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家说叙
先征君武夷府君早受《春秋》于酉阳杨氏，进业于安成刘氏。刘氏毕业而疑，疑帖《经》之术已疏，守《传》之述未广也。已乃研心旷目，历年有得，惜无传人。夫之夙赋钝怠，欲请而不敢。岁在丙戌，大运倾覆，府君于时春秋七十有七，悲天悯道，誓将谢世，乃呼夫之而命之曰：详者，略之开也；明者，晦之迪也。虽然，綦详而得略，綦明而得晦，不鲜矣。三《传》之折中，得文定而明，河南之举要，得文定而详，习其读者之所知也。经之纬之穷于幅，日之月之翳于阴，习其读者之未知也。小子其足以知之乎？
夫之蹴然而对曰：敢问何谓也？
曰：文定之于《春秋》也，错综已密，所谓经纬也；昭回不隐，所谓日月也。虽然，有激者焉，有疑者焉。激于其所感，疑于当时之所险阻。方其激，不知其无激者之略也；方其疑不知厚疑之以得晦也。
夫之请曰：何谓激？
曰：王介甫废《春秋》，立新说，其言曰：天戒不足畏，人言不足恤。文定激焉，核灾异，指事应，祖向、歆，尚变复。孔子曰：畏天命，非此之谓也。畏刑罚而忠者，臣之道薄；畏谴责而孝者，子之谊衰。若此者，激而得滞，滞而得略，天人之征不详矣。载愤辨之心以治经，而略者不一一也。
夫之进请曰：何谓疑？
曰：宋之南渡，金挟余毒，逼称臣妾，韩、岳、刘、张，拥兵强盛。建炎臣主，外忧天福之覆车，内患陈桥之反尔。外忧者，正论也；内患者，邪说也。文定立廷论道，引经比义，既欲外亢，伸首趾之尊；复欲内防，削指臂之势。外亢抑疑于内僭；内防又疑于外疏。心两疑，说两存，邪正参焉。其后澹庵、南轩师其正，斥王伦之奸；秦、张、万俟师其邪，陷武穆之死。而一出于文定之门，效可睹矣。《春秋》贵夏必先赵武，尊王授权桓、文，其义一也。以赵普猜制之术，说《春秋》经世之略，恶乎其不晦哉？或明之，或晦之，而得失相杂，不一而足矣。
夫之受命怵惕，发蒙执经而进，敢问其所未知。府君更端博说，浚其已浅，疏其过深，折其同三《传》之未广，诘其异三《传》之未安，始于元年统天之非，终于获麟瑞应之诞，明以详者不复伸，略以晦者弗有诎也，几于备矣。越岁不辰，岁在丁亥，黄地既裂，昊天复倾，不吊毒酷，府君永逝。迄今二十有二载，夫之行年五十，悼手口之泽空存，念菌蟪之生无几，恐将佚坠，敬加诠次，稍有引伸，尚多疏忘，岂曰嗣先，聊传童稚云尔。
著雍涒滩之岁相月壬子望不肖男征仕郎夫之谨述。
三卷。清王夫之撰。据作者自序,其父王朝聘 (1568—1647,明万历乙卯、天启辛酉两中副榜)研治《春秋》多年,甚有心得,然老病侵寻,未及著书而殁;此书即取材于朝聘之说,故以“家说”为名。《春秋家说》针对宋胡安国《春秋传》一书的缺失加以攻驳,多能中其肯綮。同时,作者又往往针对历史及现实借题发挥,其议论常有超出《春秋》之外者,因此,《四库提要》讥为“好为高论、不顾其安”,“连篇累牍、横生枝节”,“其弊乃与胡《传》等”;其实,这正是船山学术立足于通经致用的体现。此书最初版本为清道光二十年(1840)衡阳王世佺辑刻之《船山遗书》本。道光二十二年 (1842)兴化邓显鹤刻《船山遗书》本。同治四年 (1865)湘乡曾国藩江宁节署重刻《船山遗书》本。民国二十二年(1933)上海太平洋书店铅印《船山遗书》本。近年湖南岳麓书社《船山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