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三 奏启
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秦汉之辅，上书称奏。陈政事，献典仪，上急变，劾愆谬，总谓之奏。奏者，进也。言敷于下，情进于上也。
秦始立奏，而法家少文。观王绾之奏勋德，辞质而义近；李斯之奏骊山，事略而意诬：政无膏润，形于篇章矣。自汉以来，奏事或称“上疏”，儒雅继踵，殊采可观。若夫贾谊之务农，晁错之兵事，匡衡之定郊，王吉之劝礼，温舒之缓狱，，谷永之谏仙，理既切至，辞亦通辨，可谓识大体矣。后汉群贤，嘉言罔伏，杨秉耿介于灾异，陈蕃愤懑于尺一，骨鲠得焉。张衡指摘于史职，蔡邕铨列于朝仪，博雅明焉。魏代名臣，文理迭兴。若高堂天文，黄观教学，王朗节省，甄毅考课，亦尽节而知治矣。晋氏多难，灾屯流移。刘颂殷劝于时务，温峤恳恻于费役，并体国之忠规矣。
夫奏之为笔，固以明允笃诚为本，辨析疏通为首。强志足以成务，博见足以穷理，酌古御今，治繁总要，此其体也。若乃按劾之奏，所以明宪清国。昔周之太仆，绳愆纠谬；秦有御史，职主文法；汉置中丞，总司按劾；故位在鸷击，砥砺其气，必使笔端振风，简上凝霜者也。观孔光之奏董贤，则实其奸回；路粹之奏孔融，则诬其衅恶。名儒之与险士，固殊心焉。若夫傅咸劲直，而按辞坚深；刘隗切正，而劾文阔略：各其志也。后之弹事，迭相斟酌，惟新日用，而旧准弗差。然函人欲全，矢人欲伤，术在纠恶，势必深峭。《诗》刺谗人，投畀豺虎；《礼》疾无礼，方之鹦猩。墨翟非儒，目以羊彘；孟轲讥墨，比诸禽兽。《诗》、《礼》、儒墨，既其如兹，奏劾严文，孰云能免。是以世人为文，竞于诋诃，吹毛取瑕，次骨为戾，复似善骂，多失折衷。若能辟礼门以悬规，标义路以植矩，然后逾垣者折肱，捷径者灭趾，何必躁言丑句，诟病为切哉！是以立范运衡，宜明体要。必使理有典刑，辞有风轨，总法家之裁，秉儒家之文，不畏强御，气流墨中，无纵诡随，声动简外，乃称绝席之雄，直方之举耳。
启者，开也。高宗云“启乃心，沃朕心”，取其义也。孝景讳启，故两汉无称。至魏国笺记，始云启闻。奏事之末，或云“谨启”。自晋来盛启，用兼表奏。陈政言事，既奏之异条；让爵谢恩，亦表之别干。必敛饬入规，促其音节，辨要轻清，文而不侈，亦启之大略也。
又表奏确切，号为谠言。谠者，正偏也。王道有偏，乖乎荡荡，矫正其偏，故曰谠言也。孝成称班伯之谠言，言贵直也。自汉置八能，密奏阴阳，皂囊封板，故曰封事。晁错受书，还上便宜。后代便宜，多附封事，慎机密也。夫王臣匪躬，必吐謇谔，事举人存，故无待泛说也。
赞曰∶
皂饰司直，肃清风禁。笔锐干将，墨含淳酖。
虽有次骨，无或肤浸。献政陈宜，事必胜任。
文学理论专著。南朝梁刘勰作。十卷。分上、下编，各二十五篇。包括绪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总序五大部分。绪论包括上编《原道》至《正纬》四篇，是全书理论基础;文体论包括上编《辨骚》至《书记》二十一篇，论述各体文章性质、源流及其写作特点;创作论包括下编《神思》至《物色》二十篇，分论创作过程、作家个性风格、文质关系及写作技巧等问题;批评论包括下编《时序》至《程器》四篇，论述批评标准及方法，兼评历代文学和著名作家;总序包括最后《序志》一篇，说明写作动机和全书结构。此书以儒家正统文艺观为论文标准，虽含有封建思想杂质，但在文学与时代、艺术形象与艺术思维、文学体裁与风格、内容与形式、继承与革新、欣赏与批评等方面，俱有深刻而精辟的分析。并在前人理论遗产基础上，根据当时文学创作实际，总结阐发，建成一完整文学理论体系，在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占有特殊重要地位，对后世产生十分深远影响。因用骈文写成，加上征引浩繁，故历来注本较多。著名者有清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中华书局1957年本)、近人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本)、今人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1959年本)、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本)、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本)、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中华书局1962年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