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现与历史研究
这次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主办的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会，可以说是解放以来内容最丰富的一次历史文物展览会。
在这次展览会中展出的文物共有三千七百余件，全部都是新近在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的。以地域而论，北自松花江，南迄珠江，东自黄海边缘，西迄甘肃走廊地带，几乎全国各地都有文物出土。以时间而论，上自旧石器时代，下迄明代，几乎是贯通历史的全时代。以文物的种类而论，自石器、骨器、陶器、青铜器，以至漆器、瓷器、玉器、金银琉璃器等，几乎无所不有。像这样一个展览会，当然要在我们面前展开一幅具体、生动而又复杂的历史画面。
毫无疑问，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而又是新近出土的各种各样的历史文物，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会提供极其丰富的新的资料。也是毫无可疑的，这些新的文物将对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问题给以补充、订正，甚至要向中国的历史学家提出新的历史问题。
我以最大的兴趣参观了这次展览会。现在我把参观这个展览会的印象写在下面。
首先我想说到的是四川资阳出土的人类头骨。这个头骨化石是被发现在第四纪更新统地层中，它和周口店山顶洞人是出现于同一地质时期，但它的头骨构造和山顶洞人的头骨构造很不相同。这个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头骨化石在四川的发现，对于我来说，是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因为我在过去对于中国人类的起源曾经作过这样一个推论，即中国最初的人类是出现于华北靠近内蒙古一带的地方。我的这种推论的根据是过去在中国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如中国猿人、河套人、山顶洞人都是发现在北方。同时在中国发现的旧石器遗址也都在北方。现在，在四川发现了资阳人，我过去的推论就要重新考虑了。
资阳人的发现，不仅对中国旧石器时代人类的分布提出了新的问题，对旧石器时代人类体质的研究也提出了新的问题。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资阳人应该安排在什么地方？这就是向人类学家提出的新问题。
其次值得重视的是山西汾城县 [1]丁村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和全国各地普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据展览会说明书上报告，华北区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共有四十多处，其中三十六处在山西，分布在自黄河北岸越中条山向北沿汾河上溯至太原义井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也遍布华东各省，四年来在华东各省发现的达七十处以上。中南区也清理了五个新石器时代遗址。在四川绵阳县石塘乡边堆山，在甘肃永登县红沙沟口，都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此外，在松江省依兰县 [2]发现了倭肯哈达洞穴的新石器文化。汾城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和普遍全国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毫无疑问，将使中国原始社会的历史从地下放出更大的光辉。
旧石器时代遗址，过去的发现很少，在山西境内的发现还是第一次。新石器时代遗址，过去也发现的不多，大抵都在中国北部，在中国南部发现的只有香港附近的泊寮洲 [3]、广东海丰和浙江良渚等几个地方。这次在华东、中南和西南各地普遍发现，也是新创的记录。即因石器时代遗址在南方发现很少，就使人们发生一种错觉，以为直至新石器时代，中国的南部还是一片没有人烟的荒原。我过去曾根据极其薄弱的证据企图证明在新石器时代中国的南部已有人类的活动。我说在旧石器时代末期或新石器时代初期有一种南方系统的文化分作两支由中国的南部向北发展，一支沿东南海岸北进，另一支由西南山岳地带北进。现在看起来，我的这种推论是有被证实的希望。假如江西、湖南的新石器文化是属于南方的文化系统，则新的资料对于我的推论是作了有力的补充，即南方系统的新石器文化不仅是分作两支向北发展，而且是全面地向北推进。
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资料，据展览会说明书所载，在淮安青莲岗发现了与河南彩陶相似的彩陶片，在河南禹城白沙水库工地、在甘肃永登、在山西临汾都发现了彩陶。此外在淮河流域发现了标准黑陶。这些新的发现，对于彩陶与黑陶两种文化的分布，提出了新的资料。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临汾遗址中与彩陶同地发现白陶（无花纹），这对于过去认为白陶是殷人独有的文化的说法提出了异议。
由于石器文化发现很少，中国原始社会的历史直到现在还是隐蔽在神话与传说之中，把这一段历史从神话与传说中洗刷出来是很有必要的，虽然这一段历史是属于太古时代。正如恩格斯所说：这个太古时代在一切情况之下，对于所有未来的世代来说，总还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时代，因为它建立了全部往后更高发展的基础，因为它的出发点是人从动物分离出来，而它的内容则是克服将来集体的人们所永远不会再遇到的那些困难。[4]
第三，说到新发现的殷代文物。解放以来，在河南辉县琉璃阁（此会未展出），在郑州二里岗，在陕西岐山县青化镇，在安徽、山东境内都发现了殷代文化，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辉县琉璃阁和郑州二里岗两个殷代文化遗址。辉县琉璃阁遗址有殷代早期的灰土坑，也有殷代晚期的墓葬。在这里出土的文物中值得注意的是殷代早期的文物，如石器和稍加磨制的骨角器、具有不整齐的钻凿的卜骨、留有制造过程中留下来的绳印纹的陶器和铜箭头等等。陶埙（一种乐器）也在这里初次出土。在安阳殷墟还有骨制、石制的埙出土。这些文物对于早期的殷代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些资料。郑州二里岗遗址有殷文化层，也有殷以前的黑陶文化层。在这里出土的殷代遗物有字骨、黑色陶器、带釉陶器，这种带釉陶器质坚、火候高，简直有些类似最原始的瓷器。此外在岐山县青化镇出土的殷代遗物有玉刀、铜尊等铜器。安徽、山东所发现的殷代文化与安阳殷墟的遗物十分近似。
这些遗址和遗物对殷代历史提出了一些什么问题呢？我以为首先是扩大了我们对殷代文化的领域的观点。过去我们一提到殷代就只想到安阳殷墟，对于殷墟以外毫无所知。现在我们至少已经知道除了安阳殷墟以外，还有辉县的琉璃阁、郑州的二里岗也曾经是殷代文化繁荣之地。
此外是对殷代早期的历史提供了新的资料，至少提供了新的线索。过去我们对殷代的知识，由于资料的限制，只是限于盘庚迁殷以后；对盘庚以前的殷代历史，还是传说中的一点知识。现在虽材料不多，但辉县和郑州二里岗的发现却给我们一个启示，即殷代早期的史料是可以在河南、山东境内找到的。郑州遗址发现与殷文化层相叠的黑陶文化层，这虽然不能证明黑陶与殷文化有直接的承袭关系，至少可以说它们是有某种交替关系。
由于殷墟发掘和甲骨文字的通读，中国的史学家对于殷代历史的研究过去是比较有成绩的。但也应该承认，由于资料的限制和研究方法的陈旧，对于殷代历史的研究还是很不够的。以地域而论，只是限于安阳一地；以时间而论，只是限于盘庚以后。因此，在过去的基础上，结合新发现的文物对殷代历史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成为中国历史学家今后的任务。殷代历史的究明是重要的，因为殷代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私有财产和奴隶制国家成立和发展的过程，这种过程的究明对于后来的封建社会历史的研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第四，说到西周、春秋、战国时代的新出土的文物。西周和春秋时代的历史文物，解放以后出土不多，只有洛阳白马寺工地发现的二十几座古墓有一部分是属于西周和战国时代的。此外在河南陕县发现了一些春秋时代的铜器。战国时代的文物发现很多。在河南洛阳、辉县（此会未展出），在湖南长沙，在山西河津，在辽东鞍山，在热河兴隆 [5]以及中南区的治淮工程中到处都有发现。其中值得重视的是长沙、辉县、鞍山和兴隆的发现。
长沙发现了战国时代的漆器、木俑、竹席、竹简、船和车的模型、缣制品、雕花木板、金锭等等。其中竹简是首次发现。
辉县发现的战国时代的遗物中有刻纹细致的铜器，有仿铜器花纹图案的彩绘陶器，有各种兵器，错金镶玉嵌珠以及镂花金银片等精巧的工艺品，还有战国时代的一块祭肉至今未腐。更重要的是在这里的固围村战国墓中发现的大批战国时代的铁制生产工具，其中有犁、、锄、斧、铲、凿、刀、匕首等。
鞍山的战国遗址中也出土了大批刀币和铁制农具。
更重要的是热河兴隆的发现。在热河兴隆的古代冶铜遗址附近发现了战国时有字的铸造生产工具的铁范八十七件，重一百九十余公斤，其中有铸造锄、斧、、镰、凿、车器等生产工具的铁范。
这些新出土的文物说明了战国时代中国工艺制作的技术已经达到相当高度的水平。特别是大批铁制生产工具的发现，更是有力地说明了铁制的生产工具的使用在战国时已经极为普遍。尤其是辽东鞍山发现铁制农具和热河兴隆发现铸造生产工具的铁范，更说明了当时的铁制生产工具已经不仅普遍应用于当时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而且也应用于当时中原以外的边远地方了。我们知道，从铁制生产工具的发明到普遍使用，需要一段时间；从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的普遍使用到某些边远地方的使用，又需要一段时间；从边远地方的使用到自己的制造乃至大规模的制造，又需要一段时间。因而热河兴隆发现的八十七件铸造生产工具的铁范的出现，应该是铁制生产工具在中原普遍使用很久以后的事情。从而也暗示了中国铁器的发明和应用是很早的。
由于考古发现不多，资料不足，关于西周、春秋、战国的历史，特别是关于西周的社会性质，一直到现在，在中国历史学家之间还没有一致的意见，有的说是奴隶社会，有的说是封建社会。究竟是什么社会，这就需要更多的地下发现提出实证，也要更深入更谨慎地研究《诗经》、金文及其他有关的古典文献。我在十几年前曾经主张过西周是封建社会，我当然希望新的考古发现能够确切地证实我的主张；但也许我的主张在新的考古发现之前被否定。因此，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在科学面前坚持自己的主观成见，在科学面前应该服从真理。
第五，两汉的文物，解放以来发现最多。在洛阳西北发现的五百多座古墓，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汉墓。仅仅从二百四十六个墓葬的清理中，就出土了汉代文物一万六千余件。此外在河南辉县、禹县，在陕西长安，在甘肃古浪，在湖南长沙，在广东广州，在四川成都，在热河兴隆，在辽东鞍山等地，到处都有发现。
在出土的文物中包括各种各样的东西，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汉代的生产工具。生产工具，各地都有发现。例如在洛阳发现了汉制的铲、锄、锛、犁、斧。在辉县琉璃阁汉墓中发现了铁刀，在河南白沙水库发现了汉铁铲，在陕西长安发现了汉铁制的镰、锯、剪、锥、锨、凿、斧，在甘肃古浪黑松驿发现了汉铁制的铧、斧、锛、锄，在辽东鞍山发现了汉代的铁锄。此外在热河兴隆古采矿坑井附近发现了汉刻字铜块七件，刻有东若干西若干字样，有的加刻二年两字，现存的最大数字是东十六、西六十，这很可能是当时热河东西两炼铜厂炼出来的原料。除了这些铁制的生产工具外，最重要的是洛阳出土的各种农产物的标本，其中现存的有谷、黍、稷、薏仁、粱、稻、谷子（小米）等七种，没有实物而仅在贮存谷物的陶器上留有名字的有麻、粟、稻米、大麦、小麦、大豆、小豆、黍粟、粱米、麹个、白米等十一种。这些遗物和谷物名称的发现，具体地说明了汉代农作物的种类。除农产品以外，在宝成铁路南段出土了汉代陶制水田明器，在洛阳出土了汉代灌溉设置的模型。这些都对于汉代农业生产的研究提供了最好的资料。
其次是有关工艺方面的文物，如各种各样的铜器、绘文陶器、漆器、丝织物等。特别是漆器和丝织物传播的范围非常广泛，东至辽东，西至新疆，北至内蒙古，南至广东。这就说明汉代的文化对当时国内各族人民起了极大的启蒙作用。
又次是反映汉代人民生活的各种殉葬的陶制的明器，如房屋、炉灶、水井、猪圈、牛车等。此外有各种日用器皿，其中记有年代的洛阳出土汉初平元年的朱书陶罐，甘肃古浪出土的刻有大司农平斛建武十一年正月造铭文的铜斛。此外有广州出土的仿葫芦器、陶匏和一个木船的模型，木船左右各五桨，中有重楼。这些同是属于汉代的东西，各地制作的形式大同小异，反映出时代的共同性，也反映出浓厚的地方色彩。
此外还有很多艺术品，如画像石、空心砖、墓壁彩画以及绘有花纹的陶器等等。成都出土的画像砖，刻有山水、人物、杂技、房屋、车马、花鸟、宴会、采莲等各种不同的写生画。望都东关外出土的汉墓壁画，绘有人物，人物衣文的画法似乎已应用了简单的渲染。沂南出土的画像石刻有居舍、百戏、祭祀等图画。这些雕刻或绘画反映了当时艺术的风格和内容，也反映了当时人民的生活。
出土的汉代文物是丰富的，它们简直可以再现汉代人民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乃至艺术生活，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过去研究汉代的历史几乎完全依靠文献上的史料，因而说来说去总是带着抽象的性质，有了这些发现，就可以使汉代的历史从纸上浮凸出来了。
最后，说到汉以后的文物。自六朝历隋、唐、宋、元以至明代的展出品中，主要的是艺术品，如陶俑、雕塑、壁画、饰物等等。
这里展出的陶俑甚多，其中引人注意的有西安草场坡出土的北魏陶俑。北魏的陶俑除了各种生活用品以外，出现了马上奏乐的骑士、披甲的马和歌手。咸阳底张湾出土的北周陶俑，也有骑士和披甲的马。这类陶俑的出现，反映出好战的而又是爱好音乐的鲜卑人的生活。隋墓中出现了贴金的武士俑。唐墓中出现了游山俑群，其中有男有女，或坐或立。这都是陶俑中首次发现的。此外在济南祝店元墓出土的陶俑中出现了色目人，这也是稀有的。
在展出的雕刻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河北曲阳修德寺废墟附近发掘出来的自北魏至唐的石造像（共有二千二百余件），这些石造像大部分都把头打去了。有人怀疑是被古董商人切下盗卖了。但这批石造像是埋在辽文化层下面的，如果盗卖，必须翻动辽文化层，而辽文化层没有翻动。这批石造像之被斩首，我想可能是在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即毁天下佛寺的那年，因为这里的石造像都是会昌五年以前的。在石造像中，还有北京市区内的唐墓中出土的五尊兽首人身的十二辰石刻像，也是罕见的艺术品。
在展出的壁画中，最有意义的是河南禹县出土的北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赵大翁墓的壁画。这幅壁画的主题是描绘赵大翁夫妇的地主生活。其中有一幅描绘赵大翁夫妇接受佃农的贡物，其中有献酒的，有献钱的，也有献布帛的。另一幅描绘赵大翁家中的一个少妇在查点从农民剥削而来的金锭，在桌上、在地下到处是金锭，可以说是金银满堂。还有一幅描绘一个少妇梳妆，在她的旁边有四个侍女侍立，手里都拿着梳妆用的东西。这几幅壁画很生动地表现出北宋时的地主生活，也表现出当时的农民被迫把自己的生产物献给地主的情形。还有在四川明墓中发现的色彩鲜艳的建筑彩画，对建筑史的研究提供了最好的资料。
此外在展出品中，有各地出土的六朝青瓷，唐长安故城含元殿遗址附近出土的三彩釉陶女俑，洛阳出土的唐三彩陶器，各地出土的宋瓷，北京附近董四墓村明嫔妃墓出土的赤金器皿和首饰，吉林敦化牛顶山古渤海国贞惠公主墓出土的陶瓶鎏金饰物碎片和金环等。这些都表现出各时代的工艺品的特色。
自汉以后的展出品虽然主要的是艺术品，但艺术品的本身就是历史产物。一定的历史时代的艺术反映出一定历史时代的艺术家的思想活动，而艺术家的思想活动又是生根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之中，生根于社会存在之中，因而它就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怎样从艺术品中找出社会生活的反映，这就是我们的任务。自然，从这些艺术品的题材风格找出艺术自己发展的道路，也是必要的。
没有疑问，这次展出的历史文物，对中国的史学家将引起极大的兴趣。问题就是要进行研究，只有通过细致的研究，即把个别的文物联系到它在地下的存在状况，联系到与它同时出土的其他文物进行研究，才能通过这些文物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仅仅靠展览会中的一度浏览，是不能作出任何结论的。
伟大的国家经济建设替中国的考古事业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现在已经不是几个人、几十个人在某一遗址打探沟，而是成千成万的劳动人民为了奠定基本建设的基地而大规模地翻动祖国的地层。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两个遗址和墓葬的发掘问题，而是数以百计的遗址、数以千计乃至一万以上的古代墓葬的发掘问题。现在我们的考古学工作者再不会徘徊于古代文化废墟，望着荒烟蔓草、断碑残碣发出浩叹，而是怎样制定计划、组织力量去进行调查发掘，而是怎样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与业务水平去进行整理研究。现在我们的文物工作者已经不是坐在冷清清的文化宫殿抱残守缺，而是以极大的努力把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在越来越大的展览会中推陈出新。现在我们的历史研究工作者也不应望着考古的发现视若无睹，以为自己的责任只是咬文弄字、寻章摘句；而是要以更大的努力不断地向考古发现吸收知识去丰富中国的历史，补充和订正中国的历史，把考古的发现应用到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中去，使这些发现成为对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历史教育的教材。
考古事业的新时代来了，我们将以最大的注意迎接新的发现。
（《光明日报》1954年5月20日）
* * *
[1]. 1954年与襄陵县合并为襄汾县。
[2]. 1954年后，属黑龙江省。
[3]. 亦称舶寮岛，今称南丫岛。
[4].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18119页。
[5]. 1956年后，属河北省。
翦伯赞著。1946年曾由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出版。收录了作者《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论司马迁的历史学》和《论刘知几的历史学》3篇文章。1985年9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增订本时,补入了《略论收集史料的方法》、《考古发现与历史研究》及《关于历史学的“三基”问题》3篇文章,合计六篇。内容丰富,论证精辟,对史料学和史学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本书是翦老所著的一本重要史学入门之作，它分两大主题：一为“史料”，一为“史学”。他所说的“史料”，不是通常所泛称的历史资料，而是“史料学”，是研究历史资料的具体门径和方法；所说的“史学”，主要是说研究历史的理论和方法，通称“历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