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清代社会经济情况
一、清代之地丁合一税
明代的一条鞭法，是用黄册与鱼鳞册，以丁税计入粮中，即成为丁粮合一的单一税。
至于清代的地丁合一税，也是以丁税算入粮中，与明代的一条鞭法相同。清代的所谓地丁合一，即是地指田，丁指户口，以地与丁计算所得向政府缴纳钱粮。
清代的地丁合一税也与明代的税相同，可用白银折缴。所谓地丁合一者，就是按田派丁，当时就传诵着一句口号，叫做富民出财，贫民出力。
总之，清代的地丁合一税，与明代的一条鞭法是大致相同的。不过所不同者，明代是每十年统计户口一次，如人口有增加时，便须加税。至于清代的地丁合一税，康熙五十二年有诏书，凡每户有添丁时，永不加税（按钱先生称赞说，清代税制比明代宽大，是一种好制度也）。
二、清代之消亡
清代的康、雍、乾三朝，过的是相当平稳安宁的日子，可以与唐代的贞观及开元、天宝媲美。不过到了乾隆中叶，清室便步入衰落之期，此由于乾隆常喜动干戈，也不及雍正的励精图治。单就国家的库房来说，康熙二十一年，户部库存有银800余万两，到雍正时，增至6000余万两，达七倍有多，但到了乾隆初年，库存只有2400余万两。乾隆曾普免钱粮四次，总算有益于百姓，但他巡幸江南六次，可说好大喜功，动用库银甚巨，总算仍存7000余万两。
但乾隆时和珅为相二十年，贪银达八万万之巨，富可敌国，相当于国家岁入十倍以上，于是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谣。由于和珅之贪渎无厌，因此影响清室以下数朝吏治日窳。时有章学诚、洪亮吉等给予劣评，洪亮吉言道：今日州县之恶，百倍于十年二十年以前。无事蚀冒粮饷，有事避罪就功。①章学诚抨击道：上下相蒙，惟事婪赃渎货。始则蚕食，渐至鲸吞。初以千百计者，俄而非万不交注矣，俄而万且以数计矣，俄以数十万计，或百万计矣。②因此，老百姓之家财，被政府抽去重税，又有力役，几乎不破其家不止，人民生活之惨可知矣！
当时民间经济普遍转坏，人民生活困苦，加上乾隆时之户口比康熙朝激增达七八倍，由乾隆初之一亿七千余万增至乾隆四十八年之二亿八千四百余万，至嘉庆时更增至三亿六千一百余万人。因此人民所耕之田、所住之屋常感不足，而赋税负荷又重，真是民不聊生，其苦无比。
当时洪杨乱起，官逼民变，有天厌满清，朱明再兴之口号兴起，不久由曾国藩之湘军将洪杨数千兵丁平定。不久西北捻回之乱又起，依旧要靠湘军平定之。当时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大员号称同治中兴之功臣，但他们能平乱，却不能治理，于是清代的部落政权始终苟延残喘。且外患频仍，如英国入侵的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的广州失陷、俄国入侵的伊犁订约、日寇侵华的台湾被割等等，丧权辱国，莫此为甚。再加上财政之竭蹶，内政之不振，晚清虽欲变法，已无力自强矣！
当时虽有盛宣怀、张之洞等能臣之协助，但守旧势力顽固，阻碍了革新运动。终于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之下，以辛亥***推翻了清朝，建立了***。当时虽有康有为、梁启超等有意想维持当时之和平现状，但潮流趋新，孙中山之辛亥***终于奠定了民国之基础。但由于光绪年间兵变与内乱频仍，人民的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更难说可以得到丰足和平之生活矣！
附：民国时代之赋税
八年抗日战争时期，晏阳初做了文化、经济、政治及教育方面的各种实验。晏由河北定县迁移至四川灌县后，某日说：耕户并不吃亏了，地主也并不占便宜了。
近百年来，中国人在经济上是吃亏的，原因是：
（一）与外国人订了关税条约，外国货进口中国只能抽税一次。
（二）订厘金，中国货运到任何关卡均须抽税。
由于上述两项，中国商业日衰，而外国货则大占便宜。由于只抽租税，但政府的费用大，如办学校，普及教育，原来的田租不够用，新增所谓教育附加税，而加出的名目达数十项之多，因此人民要缴纳给政府的税便很重了。
①洪亮吉《征邪教疏》。
②章学诚《章学诚遗书》。
1956年，钱穆先生曾于香港新亚书院开设“中国社会经济史”课程，扼要地讲述了自上古至明清时代的经济情况与财政政策，并涉及农业生产状况、土地赋税制度、工商业与城市发展、货币制度及社会阶级等多个方面。同时也分析论证了历代财政经济状况与政治、制度、社会、军事、文化乃至法律、宗教等方面因素的联系与互动，在长时段的视野下描绘出历史演进的宏观趋势。钱穆先生是一代史学大家，造诣精深，涉猎广博，其中经济史是钱穆先生相对涉及较少的领域，本书则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