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八
八
这个旅站也跟西伯利亚沿途所有的旅站一样，有一个用尖头圆木桩围起来的院子，院子里有三座住人的平房。最大的一座装有铁窗，住着犯人。另一座住着押解兵。再有一座住着军官，还设有办公室。这三座房子此刻灯火通明，照例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里面一定很漂亮舒适，特别是在这个旅站。每座房子入口处都点着灯，围墙四周另外有五六盏灯，把院子照亮。一个军士领着聂赫留朵夫走过一块木板，来到那座最小的房子门口。他登上三级台阶，让聂赫留朵夫走在前面，进入点着一盏小灯、弥漫着煤烟味的前室。火炉旁有个穿粗布衬衫和黑色长裤、系领带的士兵，一只脚穿着长统黄皮靴，弯着腰，拿另一只靴统子给茶炊扇风。他一看见聂赫留朵夫，就丢下茶炊，帮聂赫留朵夫脱下皮衣，然后走进里屋。
“他来了，长官。”
“哦，叫他进来！”传出来一个怒气冲冲的声音。
“您从这门进去吧，”那士兵说着继续烧茶炊。
在点着一盏吊灯的第二个房间里，有一个脸色通红、留着很长淡黄色小胡子的军官，身穿紧裹宽阔胸膛和肩膀的奥地利式上装，坐在桌旁。桌上铺着桌布，放着吃剩的饭菜和两个酒瓶。在这个温暖的房间里，除了烟草味，还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劣等香水的气味。押解官看见聂赫留朵夫，欠了欠身，又象嘲讽又象疑惑地盯住他。
“您有什么事？”他问，不等对方答话，就对着门口嚷道：
“别尔诺夫！茶炊什么时候烧好哇？”
“马上就好。”
“我马上给你点颜色瞧瞧，好叫你记住！”押解官对他白了一眼，骂道。
“来了！”士兵嘴里叫着，端着茶炊走进来。
聂赫留朵夫等士兵把茶放好（军官睁着一双小眼睛，恶狠狠地盯住这个士兵，仿佛要看准一个地方，动手打他）。等茶炊放好，押解官就开始煮茶。接着从旅行食品箱里拿出一个盛白兰地的方玻璃瓶和一些夹心饼干。他把这些东西放在桌上，转身对聂赫留朵夫说：
“那么我能为您效点什么劳哇？”
“我要求探望一个女犯人，”聂赫留朵夫说，没有坐下来。
“是***吗？法律规定，禁止探望，”押解官说。
“这个女人不是***，”聂赫留朵夫说。
“您请坐，”押解官说。
聂赫留朵夫坐下来。
“她不是***，”他又说了一遍，“但经我提出要求，最高长官批准让她同***一起走……”
“啊，我知道了，”押解官打断他的话说。“就是那个黑头发的小娘们吧？好哇，可以。您抽烟吗？”
他把一盒香烟推到聂赫留朵夫面前，小心地倒了两杯茶，把一杯送到聂赫留朵夫面前。
“请，”他说。
“谢谢您。我想见一见……”
“夜很长，您有的是工夫。我派人去把她给您叫来就是了。”
“能不能不叫她出来，让我到他们那里去呢？”
“到***那儿去吗？这是违法的。”
“我去过好几次了。要是您怕我把什么东西带给***，那我通过她也可以转交。”
“哦，不，她要被抄身的，”押解官说，现出不愉快的笑容。
“哦，那你们可以先把我搜一搜。”
“哦，不搜也行，”押解官说，拿起一个开了塞子的酒瓶，送到聂赫留朵夫的茶杯上。“加一点好不好？哦，那么听便。一个人住在西伯利亚这种地方，能见到一个有教养的人，真是太高兴了。老实说，干我们这一行，真是再伤心也没有了。一个人过惯别种生活，来到这地方，苦透了。您要知道，人家一提到干我们这一行，当押解官，总认为都是没有教养的大老粗，可就是不想想，我们生下来干别的事也完全可以。”
押解官通红的脸、他的香水味、他的戒指，特别是他那难听的笑声，都很使聂赫留朵夫反感。不过，聂赫留朵夫今天也象整个旅行期间那样，抱着严肃谨慎的态度。他对任何人都不怠慢，也不蔑视，同谁说话都“一本正经”，这是他给自己规定的态度。他听了押解官这番话，以为他很同情受他管辖的那些人的苦难，因此心情沉重。聂赫留朵夫就严肃地对他说：
“我想，您做这种工作，可以设法减轻人家的痛苦，这样您就会比较心安了，”他说。
“他们有什么痛苦？他们本来就是这号人嘛。”
“他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聂赫留朵夫说。“还不跟大家一样都是人。其中还有无辜的呢。”
“当然，什么样的人都有。当然，很可怜。别的押解官丝毫不肯马虎，可我呢，总是尽可能减轻他们的痛苦。宁可我自己受理，再不然干脆枪毙，可我总是可怜他们。再来点茶吗？您吃吧，”他说着又给他倒茶。“您要见的女人，究竟是个什么人？”他问。
“她是个不幸的女人，落到一家妓院里，在那儿遭到诬告，说她毒死了人，其实她是个很好的女人，”聂赫留朵夫说。
押解官摇摇头。
“是啊，这种事情是有的。我可以告诉您，喀山就有过一个这样的女人，名字叫爱玛。她原是个匈牙利人，生有一双地地道道的波斯眼睛，”他继续说，一想到这事就情不自禁地笑起来。“风度好极了，简直象个伯爵夫人……”
聂赫留朵夫打断押解官的话，回到原来的话题上。
“我想，既然他们现在归您管，您就可以减轻他们的痛苦。您要是能这样做，我相信您会感到快乐的，”聂赫留朵夫说，尽量把话说得清楚些，就象同外国人或者孩子说话那样。
押解官眼睛闪闪发亮，瞧着聂赫留朵夫，显然急不及待地巴望他把话说完，好继续讲那生有一双波斯眼睛的匈牙利女人。她的形象显然生动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把他的全部注意力都吸引了。
“是的，这话很对，确实是这样的，”他说。“我也很可怜他们。不过我还想跟您谈谈那个爱玛。您想她干出什么事来了……”
“我对这事不感兴趣，”聂赫留朵夫说，“不瞒您说，我以前也是另外一种人，可如今我痛恨这种对待女人的态度。”
押解官吃惊地对聂赫留朵夫瞧瞧。
“那么，再给您来点茶吗？”他说。
“不，谢谢。”
“别尔诺夫！”押解官叫道，“把这位先生带到瓦库洛夫那儿去，对他说，让这位先生到***房间里，可以让他待到点名。”——
长篇小说。写于1889—1899年。生在牛棚,三岁时母亲死后即成了地主“半养女、半家奴”的玛丝洛娃,刚长大成人就遭贵族少爷聂赫留朵夫的践踏遗弃,沦为娼妓,最后蒙冤进狱并被判刑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自私堕落的聂赫留朵夫后来在法庭上同玛丝洛娃相遇,深受触动,开始了“灵魂大扫除”,为营救玛丝洛娃出火坑而奔走,在一切努力失败后,又决定和玛丝洛娃一起去流放。玛丝洛娃受“忏悔”后的聂赫留朵夫的精神的感召,终又“更深深地爱上他”。小说以单线条的明快结构,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复杂经历,描绘了农奴制度改革后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撕下了贵族资产阶级的“一切假面具”。作者通过极为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强烈控诉从外省到首都,从地方到中央,整个俄罗斯帝国,包括它的国家机器、官方教会、社会制度、经济基础和伦理道德,已经成了囚禁和残害人民的监狱。但也正是在这部小说中,托尔斯泰思想和艺术上的矛盾和局限性,也得到最充分的表现。他谴责地主资产阶级的暴力,同时也否定革命的暴力,并且歪曲革命者的形象;他反对官方教会,却又鼓吹“清洗过的新宗教”,用一种“精制的新毒药来麻醉被压迫群众”;他不赞成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但没有“去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它的政权工具,即君主政体”,幻想“好老爷”发善心,把土地“恩赐”给农民;鼓吹“饶恕一切人”、“爱敌人”等的基督教“博爱”宣传也比以前更加浓重。在艺术上,托尔斯泰通过复杂的心理过程表现人物精神世界的独特技巧,在《复活》中达到十分精致、高超的程度,语言也较以前质朴多了;但他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人性”和“兽性”的荒诞观点,却使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的形象在小说后半部苍白无力。《复活》中冗长道德说教和大量抄引《福音书》,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长篇的艺术感染力,而且连它的结构有时也遭到明显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