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释
『全面抗战』，『八一三』以来这四个字是在普遍的被大家嘴里叫着，笔下写着，可谓已成流行的口头语，手头字，为什么我还要加以解释呢？因为现在全***事动员的范围日益扩大，从察绥到华北，由山东沿海到上海，大半个中国的地域上都在进行着激烈的战争，这种全国性的战局，是被一般人误会着这就是『全面抗战』。
目前战争的性质是不同于『九一八』东北军的抗战，也不同于『一三八』上海十九路军的抗战。因为这些战争，都是局部的抵抗，就了结当时的战局，不仅在政治上没有完成抗战的任务，即在军事上也没有结束战略上的任务；『九一八』抗战的结束是丢了东三省，『一二八』抗战是签订了淞沪协定。目前战局的形势，最后胜负，固难一言预计，即以失败前途而言，决不是丢了几省土地，或者仅仅是签订一个不利于中国的什么协定就可了事，即是能否保存半殖民地独立国家的名义？正因这个战争是有关于中华民族今后能否独立生存的意义，所似被侵略的我们，在卢沟桥事变后，虽说『应战』，而我们一开始的军事动员，就超过了局部抗战的范围，『八一三』以后，抗战的范围就表现了全国的性质。在部队的调动上，不论那一个偏僻省区，一律在实行动员，战争本身的影响，动摇了全国范围以内的正常状态，不论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生活，都因战争的影响，起了极大的变动，这是『九一八』『一二八』抗战所没有的现象，可是我们能不能说这就是全面抗战呢？不，带有全国性质的军事行动，还不能称为『全面抗战』。
我在另外一个报纸上说过：『所谓全面抗战，应该是指抗战的政治决心，』如加以更具体的解释，全面抗战应该是在政治方面有切实的办法，必须动员全国人力（军队，人民）、财力、外交、文化（一切教育，娱乐，出版，及其他宣传机关），全中华民族各方面的力量实行全民抗战。我们是被压迫被侵略的民族，在单纯的军事条件上，应当不讳言的承认敌人比我们优越得多，然而我们有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就是我们有全国人民敌忾同仇为政府与军事后援的全民力量，这种力量是帝国主义侵略者所没有的。而且由于帝国主义本身与侵略者统治下人民的矛盾，他们不能实现政府与人民一致，军事与人民一致；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战争如延长下去，他们的广大人民必然会起来反对侵略者的统治。可是我们的抗战，是求民族解放，独立，自由神圣的民族***战争，全国人民必然一致起来拥护这个战争，这就是我们可以战胜敌人优越军事条件的特点。然而，如果我们抗战只限于单纯的全国性的军事动员，不能彻底实现全面抗战的政治决心，抗战的最后胜利还是没有保障！不久以前的阿比西尼亚反对意大利侵略的抗战，正因为仅仅实现全国性的单纯军事动员，没有实现全民族的全面抗战，最后依然遭受了惨败。试问我们现在除掉有了全国范围以内的军事动员外，是不是在实行全面抗战呢？这个答复，可以从政治方面动员的实际状况中得出结论的。
全国的人力，军队是一部分，而且是四万万五千万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如何发动全国人民起来拥护政府与军队呢？这就看政府是否彻底开放群众运动，不加任何限制的准许人民有组织一切抗日团体的自由，工人可以自动组织自己的工会，准许工人在工会中讨论与解决工人阶级自己的利益，农民可以自动组织农会，准许农民讨论与解决大多数农民的共同农民的利益，此其一。广泛的武装人民，准许他们参加战争、此其二。没收日帝国主义在华财产，没收汉奸财产，禁绝私人外汇，反对市场投机操纵，统制与军事有关之重要工业，交通，贸易等，提倡国货，及其他一切有利于政府抗战的财政经济政策，此其三。减租减税，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及其他改善民生各项设施，此其四。立即撤回驻日大使，对日绝交，确立自动自主的外交路线，联合有实际帮助我们抗战到底的一切友好国家，联合其他一切被压迫民族，进行国民外交，发动各国人民对我抗战的同情援助，此其五。准许一切抗日救国言论出版的自由，安插流亡学生，训练教育抗日救国各种青年干部，及其他战时文化教育，此其六。只有实现上述各项，加以目前已在实行有全国性的军事动员，方能称为『全面抗战』。
在军事上我们已与日帝国主义顽强抗战相当一个时期了，不论国内国外都一致赞许我们政府在军事领导上英勇不屈的精神，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阿比西尼亚单纯依靠军事动员的失败的教训，我们要完成抗战的彻底胜利，必须立即实行全民族的全面抗战！
有个刊物在征求『中国抗战必然胜利的原因』的论文，我想我可以做一个答复：假如政府立即实行『全面抗战』，这就是必然胜利的原因！假如政府始终只有单纯的军事抗战，必然胜利的原因，我就答复不出。
前线的将士不断的在经验上发出军队必须与民众合作的议论，而且有些地区如线，相当的在执行军民合作的初步工作。我们相信：一切救亡阵线上的爱国分子，无不迫切热望政府当局立即实行全面抗战，以保中华民族这次民族战争的彻底胜利。我们希望政府当局能当机立断，坚决实行全面抗战的一切必要步骤。
十月十三日
潘汉年著，生活书店，1938年1月第1版。本书收录“全面抗战释”、“全面抗战中政治动员的基点”、“如何确保抗战的全部胜利”、“群众动员的基本问题”、“上海中立区问题”、“承认上海中立区的外交意义”等22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