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中国古代的四民社会
西方只有农、工、商，但并没有中国之所谓士。士为四民之首，《战国策》与《管子》等书中已有四民连在一起的称谓。西方人有牧师、武士、律师等，但并无中国的士。
西方的封建时代只有贵族与平民，等到西方近代城市兴起了，才有了中产阶级。中国之士非中产阶级，而是社会的领导者。说士才是智识分子也不妥，因农工商也可接受智识。读书人有其品格（流品），《论语》中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①读书人经考试及格才能任官，且是照地区分配，故与世袭的贵族社会并不相同。
中国的政权，由士人任官，是一种士人政权。
中国人有任何宗教，但也可以说什么宗教都没有。教人民的是士，做官的奉公守法。
总之，中国是四民社会，包括宗教、政治及社会。教主是孔子，教育出很多士人，因此孔子在历史上极为重要。
社会有时是变型，有时则是成型，但两者并非绝对，不过是较变动或较稳定而已。
自井田制度破坏后，有自由的农民、工人、商人与学者。学者在当时社会势力很大，可影响到整个世界（按此乃指中国当时各诸侯国）。例如鲁仲连，当时各国欲尊秦为帝，但鲁不同意，故不帝秦。鲁只是平民，只是一学者身份，但可影响国际的政策，可见学者地位之高。当时学者地位一般来讲是很好，如孟子有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等于当时贵族，但这些学者只是靠诸侯供养。
又如王斗，他见齐宣王时，王说：斗前！斗说：王前！旁人问：士贵乎？王贵乎？斗答：士贵，王不贵。闻秦有命令，谁取齐王之首有赏，但同时命令秦军至齐时不许摧残柳下惠之坟上一根草，可见士贵。
又如孟子，有一次欲见齐宣王，齐宣王亦欲见孟子，召之，孟子生气说不能去，又命仆驱车外行，孟子却到别处去。只是说明王有事不能召他，要亲自见他。
士人很贵，但无生活背景，亦不事生产，只由贵族供养，但社会地位却很高。
汉高祖是平民出身，他得天下后，不爱重士人，故其政权人物都只是些他原来手下的平民和军人，当时士人地位即不高。在古代社会，士人与商人不能严格分开。汉高祖轻视商人，而当时之社会已走上一商业社会之道路。因农民种田之出产有限，只能养一家，商人则无限，可发大财。
太史公《史记》中之《货殖列传》说及汉朝之生意，太史公称经商者曰素封。因战国时各立王，王所封出的称君，如孟尝君、春申君、信陵君、平原君等。战国时已取租税，此种被封之君叫封君，一户有20万资本，当时封一贵族（君）可得1000户之租税。太史公认为一位经商者所得之收入，与封君之收入相同时，此商人即等于封君，故称之为素封。太史公计算，养250匹彘，一年亦可得20万资本（公孙宏家亦养彘），就可生活了。又如养鱼、种枣树，太史公均加以计算，如种1000株粟，种竹则1000亩等等。太史公所记述的，可分类为：
（一）食品：酱油、米、盐、鱼等。
（二）工艺品：木、铜、竹、铁器等。
（三）原料：革、丝、纻、药草等。
古代经商者，例如一种橘者，收、送、装运、推销均由其一人经管，故需要很多人手。
汉代货币，一金即一立方寸的金，等于一万钱，即两种货币是一与万之比，比数极大。
当时最高的官俸是一年2000石，但平常八口之家只有100石收入，尚要除去赋税。在衙门做最小的职位得俸100石，可当作一种田人看，但不必缴租了。汉代规定的赋税是十五分之一，但实际征收的税只有三十分之一。两千年前，中国人已知道规定一律平等的赋税了，为世界各国所无，且赋税极轻。
后来汉代人觉得收入100石不够开支，汉代除租税外，尚有服役，即义务劳动，如不愿服役，则每200文钱可代一役。此外尚有人口税，如不能负担人口税时，则他自己可以把公民身份卖给贵族（富翁）为奴，该富翁则加倍为此人付人口税，为240文。这些为奴的为主人做事，如去外地运送、推销货物。这些人生活极好，衣丝乘车，做事很能干，女奴则着华服唱歌跳舞以娱嘉宾。
但有的人不肯为奴，因此有亡命，即由有登记的甲地逃至乙地，负担就逃避了。当时并无旅馆，但当地有一招留的人，此种人叫侠，由侠窝藏包庇亡命者，如被政府发现，则一同受罪。这些亡命者为报答主人，就拦路去抢货财，并烧炭、铸钱，或盗古坟、养鱼等，从事一种不正常的生产，地方上不敢干涉他，因他们人多势强，这些主人即游侠。如太史公撰有《游侠列传》，且特别注意其中的大游侠郭解。有一人住在郭解附近，但轻视郭，并用眼斜视，但出不起役钱，不过并没有人要他服三年劳役，原来是郭君替他出了钱，这人才受感动，才尊敬郭君。
汉文帝极为俭省，当时众官员亦俭朴，皇后的服装还不如待出卖的女奴的衣服美，可见当时社会之奢侈。后来战乱时，甚至有皇族的人向富商借债。
汉初社会富有活力，如近代西方一般。但中国人觉此种生活并不安顿，因此到汉代以后，士再抬头。
①《论语子张》。
1956年，钱穆先生曾于香港新亚书院开设“中国社会经济史”课程，扼要地讲述了自上古至明清时代的经济情况与财政政策，并涉及农业生产状况、土地赋税制度、工商业与城市发展、货币制度及社会阶级等多个方面。同时也分析论证了历代财政经济状况与政治、制度、社会、军事、文化乃至法律、宗教等方面因素的联系与互动，在长时段的视野下描绘出历史演进的宏观趋势。钱穆先生是一代史学大家，造诣精深，涉猎广博，其中经济史是钱穆先生相对涉及较少的领域，本书则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