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二十六
二十六
“是啊，对年轻人来说这种单身牢房真是可怕，”姨妈说着摇摇头，也点上一支烟。
“我看对谁都一样，”聂赫留朵夫说。
“不，不是对谁都一样，”姨妈回答。“我听人家说，对真正的***者来说，这是一种休息，一种疗养。一个地下工作者总是生活动荡，缺衣少食，并且为自己、为别人、为事业提心吊胆，可是一旦被捕，就没事了，一切责任都卸下，你就坐下来休息吧。我听他们说，被捕时还高兴呢。不过，对没有罪的年轻人——象丽达那样没有罪的人总是首先被捕，——对这些人来说，第一次打击确实很沉重。这倒不是因为你丧失了自由，受到粗暴的对待，伙食很差，空气很坏，总之，这种种苦难都无所谓。苦难即使再加两倍，也可以忍受，难以忍受的是初次被捕时精神上所受到的打击。”
“难道您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我吗？坐过两次牢，”姨妈凄苦而动人地笑着说。“我第一次被捕是无缘无故的。那时我才二十二岁，有了一个孩子，而且又怀孕了。我失去了自由，离开孩子，离开丈夫。这些事再痛苦，比起精神上的痛苦来，简直算不了一回事。当时我觉得我不再是一个人，我变成一样任人摆布的东西。我想同女儿告别，可是他们逼我坐上马车。我问要把我带到哪儿去，他们说到了就会知道。我问我犯了什么罪，他们不理我。受过审问后，我被迫脱下自己的衣服，穿上编号的囚衣，又被押回走廊。他们打开牢门，把我推进牢房，再锁上门。他们走了，只留下一个掮枪的哨兵。他一声不响地走来走去，偶尔从门缝里张望一下，我感到难受极了。当时有一件事使我特别惊讶，那就是审问的时候宪兵军官递给我一支烟。可见他懂得人是喜欢吸烟的。可见他懂得人是喜欢自由和光明的，他也懂得母亲爱孩子，孩子爱母亲。那他们为什么冷酷地把我同我所珍爱的一切拆开，把我象一头野兽似的锁起来呢？一个人受到这样的待遇不可能不受到损害。一个人原来相信上帝和人，相信大家都应相亲相爱，但在经历了这一切以后就会丧失这种信念。我就是从那时起不再相信人，心肠也变硬了，”她说完微微笑了笑。
丽达的母亲从丽达出去的那扇门进来，说丽达情绪很坏，不来了。
“唉，为什么要摧残这样一个年轻的生命？”姨妈说。“我特别难过的是我竟成了这件事的罪魁祸首。”
“上帝保佑，她呼吸呼吸乡下的空气会复元的，”做母亲的说，“我们要把她送到她父亲那儿去。”
“是啊，要不是您出了力，她会完全给毁了的，”姨妈说。
“谢谢您。我要同您见面，因为有一封信要托您转交给薇拉，”她说着从口袋里取出一封信。“信没有封口，您可以看看，或者把它撕掉，或者把它转交，总之，您觉得怎么合适就怎么办吧，”她说。“信里并没有什么损害人的名誉的话。”
聂赫留朵夫接了信，答应把它转交，然后起身告辞，走到街上。
他没有看信，把口封上，决定把它交给薇拉——
长篇小说。写于1889—1899年。生在牛棚,三岁时母亲死后即成了地主“半养女、半家奴”的玛丝洛娃,刚长大成人就遭贵族少爷聂赫留朵夫的践踏遗弃,沦为娼妓,最后蒙冤进狱并被判刑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自私堕落的聂赫留朵夫后来在法庭上同玛丝洛娃相遇,深受触动,开始了“灵魂大扫除”,为营救玛丝洛娃出火坑而奔走,在一切努力失败后,又决定和玛丝洛娃一起去流放。玛丝洛娃受“忏悔”后的聂赫留朵夫的精神的感召,终又“更深深地爱上他”。小说以单线条的明快结构,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复杂经历,描绘了农奴制度改革后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撕下了贵族资产阶级的“一切假面具”。作者通过极为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强烈控诉从外省到首都,从地方到中央,整个俄罗斯帝国,包括它的国家机器、官方教会、社会制度、经济基础和伦理道德,已经成了囚禁和残害人民的监狱。但也正是在这部小说中,托尔斯泰思想和艺术上的矛盾和局限性,也得到最充分的表现。他谴责地主资产阶级的暴力,同时也否定革命的暴力,并且歪曲革命者的形象;他反对官方教会,却又鼓吹“清洗过的新宗教”,用一种“精制的新毒药来麻醉被压迫群众”;他不赞成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但没有“去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它的政权工具,即君主政体”,幻想“好老爷”发善心,把土地“恩赐”给农民;鼓吹“饶恕一切人”、“爱敌人”等的基督教“博爱”宣传也比以前更加浓重。在艺术上,托尔斯泰通过复杂的心理过程表现人物精神世界的独特技巧,在《复活》中达到十分精致、高超的程度,语言也较以前质朴多了;但他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人性”和“兽性”的荒诞观点,却使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的形象在小说后半部苍白无力。《复活》中冗长道德说教和大量抄引《福音书》,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长篇的艺术感染力,而且连它的结构有时也遭到明显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