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上書

通進司上皇帝書

月日，宣德郎、守太子中允、充館閣校勘臣歐陽修謹昧死載拜上書於皇帝闕下。臣伏見國家自元昊叛逆關西用兵以來，為國言事者眾矣。臣初竊為三策，以料賊情。然臣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今兵興既久，賊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塵聽覽者，謹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寬其狂妄之誅，幸甚！

夫關西弛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使賊萌亂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邊屯寡弱，城堡未完，民習久安而易驚，將非素選而敗怯。使其羊驅豕突，可以奮然而深入。然國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虜掠而去，可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為之。戎狄侵邊，自古為患。其攻城掠野，敗則走而勝則來，蓋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賊兼而用之。若夫假僭名號，以威其眾，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悅其心，然後訓養精銳為長久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擊吾東，或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減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銳；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災，調斂不勝而盜賊群起，彼方奮起全銳擊吾困弊，可也。使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決於一戰，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也。幸吾苦兵，計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歲時之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一困，則賊謀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以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賊今方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為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嫚書已上。逾年而不出，一出則鋒不可當，執劫蕃官，獲吾將帥，多禮而不殺。此其凶謀所蓄，皆非倉卒者也。奈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為久計以撓我，我無長策而制之哉！夫訓兵養士，伺隙乘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謂閫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於外料賊謀之心，內察國家之勢，知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算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勢可察，西人已困也。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而完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算得矣。

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為強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請試言攻。昔秦席六世之強，資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才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未有舉而滅者。秦漢尤強者，其所攻，今元昊之地是也。況自劉平陷沒，賊鋒熾銳，未嘗挫衄。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所加，雖終期於掃盡，然臨邊之將尚未聞得賊釁隙，挫其凶鋒。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為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四五十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莫能運致，掊克細碎既以無益而罷之矣。至於鬻官入粟，下無應者；改法榷貨，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萬之人，惟取足於西人而已，西人何為而不困！困而不起為盜者，須水旱爾。外為賊謀之所疲，內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不能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不充，則無得而西矣。故臣以為謂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人紓，國力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瑣目前之利，既不足為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效。故為長久而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則其利博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擇。

其一曰「通漕運」。臣聞今為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謂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為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為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尚少。其後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沿水為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跡往往皆在。然皆尚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跡，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為陸運以避其險，卒泝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為首。今江淮之米歲入於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眾，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門阻其中爾。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跡，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今有可為尚當為之，況昔人行之而未遠，今人行之而豈難哉？耀卿與晏初理漕時，其得尚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漢高祖之入秦，不由東關而道南陽，過酈、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來之徑也。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高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險也。但自雒陽為都，行者皆趨東關，其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郢、復、襄陽、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頓之南陽。自南陽為輕車，人輦而遞之，募置遞兵為十五六鋪，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絕。沿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足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恤有司之勤，內賜禁錢數十萬以供西用，而道路艱遠，輦運逾年，不能畢至。至於軍裝輸送，多苦秋霖，邊州已寒，冬服尚滯於路。其艱如此。夫使州縣綱吏遠輸京師，轉冒艱滯然後得西，豈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於武關與至京師遠近等者，與其尤近者，皆使直輸於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以禁帑出賜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

其二曰「盡地利」。臣聞昔之畫財利者易為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為術。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煮海，榷酒與茶，征關市而算舟車，尚有可為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昔者賦外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用於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糜之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獨猶有可為者。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遊手之人方逸；地之產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墾之土尚多。是民有遺力，地有遺利，此可為也。況歷視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漢武帝時，兵興用乏，趙過為畎田人犁之法以足用。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深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違詔罷兵而治屯田，田於極邊，以遊兵而防鈔寇，則其理田不為易也，猶勉為之。後漢之時，曹操屯兵許下，強敵四面，以今視之，疑其旦夕戰爭而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建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穀百萬石，其後郡國皆田，積穀無數。隋、唐田制尤廣，不可勝舉。其勢艱而難田，莫若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謹舉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辟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棄也，蓋人不勤農，與夫役重而逃爾。久廢之地，其利數倍於營田，今若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願耕者眾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議者方論之矣。充兵之人遂棄農業，託云教習，聚而飲博，取資其家，不顧無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為患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為盜。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農是仰，而今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二人為遊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今誠能盡驅之使耕於棄地，官貸其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為田官，優其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眾矣。太宗皇帝時，嘗貸陳、蔡民錢，使市牛而耕。真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賈於北者，皆出於京西，若官為買之，不難得也。又宜重為法以困所謂私牛之客者，使不容於民而樂為官耕，凡民之已有牛者使自耕，則牛不足而官市者不多。且鄉兵本農也，籍而為兵，遂棄其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尚可復驅還之田畝，使不得群遊而飲博，以為父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任耕縵田一頃，使四五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分，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水陸之運，所在積穀惟陛下詔有司而移用之耳。

其三曰「權商賈」。臣聞秦廢王法，啟兼併，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為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嘗欲為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蓋為國者興利日繁，兼並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權國利。其故非他，由興利廣也。夫興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而共之，然後通流而不滯。然為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為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歲之間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於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為國之利多者，茶與鹽耳。茶自變法已來，商賈不復，一歲之失，數年莫補，所在積朽，棄而焚之。前日議者屢言三說之法為便，有司既以詳之矣；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誘群商而散之，先為令曰「三年將復舊價」，則貪利之商爭先而輳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鹽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散之三年，十未減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為國資錢幣爾，今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壤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蕃其貨者，豈其錙銖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為，故大商不妒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流速，則積少而為多也。今為大國者，有無窮不竭之貨，反妒大商之分其利，寧使無用而積為朽壤，何哉！故大商之善為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為術者，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與商賈共利，取少而致多之術也。又今商賈之難以術制者，以其積貨多而不急故也。利厚則來，利薄則止，不可以號令召也。故每有司變法，下利既薄，小商以無利而不能行，則大商方幸小商之不行，適得獨賣其貨，尚安肯勉趨薄利而來哉？故變法而刻利者，適足使小商不來而為大商賈積貨也。今必以術制商，宜盡括其居積之物，官為賣而還之，使其貨盡而後變法。夫大商以利為生，一歲不營利，則有惶惶之憂，彼必不能守積錢而閑居，得利雖薄，猶將勉而來。此變法制商之術也。夫欲誘商而通貨，莫若與之共利，此術之上也。欲制商，使其不得不從，則莫若痛裁之，使無積貨。此術之下也。然此可制茶商耳，若鹽者，禁益密則冒法愈多而刑繁。若乃縣官自為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為，臣謂行之難久者也。誠能不較錙銖而思遠大，則積朽之物散而錢幣通，可不勞而用足矣。

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守以捍賊，利則出而擾之，凡小便宜，願且委之邊將。至於積穀與錢，通其漕運，不二三歲，而國力漸豐，邊兵漸習，賊鋒漸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策也。願陛下以其小者責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臣修昧死再拜。

準詔言事上書

月日，臣修謹昧死再拜上書於皇帝陛下。臣近準詔書，許臣上書言事。臣學識愚淺，不能廣引深遠，以明治亂之原，謹采當今急務，條為三弊五事，以應詔書所求，伏為陛下裁擇。臣聞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治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故為人君者，以細務而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治之要術也；納一言而可用，雖眾說不得以沮之，此力行之果斷也。如此二者，天下無難治矣。

伏見國家自大兵一動，中外騷然。陛下思社稷之安危，念兵民之疲弊，四五年來，聖心憂勞，可謂至矣。然而兵日益老，賊日益強，並九州之力討一西戎小者，尚無一人敢前，今又北戎大者違盟而動，其將何以禦之？從來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惡者盜賊，今盜賊起矣；所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賴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須者財用，今財用乏矣。陛下之心日憂於一日，天下之勢歲危於一歲。此臣所謂用心雖勞，不知求致治之要者也。近年朝廷開廣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千，然而事緒轉多，支吾不暇。從前所采，眾議紛紜，至於臨事，誰策可用？此臣所謂聽言雖多，不如力行之果斷者也。

伏思聖心所甚憂而當今所尚闕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其未有，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者，未思其術也。

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民不多，然尚能南取荊楚、收偽唐、定閩嶺，西平兩蜀，東下並、潞，北窺幽、燕。當時所用兵財將吏，其數幾何？惟善用之，故不覺其少。何況今日，承百年祖宗之業，盡有天下之富強，人眾物盛，十倍國初，故臣敢言有兵、有將、有財、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可任用之臣。然陛下皆不得而用者，其故何哉？由朝廷有三大弊故也。

何謂三大弊？一曰不慎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此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遲慢廢壞於下。臣聞號令者，天子之威也；賞罰者，天子之權也。若號令不信，賞罰不當，則天下不服。故又須責臣下以功實，然後號令不虛出，而賞罰不濫行。是以慎號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奇術也。

自古人君，英雄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知用此三術，而自執威權之柄，故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漢武好用兵，則誅滅四夷，立功萬里，以快其心。欲求將，則有衛、霍之材以供其指使；欲得賢材，則有公孫、董汲之徒以稱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則誅突厥，服遼東，威振夷狄，以逞其志。欲求將，則有李靖、李勣之徒入其駕馭；欲得賢材，則有房、杜之徒在其左右。此二帝者可謂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也，惟能自執威權之柄耳。伏惟陛下以聖明之姿，超越二帝，又盡有漢、唐之天下。然而欲禦邊，則常患無兵；欲破賊，則常患無將；欲贍軍，則常患無財用；欲威服四夷，則常患無策；欲任使賢材，則常患無人。是所求皆不得，所欲皆不如意，其故無他，由不用威權之術也。

自古帝王，或為強臣所制，或為小人所惑，則威權不得出於己。今朝無強臣之患，又無小人之獨任之惑，內外臣庶尊陛下如天，愛陛下如父，傾耳延首願聽陛下之所為，然何所憚而不為乎？若一日赫然奮威權以臨之，則萬事皆辦，何患五者之無。奈何為三弊之因循，一事之不集。臣請言三弊。夫言多變則不信，令頻改則難從。今出令之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之事，州縣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咸相謂曰「且未可行，不久必須更改」，或曰「備禮行下，略與應破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至於將吏更易，道路疲於送迎；苻牒縱橫，天下莫能遵守。中外臣庶，或聞而歎息，或聞而竊笑，歎息者有憂天下之心，竊笑者有輕朝廷之意。號令如此，欲威天下，其可得乎？此不慎號令之弊一也。

用人之術，不過賞罰。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也。太祖時，王全斌破蜀而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年不問。是時方討江南，故黜全斌，與諸將立法。太祖神武英斷，所以能平定天下者，其賞罰之法皆如此也。自關西用兵，四五年矣，大將以無功罷者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得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裨將畏懦逗留者皆當斬罪，或暫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所謂賞不足勸，威無所懼，賞罰如此而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二也。

自兵動以來，處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而無實。臣請略言其一二，則其他可知。數年以來，點兵不絕，諸路之民半為兵矣，其間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勝數，是有點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數也。新集之兵，所在教習，追顧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將領之材，所教者無旗鼓之節，往來州縣，愁歎嗷嗷，既多是老病小怯之人，又無訓齊精練之法。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藝也。諸路州軍分造器械，工作之際已勞民力，輦運般送又苦道途。然而鐵刃不剛，筋膠不固，長短大小多不中度。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責。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之法教老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悟，何可及乎！故事無大小，悉皆鹵莽，則不責功實之弊三也。臣故曰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萬事不可盡言。

臣請言大者五事。其一曰兵。臣聞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鬥智不鬥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漢王尋等以百萬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苻堅以百萬之兵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於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四五萬，是用兵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也。況於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只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一萬。蓋兵不在多，以計取爾。故善用兵者，以少為多；不善用者，雖多而愈少也。為今計者，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賊。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當七八萬人之用。加之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多為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故常戰而常敗也。臣願陛下赫然奮威，勵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五十萬數。古人用兵以一當百，今既未能，但得以一當十，則五十萬精兵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此所謂善用兵者以少而為多，古人所以少而常勝者，以此也。今不思實效，但務添多，耗國耗民，積以年歲，賊雖不至，天下已困矣。此一事也。

其二曰將。臣又聞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出於奴仆，或出於軍卒，或出於賊盜，惟能不次而用之，乃為名將耳。國家求將之意雖勞，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材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略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其怏怏而去，則古之屠釣飯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至於無人可用，則寧用龍鍾跛躄庸懦暗劣之徒，皆委之要地，授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為朝廷危之。前日澶淵之卒幾為國家生事，此可見也。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臣願陛下革去舊弊，奮然精求。有賢豪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效報國，又何患於無將哉？此二事也。

其三曰財用。臣又聞善治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尋其起弊之原。今天下財用困乏，其弊安在？起於用兵而費大故也。漢武好窮兵，用盡累世之財，當時勒兵單于台，不過十八萬，尚能困其國力。況未若今日七八十萬，連四五年而不罷，所以罄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惟有免冗卒之虛費，練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自然足矣。今兵有可減之理，而無人敢當其事；賊有速擊之便，而無將敢奮其勇。後時敗事，徒耗國而耗民。此三事也。

其四曰禦戎之策。臣又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北敵與朝廷通好僅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何在？蓋見中國頻為元昊所敗，故敢啟其貪心，伺隙而動爾。今若敕勵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敗昊賊一陣，則吾軍威大振，而虜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今論事者皆知北敵與西賊通謀，欲並二國之力，窺我河北、陝西。今若我能先擊敗其一國，則敵勢減半，不能獨舉。此兵法所謂伐交者也。元昊地狹，賊兵不多，向來攻我，傳聞北敵常有助兵。今若敵中自有點集之謀，而元昊驟然被擊，必求助於北敵。北敵分兵助昊，則可牽其南寇之力；若不助昊，則二國有隙，自相疑貳。此亦伐交之策也。假令二國剋期分路來寇，我能先期大舉，則元昊蒼皇自救不暇，豈能與北敵相為表裏？是破其素定之約，乖其剋日之期。此兵法所謂親而離之者，亦伐交之策也。元昊叛逆以來，幸而屢勝，常有輕視諸將之心，今又見朝廷北憂戎虜，方經營於河朔，必謂我師不能西出。今乘其驕怠，正是疾驅急擊之時。此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此取勝之上策也。前年西將有請出攻者，當時賊氣方盛，我兵未練，朝廷尚許其出師，況今元昊有可攻之勢，此不可失之時。彼方幸吾憂河北，而不虞我能西征，出其不意，此可攻之勢也。自四路分帥，今已半年，訓練恩信，兵已可用，故近日屢奏小捷。是我師漸振，賊氣漸衄，此可攻之勢也。苟失此時，而使二國先來，則吾無策矣。臣願陛下密詔執事之臣，熟議而行之。此四事也。

其五曰可任之臣。臣又聞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文武列職遍於天下，其間豈無材智之臣？而陛下總治萬機之大，既不暇盡識其人，故不能躬自進賢而退不肖；執政大臣動拘舊例，又不敢進賢而退不肖；審官、吏部、三班之職，但掌文簿差除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退不肖。是上至天子，下至有司，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者。所以賢愚混雜，僥幸相容，三載一遷，更無精別。平居無事，惟患太多，而差遣不行，一旦臨事要人，則患乏人使用。自古任官之法，無如今日之繆也。今議者或謂舉主轉官為進賢，犯罪黜責為退不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守廉甚者，各舉清幹之人；有贓者，各舉貪濁之人；好殉私者，各舉請求之人；性庸暗者，各舉不材之人。朝廷不聞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改官，則清幹者進矣，貪濁者亦進矣，請求者亦進矣，不材者亦進矣。溷淆如此，便可為進賢之法乎？方今黜責官吏，豈有澄清糾舉之術哉？惟犯贓之人因民論訴者，乃能黜之耳。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財賂者，亦強黠之吏，政事必由己出，故雖誅剝豪民，尚或不及貧弱。至於不材之人不能主事，眾胥群吏共為奸欺，則民無貧富，一時受弊。以此而言，則贓吏與不材之人為害等耳。今贓吏因自敗者，乃加黜責，十不去其一二。至於不材之人，上下共知而不問，寬緩容奸。其弊如此，便可為退不肖之法乎？賢不肖既無別，則宜乎設官雖多而無人可用也。臣願陛下明賞罰，責功實，則材皆列於陛下之前矣。臣故曰五者皆有，然陛下不得而用者，為有弊也。

三弊五事，臣既已詳言之矣，惟陛下擇之，天下之務不過此也。方今天文變於上，地利逆於下，人心怨於內，四夷攻於外，事勢如此矣，非是陛下遲疑寬緩之時，惟願為社稷生民留意。臣修昧死再拜。

三十二卷。宋欧阳修撰,明茅坤选评。茅坤（1512～1601），字顺甫，号鹿门，湖州归安人，嘉靖十七年进士。善古文，从唐顺之游，推崇韩、柳、欧、曾、苏氏父子，又喜谈兵。历知青阳、丹徒二县，累迁广西兵备佥事，迁大名兵备副使。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有《白华楼藏稿、续稿、吟稿》、《玉芝山房集》、《史记钞》等。是书辑录欧阳修文集包括书，论，墓志铭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