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功名所始

左宗棠之参与湖南巡抚戎幕，自非志在功名，顾以后之功名，不能不谓由此始。

最先张亮基以宗棠防守湖南功入告，得旨以知县用，并加同知衔。其后骆秉章追叙宗棠平征义堂功，奏准以同知直隶州选用，辞不获。注188此第一次游幕时期事也。

次曾国藩以宗棠接济军饷功，奏准以兵部郎中用，并赏戴花翎。注189此举宗棠大为不慊，见于致刘蓉书：

吾非山人，亦非经纶之手，自前年至今，两次窃预保奏，过其所期。来示谓涤公以蓝顶花翎尊武侯，大非相处之道。长沙、浏阳、湘潭兄颇有劳，受之尚可无怍。至此次克复岳州，则相距三百余里，未尝有一日汗马之劳，又未尝参帷幄之议，何以处己，何以服人。方望溪(苞)与友论出处：天不欲废吾道，自有堂堂正正登进之阶，何必假史局以起。此言良是。吾欲做官，则同知直隶州亦官矣，必知府而后官耶？且鄙人二十年来所尝留心，自信必可称职者，惟知县一官。同知较知县则贵而无位，高而无民，实非素愿。知府则近民而民不之亲，近官而官不禀畏。官职愈大，责任愈重，而报称为难，不可为也。此上惟督抚握一省大权，殊可展布，此又非一蹴所能得者。以蓝顶尊武侯而夺其纶巾，以花翎尊侯而褫其羽扇，既不当武侯之意，而令此武侯为世讪笑，进退均无所可，非积怨深仇，断不至是。涤公质厚，必不解出，此大约必润之从中怂恿，两诸葛又从而媒孽之，遂有此论。润之喜任术，善牢笼，吾向谓其不及我者以此，今竟以此加诸我，尤非所堪。两诸葛懵焉为其颠倒，一何可笑。幸此议中辍，可以不提。否则必乞详为涤公陈之。吾自此不敢即萌退志，俟大局戡定，再议安置此身之策。若真以蓝顶加于纶巾之上者，吾当披发入山，誓不复出矣。注190

此函颇诙谐入趣，惟其后所加之官，乃兵部郎中而非知府耳。复次，秉章以宗棠连年筹办炮船，选将练勇，均能悉心谋划入告，请赏加四品卿衔。注191此第二次游幕时期事也。

不特此也，宗棠参与湖南巡抚幕府既久，功在大局，迭经中外大臣保奏，而宗棠之姓名，渐达九重，其最初保奏者，当推御史宗稷辰，略谓：

自粤寇窜扰长江，数年以来，武臣之能守者既少，文臣之有胆略者尤少。近日支持两湖，赖有一二书生，如胡林翼、罗泽南，以胆略为士卒先，遂时有斩获收复。此二人者，实曾国藩有以开之。臣闻见隘陋，未能尽识天下之人才，所知湖南有左宗棠，通权达变，疆吏倚之，不求荣利，而出其心力，辅翼其间，迹甚微而功甚伟，若使独当一面，必不下于胡、罗。注192

诏秉章，悉心访查，其人果有经济之才，即着出具切实考语，送部引见。秉章据实覆奏，请俟湖南军务告竣，再遵旨给咨送部引见，时在咸丰五年(1855)。次年(1856)林翼奏荐为将材，注193又次年(1857)复有上谕曰：

湖南举人左宗棠，前经曾国藩奏保，以郎中分发兵部行走。复经骆秉章奏，该员有志观光，俟湖南军务告竣，遇会试之年，再行给咨送部引见。现当军务需才，该员素有谋略，能否帮同曾国藩办理军务，抑或无意仕进，与人寡合，难以位置，着骆秉章据实陈奏。

秉章复以湖南军事方急，覆奏相留。注194宗棠同乡郭嵩焘值南书房，文宗亦嘱其劝宗棠务为国家出力。注195盖自宗稷辰等保奏之后，宗棠之为人，益简在帝心，内外臣工入见，知其稔宗棠者，文宗必垂询及之。

然宗棠之作为，固有功于国家，而自身则成为怨府，第一欲得而甘心者，自为太平军。当宗棠出湖广总督幕而还居白水洞未久，太平军由长江重入湖南，知宗棠向尝在张亮基幕，屡画策破败其众，则游氛四出，谣言叠起，谓将劫以图报复。宗棠未为动，已而离白水洞赴长沙省城，复参与骆秉章幕。一日者，太平军逸骑三十余，果驰至梓木洞，幸未抵白水洞，而宗棠先已得讯，自率楚勇一百，前往迎护眷属以去，故未受其厄。乃甫过湘潭县城，正在赴其隐山外家途中，而太平军已继至，相距不过十里，为时不过数刻，其不及于难，仅在毫发间。注196

抑不第太平军集怨宗棠也，宗棠助当局澄清吏治，整顿财政，税厘涓滴归公，钱粮浮收悉去，进循良，黜贪污，一无假借，于是所有不肖官吏皆集怨于宗棠矣。且近在桑梓，所接触，非姻娅，即友好，而凡有非分之求，宗棠概裁以法理，无所瞻徇，于是当地人亦皆集怨于宗棠矣。及永州镇总兵樊燮参案作，凡所不慊于宗棠者，更咸思借机泄忿，以图报复。注197

樊燮参案凡二次。第一次，系参樊燮由永州入都陛见时之两点。一为违制乘坐肩舆，证以平日在任，向乘肩舆，众目共睹。二为随带弁兵三十二名护送，证以眷属住长沙省城南门大街，家中供差兵丁，常有数十名之多，樊燮遂奉旨革职。第二次系追劾在任时劣迹，凡有数端。一为出入乘坐绿呢轿，轿夫派中、左、右三营分拨；二为在任两年，从未操兵一次；三为署内供差兵丁，实有一百六十名之多，内厨役、裁缝、剃头、茶水、火夫并花儿匠、泥水匠作等，均冒充额兵，支领粮饷；四为先后修造署内花厅上房，共用制钱九百五十千，均派各营于公项下支拨；五为署内家宴彩觞戏价赏耗，均派用营中公项；六为前次北行赴省，共用大小船七只，所有一切费用，共计制钱一百八十八千，均派左营于公项下支拨；七为此次北上入京，起程时，预提春夏秋三季俸廉等项一千五百八两零，而春季兵饷，至今尚未全数发放，又动用上年秋季应分米折银二百二十七两零，购买绸缎，致该项米折，亦至今尚未支放，又借支中营银二十二两七钱，而署中一切零星使用，无一不取之营中，故尚提用银九百六十二两，公项钱三千三百六十千零。凡此诸款，均有确凿证据，于是复奉旨，樊燮着即拿问，交秉章提同人证严审究办。注198

以上为樊案经过，今吾人就事推究，大概出名者自为秉章，而策动者殆为宗棠。顾樊燮之劣迹，既如是昭著，当军务如此紧张之时，而为堂堂总兵者，犹如此贪黩，诚属罪无可逭，不能谓宗棠之文致罗织。顾樊燮所以尚敢蒙词相讦者，则一由于湖南有人深恶痛绝于宗棠，故意怂恿樊燮与宗棠为难。二由官文注199对于本案有牵涉难堪之处。其时官文已派樊燮署理湖南提督，秉章第一次参奏中，连带叙入，乃奉旨着官文另行派员署理，此一难堪也。官文对于永州镇总兵遗缺，系奏委栗襄署理，而栗襄原为秉章在湖北巡抚任内抚标中军参将。秉章曾饬其整顿营务，一味支饰，毫无实际，甚至各城门应派弁兵，经秉章亲往查视，并无一人。又张亮基署湖广总督时，饬栗襄监造鸟枪，及抽提试验，则内膛并未钻过，木壳外虽涂饰光彩，料极脆薄，所有铁箍，均是浓墨画成，着手即脱。亮基恨其作伪，令其自行点放，栗襄不敢点放，自认赔造，请求免究，一时咸以为笑。秉章于第二次参奏中附片和盘托出，于是又奉旨着官文查明参奏，注200此亦一难堪也。且宗棠素贱视官文，平日两湖间公事往来，尤时有与官文抵牾之处，官文衔恨已久，至是遂被樊燮等利用而不自觉，遽据樊燮所控问官饬换亲供，挟嫌串害。并永州府知府黄文琛滥邀优保各情，闻于清廷，清廷即交官文会同湖北乡试主考钱宝青查办，牵入宗棠。秉章虽为剖辩，清廷亦偏听官文一面之词，转责秉章受属员怂恿，劣幕把持。注201斯时，宗棠有与李续宾一书，申其愤慨：

自二年(1852)至今，介于不绅不幕之间，踪迹太幻，早已为世所指目。今更孤踪特立，日与忌我疑我者为伍，身家无可惜，性命不足惜，特拼此身家性命，而于大局桑梓，均无丝毫之裨，则殊不值耳。谨奉身暂退，以待机之可转。

咸丰十年(1871)正月，宗棠乃携婿陶桄，借会试名义，北走京师，且以问心无他，欲自直于清廷。注202于是以公私关系，为宗棠解救者，外有胡林翼，内有郭嵩焘。

林翼知宗棠北行，亟遣急足追踪而往。故宗棠抵襄阳，而林翼之密函已先在。略谓含沙者意犹未慊，网罗四布，北上正堕其计。宗棠遂折回汉川，复沿江而下，至英山。先晤林翼，至宿松，再晤国藩。于是宗棠欲以亲历行间自效，以为与其死于小人，未若死于盗贼之快。国藩与林翼慰勉之。会闻长子孝威病笃，姑回家省视，其间林翼更以私情为解于官文，以缓其狱。注203

嵩焘时尚值南书房，为言于同值之潘祖荫，认宗棠之去留，关系大局。祖荫遂奏保宗棠，辨其诬，且谓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一日不可无宗棠，文宗果为动容，以特旨询国藩：

有人奏，左宗棠熟悉形势，运筹决策，所向克敌，惟秉性刚直，嫉恶如仇，以至谣诼沸腾，官文亦惑于浮言，未免有指摘瑕疵之处。左宗棠奉身而退，现在贼势狓猖，东南蹂躏，请酌量任用等语。左宗棠熟习湖南形势，战胜攻取，调度有方，目下贼氛甚炽，两湖亦所必欲甘心，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襄办团练，抑或调赴该侍郎军营，俾得尽其所长，以收得人之效。

国藩覆陈，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时，无论何项差使，惟求明降谕旨，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林翼亦奏请酌量器使，募勇以救江西、浙江、安徽。注204

于是宗棠回家不三日，即奉诏以四品京堂候补，襄办曾国藩军务。注205牵涉樊燮之案，无形消除。故宗棠对文宗特达之知，与祖荫等素无一面之缘而力保，深引为知遇之感。其后家书致长子孝威备述之：

吾以婞直狷狭之性，不合时宜，自分长为农夫以没世。遭际乱离，始应当事之聘，出深山而入围城。初意亦只保卫桑梓，未敢侈谈大局也。蒙文宗显皇帝以中外交章论荐，始有意乎其为人，凡两湖之人及官于两湖者，入觐时无不垂询及之，以未著朝籍之人，辱荷恩知如此，亦稀世之奇遇。骆、曾、胡之保，则已在乎圣明洞鉴之后矣。官文因樊燮事，欲行构陷之计，其时诸公无敢一言讼其冤者，潘公祖荫直以官文有意吹求之深意入告。其奏疏云：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某人。于是蒙圣谕垂询诸公，乃敢言左某可用矣。咸丰六年(1856)，给谏宗君稷辰之荐举人才，以我居首。咸丰十年(1860)，少詹潘君祖荫之直纠官文，皆与我无一面之缘，无一字之交。宗盖得闻之严丈仙舫(正基)，潘盖得闻之郭仁先(嵩焘)也。郭仁先与我交稍深，咸丰元年(1851)，与吾邑人公议，以我应孝廉方正制科，其与潘君所言，我亦不知作何语。宗疏所称，则严丈仙舫亲得之长沙城中及武昌城中者，与我共患难之日多，故得知其详，而直道如此，却从不于我处道及只字。亦知我不以私情感之，此谊非近人所有。而宗、潘之留意正人，见义之勇，亦非寻常可及矣。注206

时石达开窜四川，形势骤张，清廷又议令宗棠督办四川军务，先咨询官文、林翼意见。宗棠本人殊不愿，两人覆陈，亦认为难收速效。于是清廷明令，即着无庸入川，仍着襄办国藩军务。一面调秉章督办四川军务，而秉章又奏调宗棠襄办，会江苏情形危急，希望国藩往援，国藩则以宗棠募勇未到，不能前进，故清廷亦仍命宗棠毋庸入川，但赶赴国藩军营。注207嗣是而后，宗棠躬事军政，可分为六时期：(一)援应江西、安徽时期；(二)平定浙江时期；(三)肃清福建、广东边境时期；(四)协剿西捻时期；(五)肃清陕西、甘肃时期；(六)平定新疆时期。前三期亦可括为东征时期，后三期括为西征时期。

秦翰才著。写成于1949年初，历时十几年，四易其稿，是首部系统研究左宗棠的专著。为撰写《全传》，作者参考了大量历史资料和前人著作，引用书目多达360余种，在已有的左宗棠研究著作中，无能出其右者。为了查找史料，有一段时期，秦翰才先生在上海鸿英图书馆将《申报》从创刊号始至左宗棠逝世止十多年的报纸逐日翻阅一过，而书中引用的《申报》材料不过十数条。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是极可称道的。总之，《左宗棠全传》足可作为学界进一步研究的基石。《左宗棠全传》以治军理政为中心，全面评述了传主的一生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