恼恨的眼睛有一只斜睨着。这双异样的眼睛对聂赫留朵夫瞧了相当久。聂赫留朵夫虽然胆战心惊，他的目光却怎么也离不开这双眼白白得惊人的斜睨的眼睛。他突然想起那个可怕的夜晚：冰层坼裂，浓雾弥漫，特别是那钩在破晓前升起、两角朝下的残月，照着黑漆漆、阴森森的地面。这双乌溜溜的眼睛又象在瞧他又象不在瞧他，使他想起了那黑漆漆、阴森森的地面。
“被她认出来了！”聂赫留朵夫想。他身子缩成一团，仿佛在等待当头一棒。但她并没有认出他来。她平静地叹了一口气，又看看庭长。聂赫留朵夫也叹了一口气。“唉，但愿快点结束，”他想。此刻他的心情仿佛一个猎人，不得已弄死一只受伤的小鸟：又是嫌恶，又是怜悯，又是悔恨。那只还没有断气的小鸟不住地在猎袋里扑腾，使人觉得又讨厌又可怜，真想赶快把它弄死，忘掉。
聂赫留朵夫此刻听着审问证人，心里就有类似的复杂感情——
长篇小说。写于1889—1899年。生在牛棚,三岁时母亲死后即成了地主“半养女、半家奴”的玛丝洛娃,刚长大成人就遭贵族少爷聂赫留朵夫的践踏遗弃,沦为娼妓,最后蒙冤进狱并被判刑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自私堕落的聂赫留朵夫后来在法庭上同玛丝洛娃相遇,深受触动,开始了“灵魂大扫除”,为营救玛丝洛娃出火坑而奔走,在一切努力失败后,又决定和玛丝洛娃一起去流放。玛丝洛娃受“忏悔”后的聂赫留朵夫的精神的感召,终又“更深深地爱上他”。小说以单线条的明快结构,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复杂经历,描绘了农奴制度改革后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撕下了贵族资产阶级的“一切假面具”。作者通过极为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强烈控诉从外省到首都,从地方到中央,整个俄罗斯帝国,包括它的国家机器、官方教会、社会制度、经济基础和伦理道德,已经成了囚禁和残害人民的监狱。但也正是在这部小说中,托尔斯泰思想和艺术上的矛盾和局限性,也得到最充分的表现。他谴责地主资产阶级的暴力,同时也否定革命的暴力,并且歪曲革命者的形象;他反对官方教会,却又鼓吹“清洗过的新宗教”,用一种“精制的新毒药来麻醉被压迫群众”;他不赞成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但没有“去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它的政权工具,即君主政体”,幻想“好老爷”发善心,把土地“恩赐”给农民;鼓吹“饶恕一切人”、“爱敌人”等的基督教“博爱”宣传也比以前更加浓重。在艺术上,托尔斯泰通过复杂的心理过程表现人物精神世界的独特技巧,在《复活》中达到十分精致、高超的程度,语言也较以前质朴多了;但他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人性”和“兽性”的荒诞观点,却使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的形象在小说后半部苍白无力。《复活》中冗长道德说教和大量抄引《福音书》,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长篇的艺术感染力,而且连它的结构有时也遭到明显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