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 平定镇靖堡
陕西土匪，大部集中北山，盖取其林谷深邃，易于窜扰，亦取其交通梗阻，易于避免官军之剿袭也。土匪之构成，约有数端。自回乱发生，官军不能制，民间堡寨，有被回攻破，无家可归者，因流而为匪，一也。官军对于地方，诛求无餍，人民无所控诉，因激而为匪，二也。民间自相团结，以御回侮，然组织无力，官厅又不知善为运用，势不敌回，败丧之余，因逃而为匪，三也。及阻兵多年，官军未遑征讨，浸假而饥民与失业无赖之徒附之，浸假而饥军溃卒附之。所最奇妙不可思议者，彼等之为匪，原为受回之迫害，乃既已为匪，转与回联为一气。逮捻入陕而更与捻结合，于是交织成一片敌氛。顾陕北之土匪，并非完全产自本土，实多数来自陇东。按甘肃之庆阳、环县，与陕西之延安、榆林一带接近，故辄相率东窜，以北山为巢窟。土匪之股数亦甚多，举其大者，为董福祥，为张福满，为扈彰，尚有高姓与郑姓等等。注292
张福满盘踞于安塞之桥扶峪、新庄口、方家河、下寺湾、陈家纸坊、王家坪、张河湾、石门子等处，自称大元帅，自刻顺受天归篆印一颗。以李雄安为副元帅，仿照官军，编立哨队，为鄜州、延安一带巨患。尝攻陷安塞、甘泉二县城。同治六年(1867)七月，张福满又预定进攻延安府城。先将家属辎重寄匿于距桥扶峪三十里之马家庄，以悍党数千守之。事为延榆绥镇总兵刘厚基所侦知，督师往剿。一路擒斩迎战之匪数万名，直入桥扶峪。张福满携家眷二十余口投河死。又擒斩约九百名，余匪欲扑河泅窜，溺毙者约数千人。其由寨后逃出者，又生擒一千余名，包括李雄安等首领在内，张福满一股，遂告扑灭。是为左宗棠入关剿匪之第一次胜利。生擒匪党中有作官军装束者一百八十余，乃总兵胡世英所部英礼营访拿未获之叛勇，为饥军、溃卒与土匪纠结之一例。注293
自张总愚率群捻渡河而东，北山土匪少一勾结，势力亦少减。宗棠既躬往追捻，所有收拾土匪之责任，移之刘典，举其著者，剿有郑姓一起，抚有扈彰一起。
高姓者，亦为一股大头目。高姓为回所杀毙，由郑姓继领其众，约三千人，自称元帅，扎踞清涧之惠家园为巢穴，距县城六十里。同治七年(1868)七月，刘厚基攻破其巢，将郑姓当场格毙，搜斩二千余人，生擒一百二十三人，救出难民千余人，为饥民与土匪纠结之一例。当将巢中辎重牲畜，分给难民，遣之各回本地。此股土匪扑灭，余股震恐。注294
扈彰为甘肃之环县人，因被回扰乱，无家可归，纠集夥党男妇共约数万人，窜居陕西之保安、安定地境，四出抢掠，攻劫堡寨。同治七年(1868)三月，曾在延安府递词投诚。刘厚基亦曾劝导归顺，因党羽心志不一，踌躇未决。至上述郑姓一股扑灭，投诚之心始又坚定，偕其党类七人，向厚基陈情。至九月初，扈彰自率六千余人，移驻安定之蟠龙寨，徐尚泰等率一万五千余人，移驻安塞之上川。按其名册，籍隶安塞、清涧，大荔、朝邑等县者五千余人，籍隶宁夏者一千余人，均尚有家可归，分别给资，令其回籍。别有一万五千余人，皆籍隶环县、镇原一带，尚有回民滋扰，当暂分起安插于肤施、甘泉、延长、宜川、鄜州、洛川、中部等处。按日按口配拨粮食，筹备耕牛、籽种，令其开垦荒地，俟原籍安定，再令各归其家。由是扈彰一股，完全抚定，惟其中陈海鹏一小股，心怀疑忌，去而并入董福祥一股。此次收抚降众，多至二万余人，耗费数万，而使人各得其所，办理最为完密。以后收抚其他土匪、回众，即以此为法。注295
于是当宗棠返陕时，大股土匪，仅余董福祥一起，董亦甘肃环县人。先是，回陷庆阳，环境无官军，董乃起而团众自卫，久而乏食，遂以劫掠为生。先踞花马池，嗣窜入陕北，常出没于合水之东华池，安塞之桥扶峪等处。董之老巢，则在濒长城之靖边县之镇靖堡。而其家属则匿居靖边，其下又有李双良、高万全等股。扈彰未投诚余党，即附入高万全股，故声势尤壮。注296
宗棠既抵西安省城，仍依其先肃清陕西，再入甘肃之方针，与刘典商定，将各军重行布置。大致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分驻陕西西南境，作入甘之准备，其目标在制回，尤为董志原之陕回。一部分分驻陕西北部，作清陕之准备，其目标在土匪。一部分分驻鄜州、甘泉一带，以扼东西关键。壁垒一新，旌旗焕然改色。宗棠又依其不任乱事蔓延至陕甘以外之主张，而惩于往者西捻东渡之失，故益严黄河与长城之防。其用兵方向，将由东北而趋向西南，清廷亦着重此点，不容寇东窜或北窜，以免再度惊扰畿辅。换言之，将先解决陕北之土匪，然后解决在陇东之陕回。于是宗棠以山西之境之河防，仍责之陈湜，而以宋庆之毅军驻归绥一带协助之。陕西北境之边防，责之金顺，而以张曜之嵩武军驻古城一带协助之。成定康以知州驻绥德，刘厚基仍以延榆绥镇总兵驻榆林，郭运昌统卓胜军驻宜川，刘松山之老湘军先暂屯河西，徐图过河，将视为今后用兵之主力。注297
正值此时，董福祥亦嗾其党羽，或纠合诸回，肆扰绥德、榆林、延安、米脂、葭州一带，东窥河干，北侵草地。盖深知宗棠此来，挟有雷霆万钧之力，势难终始抵抗，侥幸生存，惟有扩大其猖獗范围，犹可希冀进得一出路，退亦稍缓须臾。金顺、张曜、成定康、刘厚基等亦向西南压迫，多有斩获，惟此剿彼窜，历久未得要领。榆延北境，横抵宁夏，恰当河套迤南，古为用兵之地，今则复为一大战场。注298
十一月杪，刘松山一军行抵山西之永宁，探悉河防边防已固，因诸股匪贼不断出入边内外，故防务仍形吃紧。遂于十二月初六日渡河，直抵绥德，晤定康，知高万全等贼巢多在榆林西南怀远县属小理川之南，大理川之北，纵横二十余里。当商定会同直捣诸巢，则边内外诸股，匪势必急于回顾，而榆绥、归绥可以解严。初九日，齐向州西出发，松山由北而南，定康由南而北，大破绥德、怀远贼垒百数十处，毙贼五六千名，生擒三千余名，解散胁从二万有奇，夺获骡、马、驴三千余匹。初十日，派队搜山，又有擒斩。十一日至十三日，转战而西，杀贼万余，生擒三千有奇，包括大小头目四五十名，夺获战马、骡、驴四千五六百匹，器械无算，拔出难民以数万计。于时米脂报股匪扑寨，定康乃东返，松山则因行粮告罄，暂屯安定就食。十五、十六两日，松山益向西北转战，毙贼一千五六百名，解散胁从数千名，夺获骡、驴二千余匹，军械七八千件，余众多窜镇靖堡。注299
定康在东旋途次，得悉董福祥已由府谷、神谷，窜入葭州、米脂，逼近黄河，亟派队拦截，未获东渡。而张曜自河曲渡河而西，一路见贼迎击。金顺与厚基亦出关而北，一路见贼追击，贼众均溃散。于是河西及准噶尔贝子境内，绥德及榆林境内，一律肃清。注300
松山于十八日直捣镇靖堡。董福祥父董世有，弟董福禄跪乞投诚。当命将镇靖堡及靖边县城所有降众，造册呈核。董福祥先尝向厚基与金顺请求归顺，此时随带三四千人，未知窜向何处。由董世有保证专人唤回。其扈彰余党前来就抚者，同诣镇靖堡造册乞抚。惟董福祥余党李双良等，以前虽亦曾乞抚，此时尚屯踞离堡一百三十余里之洛珠川一带。经松山分兵往剿，旋亦归顺。其甘回之窜入定边之高家湾者，距堡西一百三十余里，显图解救堡中厄运，亦由松山拨军击败。于是北山大股土匪，全部敉平。注301
然降众逾十万，难民逾二十万，善后大费经营。最困难者，此辈均嗷嗷待哺，而地方历经兵燹，田亩久荒，无粮可采，即兵士亦时虞不饱。且军中帑尽，即有粮，亦无资可购。于是由清廷特转拨帑银十万两，宗棠又命在关外广事采购，多方运输，方免饥荒而弭意外。所有三十万降众、难民，宗棠以三种方法安顿之。董福祥、李双良、张俊，编成勇营，随松山征剿，此即后之所谓董字三营者也。其家属安顿于北山之瓦窑堡、老君殿、周家崄等处。一部分壮丁雇为运夫，转搬粮食，自绥德州至鄜州，每四五十里设一局，每局设运夫五百人，每人日给粟米斤半，算钱六十文，又给盐菜钱三十文。其余壮丁，因系环县、庆阳、平凉、固原之民，适庆阳一带已经将回逐去，遂分别遣回各本乡，配给牛种，令其耕垦荒地，日给粟半斤，老弱妇女亦然。注302
是役也，实成于松山直捣老巢之计。其剽忽之势，有如疾风之扫落叶，故能旬日而悉定。然其事甚危险，盖其由永宁渡河而西至绥德，由绥德而西北至怀远，由怀远折而南至安定，复西至靖边之镇靖堡，定边之高家湾，所历皆在北山之中，为程五百余里，沿途弥望，荒墟废井，人烟断绝，深入贼窟，饷馈时虞不继，不得不就永宁之军渡采粮，辗转西运。勇夫散布各处，络绎载途，监察难周。至同治八年(1869)二月十三日，乃有绥德之变。先是松山既降董福祥，率四营驻镇靖堡，安插降众。其分驻绥德之十营，忽被游勇之为哥老会匪者所诱，叛踞州城。松山闻变，驰还清涧，遣部将曹义胜诇之。初，各营不知统领所在，颇惶惑，及知松山至，皆大喜，乘诸匪卧，刺死百余人。其被胁弁勇皆反正，缚其首逆谢永青等五人解清涧，松山骈诛之，并案问叛卒一百二十七人，哨官四人，皆置于法。于是一场风波，亦旬日而定。然事起仓皇，势成骑虎，非松山恩信素孚，正恐祸变遽难收拾也。注303
秦翰才著。写成于1949年初，历时十几年，四易其稿，是首部系统研究左宗棠的专著。为撰写《全传》，作者参考了大量历史资料和前人著作，引用书目多达360余种，在已有的左宗棠研究著作中，无能出其右者。为了查找史料，有一段时期，秦翰才先生在上海鸿英图书馆将《申报》从创刊号始至左宗棠逝世止十多年的报纸逐日翻阅一过，而书中引用的《申报》材料不过十数条。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是极可称道的。总之，《左宗棠全传》足可作为学界进一步研究的基石。《左宗棠全传》以治军理政为中心，全面评述了传主的一生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