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二
二
谢基尼娜和玛丝洛娃走到喧闹的地方，看到这样的景象：一个留很长淡黄小胡子的强壮军官，皱着眉，左手揉着打犯人耳光打痛的右手掌心，嘴里不停地骂着不堪入耳的粗话。他面前站着一个剃阴阳头的瘦长男犯人。这犯人身穿一件短囚袍，下身穿一条更短的裤子，一只手擦着被打得出血的脸，另一只手抱着一个尖声啼哭的包围巾的小女孩。
“我要教训教训你这个……”那军官骂了一句粗话，“叫你懂得顶嘴的滋味……”他又骂了一句。“把孩子交给婆娘们。
快戴上手铐，”他吆喝道。
原来那犯人是个被村社判处流放的农民，他的妻子在托木斯克得伤寒病死了，给他留下了小女儿，他一路上就得抱着她走。押解官下令给他戴上手铐，他说要抱孩子，不能戴手铐。押解官本来就不高兴，一听这话更加火冒十丈，便动手毒打这个违抗命令的犯人。①——
①这事在德·阿·李涅夫所著的《押解》一书中有描写。——托尔斯泰注。
对面站着一个押解兵和一个留黑色大胡子的男犯。这个男犯一只手戴着手铐，阴郁地皱着眉头，一会儿看看押解官，一会儿看看那个挨打的抱孩子犯人。押解官再次命令押解兵把小女孩抱走。犯人们的埋怨声越来越响。
“从托木斯克起从没叫他戴过手铐，”后排里传出一个沙哑的声音。
“又不是狗崽子，是个娃娃呀。”
“叫他拿这小妞儿怎么办？”
“这样是违反法律的，”另一个人说。
“这话是谁说的？”那押解官仿佛被蛇咬了一口，向人群扑去，嘴里嚷道。“我要让你懂得什么叫法律。是谁说的？是你？是你？”
“大家都在说。因为……”一个矮个儿、阔脸膛的男犯说。
他还没有把话说完，押解官就左右开弓朝他的脸打去。
“你们要造反啦！我要让你们尝尝造反的滋味。我要把你们象狗那样统统毙掉。上级知道还会感谢我呢。把小妞儿带走！”
人群不再作声。一个押解兵夺下拚命啼哭的小女孩，另一个给顺从地伸出手的犯人戴上手铐。
“把她抱给娘们去，”押解官对押解兵嚷道，整了整挂军刀的皮带。
小女孩挣扎着从围巾里伸出小手，不停地尖声啼哭，脸涨得通红。谢基尼娜从人群里出来，走到押解兵跟前。
“军官先生，这娃娃让我来抱吧。”
押解兵抱着小女孩站住了。
“你是什么人？”押解官问。
“我是个***。”
谢基尼娜美丽的脸蛋和她那双好看的金鱼眼睛，显然对押解官起了作用（他在接收犯人时已见过她）。他默默地对她瞧了瞧，仿佛在权衡什么似的。
“我都无所谓，你要，就抱去好了。你可怜他们不要紧，可是万一跑掉一个人，叫谁负责呢？”
“他抱着娃娃怎么跑得掉？”谢基尼娜说。
“我可没工夫跟你们磨嘴皮子。你要，就抱去吧。”
“您说给她吗？”押解兵问。
“给她。”
“你来，到我这儿来！”谢基尼娜召唤着，竭力把小女孩叫到自己身边。
小女孩却从押解兵怀抱里向父亲探过身去，仍旧尖声啼哭，不肯到谢基尼娜那边去。
“您等一下，谢基尼娜，瞧她会到我这儿来的，”玛丝洛娃从口袋里取出一个面包圈，说。
小女孩认得玛丝洛娃，看见她和面包圈，就向她走去。
一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这时大门已打开，犯人们走到门外排好队。押解兵重新清点人数。大家把口袋放到大车上，捆在一起，又让体弱的人上车。玛丝洛娃抱着小女孩，走到女犯队伍里，站在费多霞旁边。西蒙松一直注视着刚刚发生的事，这时大踏步向军官走去。军官刚把事情安排好，准备跳上他的四轮马车。
“您这样做不对，军官先生，”西蒙松说。
“回队伍里去，不关您的事！”
“怎么不关我的事？你们这种做法不对，我就是要说，而且我也说了。”西蒙松紧锁住两道浓眉，盯住押解官的脸说。
“都好了吗？全体注意，起步走，”押解官不理西蒙松，大声喊道，接着按住赶车士兵的肩膀，钻进马车。
队伍动了起来，拉成长长的一串，穿过茂密的树林，沿着两边是沟的坎坷不平的泥泞道路前进——
长篇小说。写于1889—1899年。生在牛棚,三岁时母亲死后即成了地主“半养女、半家奴”的玛丝洛娃,刚长大成人就遭贵族少爷聂赫留朵夫的践踏遗弃,沦为娼妓,最后蒙冤进狱并被判刑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自私堕落的聂赫留朵夫后来在法庭上同玛丝洛娃相遇,深受触动,开始了“灵魂大扫除”,为营救玛丝洛娃出火坑而奔走,在一切努力失败后,又决定和玛丝洛娃一起去流放。玛丝洛娃受“忏悔”后的聂赫留朵夫的精神的感召,终又“更深深地爱上他”。小说以单线条的明快结构,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复杂经历,描绘了农奴制度改革后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撕下了贵族资产阶级的“一切假面具”。作者通过极为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强烈控诉从外省到首都,从地方到中央,整个俄罗斯帝国,包括它的国家机器、官方教会、社会制度、经济基础和伦理道德,已经成了囚禁和残害人民的监狱。但也正是在这部小说中,托尔斯泰思想和艺术上的矛盾和局限性,也得到最充分的表现。他谴责地主资产阶级的暴力,同时也否定革命的暴力,并且歪曲革命者的形象;他反对官方教会,却又鼓吹“清洗过的新宗教”,用一种“精制的新毒药来麻醉被压迫群众”;他不赞成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但没有“去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它的政权工具,即君主政体”,幻想“好老爷”发善心,把土地“恩赐”给农民;鼓吹“饶恕一切人”、“爱敌人”等的基督教“博爱”宣传也比以前更加浓重。在艺术上,托尔斯泰通过复杂的心理过程表现人物精神世界的独特技巧,在《复活》中达到十分精致、高超的程度,语言也较以前质朴多了;但他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人性”和“兽性”的荒诞观点,却使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的形象在小说后半部苍白无力。《复活》中冗长道德说教和大量抄引《福音书》,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长篇的艺术感染力,而且连它的结构有时也遭到明显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