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四十七
四十七
聂赫留朵夫在监狱的门廊里已等了好久。
他来到监狱，在大门口打了打铃，然后把检察官的许可证交给值班的看守。
“您要找谁？”
“探望女犯玛丝洛娃。”
“现在不行。典狱长正忙着呢。”
“他在办公室里吗？”聂赫留朵夫问。
“不，他在这里，在探望室里，”看守回答，聂赫留朵夫觉得他的神色有点慌张。
“难道今天是探监的日子吗？”
“不，今天有一件特殊的事，”他说。
“怎么才能见到他呢？”
“回头他出来，您自己对他说吧。您先等一会儿。”
这时，司务长从边门出来。他穿一身丝绦亮闪闪的制服，容光焕发，小胡子上满是烟草味，厉声对看守说：
“怎么把人带到这儿来？……带到办公室去……”
“他们对我说，典狱长在这儿，”聂赫留朵夫说，看到司务长也有点紧张，不禁感到纳闷。
这时候，里边一扇门开了，彼得罗夫神情激动，满头大汗，走了出来。
“这下子他会记住了，”他转身对司务长说。
司务长向他使了个眼色，意思是说聂赫留朵夫在这儿，彼得罗夫就不再作声，皱起眉头，从后门走掉了。
“谁会记住？为什么他们都这样慌慌张张？为什么司务长对他使了个眼色？”聂赫留朵夫心里琢磨着。
“不能在这儿等，您请到办公室去吧，”司务长又对聂赫留朵夫说。聂赫留朵夫刚要出去，典狱长正好从后门进来，神色比他的部下更加慌张。他不住叹气，一看见聂赫留朵夫，就转身对看守说：
“费陀托夫，把五号女牢的玛丝洛娃带到办公室去。”
“您请到这里来，”他对聂赫留朵夫说。他们沿着陡峭的楼梯走到一个小房间里，里面只有一扇窗，放着一张写字台和几把椅子。典狱长坐下来。
“这差使真苦，真苦，”他对聂赫留朵夫说，掏出一支很粗的香烟来。
“您看样子累了，”聂赫留朵夫说。
“这差使我干腻了，实在太痛苦了。我想减轻些他们的苦难，结果反而更糟。我真想早点离开，这差使真苦，真苦哇。”
聂赫留朵夫不知道什么事使典狱长感到特别苦，但他看出典狱长今天情绪非常沮丧，惹人怜悯。
“是的，我看您是很苦的，”他说。“可您何必担任这种差使呢？”
“我没有财产，可是得养家活口。”
“您既然觉得苦……”
“嗯，老实跟您说，我还是尽我的力做些好事，来减轻他们的痛苦。要是换了别人，决不会这么办的。您看，这儿有两千多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真是谈何容易！得懂得怎么对付他们。他们也是人，也惹人可怜。可又不能放纵他们。”
典狱长讲起不久前发生过的一件事。几个男犯打架，结果弄出人命来了。
这当儿，看守领着玛丝洛娃进来，把他的话打断了。
玛丝洛娃走到门口，还没有看见典狱长，聂赫留朵夫却看见她了。她脸色红红的，精神抖擞地跟着看守走来，摇头晃脑，不住地微笑着。她一看见典狱长，脸上现出惊惶的神色盯住他，但立刻镇定下来，大胆而快乐地向聂赫留朵夫打招呼。
“您好！”她拖长声音说，脸上挂着微笑，使劲握了握他的手，这跟上次大不一样。
“喏，我给您带来了状子，您来签个字，”聂赫留朵夫说，对她今天见到他时表现出来的那副活泼样子，感到有点奇怪。
“律师写了个状子，您签个字，我们就把它送到彼得堡去。”
“行，签个字也行。干什么都行，”她眯缝着一只眼睛，笑嘻嘻地说。
聂赫留朵夫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拢的纸，走到桌子旁边。
“可以在这里签字吗？”聂赫留朵夫问典狱长。
“你到这儿来，坐下，”典狱长说，“给你笔。你识字吗？”
“以前识过，”她说，微笑着理理裙子和上衣袖子，坐到桌子旁边，用她有力的小手笨拙地握住笔，笑起来，又瞟了聂赫留朵夫一眼。
他指点她该怎么签，签在什么地方。
她拿起笔，用心在墨水缸里蘸了蘸，抖掉一滴墨水，写上自己的名字。
“没有别的事了？”她问，忽而望望聂赫留朵夫，忽而望望典狱长，随后把笔插在墨水缸里，接着又放在纸上。
“我有些话要跟您说，”聂赫留朵夫接过她手里的笔，说。
“好，您说吧，”她说，忽然象是想起了什么心事或者想睡觉，脸色变得严肃了。
典狱长站起来，走了出去，屋子里剩下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娃两个人——
长篇小说。写于1889—1899年。生在牛棚,三岁时母亲死后即成了地主“半养女、半家奴”的玛丝洛娃,刚长大成人就遭贵族少爷聂赫留朵夫的践踏遗弃,沦为娼妓,最后蒙冤进狱并被判刑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自私堕落的聂赫留朵夫后来在法庭上同玛丝洛娃相遇,深受触动,开始了“灵魂大扫除”,为营救玛丝洛娃出火坑而奔走,在一切努力失败后,又决定和玛丝洛娃一起去流放。玛丝洛娃受“忏悔”后的聂赫留朵夫的精神的感召,终又“更深深地爱上他”。小说以单线条的明快结构,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复杂经历,描绘了农奴制度改革后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撕下了贵族资产阶级的“一切假面具”。作者通过极为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强烈控诉从外省到首都,从地方到中央,整个俄罗斯帝国,包括它的国家机器、官方教会、社会制度、经济基础和伦理道德,已经成了囚禁和残害人民的监狱。但也正是在这部小说中,托尔斯泰思想和艺术上的矛盾和局限性,也得到最充分的表现。他谴责地主资产阶级的暴力,同时也否定革命的暴力,并且歪曲革命者的形象;他反对官方教会,却又鼓吹“清洗过的新宗教”,用一种“精制的新毒药来麻醉被压迫群众”;他不赞成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但没有“去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它的政权工具,即君主政体”,幻想“好老爷”发善心,把土地“恩赐”给农民;鼓吹“饶恕一切人”、“爱敌人”等的基督教“博爱”宣传也比以前更加浓重。在艺术上,托尔斯泰通过复杂的心理过程表现人物精神世界的独特技巧,在《复活》中达到十分精致、高超的程度,语言也较以前质朴多了;但他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人性”和“兽性”的荒诞观点,却使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的形象在小说后半部苍白无力。《复活》中冗长道德说教和大量抄引《福音书》,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长篇的艺术感染力,而且连它的结构有时也遭到明显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