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警觉性的时限
多年来中国学界有意无意间受了实验主义的影响，把许多问题看得太机械，太简单。以史学为例：一般认繁琐的考证或事实的堆砌为历史的人，根本可以不论；即或是知道于事实之外须求道理的学者，也往往以为事实搜集得相当多之后，道理自然就能看出来，实际恐怕绝不如此。历史的了解虽凭借传统的事实记载，但了解程序的本身是一种人心内在的活动，一种时代的精神的表现，一种整个宇宙人生观应用于过去事实的思维反应。生于某一时代若对那一时代一切的知识、欲望、思想与信仰而全不了解，则绝无明了历史的能力。对自己时代的情形与精神愈能体验，对过去历史的了解力也愈发增高。由另一方面言，一个时代愈发展紧张生动，那时代少数警觉性深刻的人对过去的历史也愈发看得透彻。一个完全平淡静止的时代，对于任何过去的大事都绝无明了的能力。历史的了解是了解者整个人格与时代精神的一种表现，并非专由乱纸堆中所能找出的一种知识。
上面一段话或者不免过于抽象，意义不免过于晦涩，但我们举出具体的例证之后，问题大概就容易看清了。在任何民族的生命中，历史的了解力或警觉性都是为时甚暂的一种活动。中国秦汉以下的二千年间史料的丰富使人气闷，以史家自命的学者车载斗量，但始终没有一种历史的作品，原因也很简单。二千年来的中国社会，虽间或有小的波动，但一向绝无真正的变化革新。一人身处完全静止的环境中，整个的人格，整个的心灵，也都是静止的。此种人格所影射的一切也当然是静止的，对过去真正停滞的时代当然看为停滞，即或对于活泼生动的时代也难以看出道理。因为人格中所完全缺乏的，绝难在外物中找到：正如宇宙中有许多颜色与音响为人类的耳目所不能见闻的一样，因为这些声色超过我们感官构造的范围。一个患贫血症的人格，对于机械的史料或者还能做点排列的功夫，遇到富有意义的史料反要手足无措，二千年来对于战国以前的历史毫无办法，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后世对于所谓三代文化的憧憬与崇拜，证明一些空虚无物的人格仍能感到战国以前的伟大：但伟大处到底何在？却是二千年来无人能够了解的一件事。大致讲来秦汉以下改朝换代的平淡故事，同化了全部的中国历史，所以三代也不过是三个朝代而已。这是如何可怜的一种看法！
一个民族历史警觉性的最发达的时间，不过二百年。前此是信仰混沌的阶段，虽有历史命运的向往，但无清楚的观念，根本谈不到对历史的了解。此后则一切都糊涂渺茫，思想与想象都微弱到苟延残喘的地步，正如我秦汉以来二千年间的情形。两者之间有二百年的非常时代，是文化的最高峰，民族的事业达到顶点：向后回顾，来龙清楚；向前瞻视，去脉分明。这是人类心胸最开朗的时代。但绝峰之上，难以久留，明古知来的幸运阶段转瞬即逝。前此的心地光明一变而为一塌糊涂。这个短暂的幸运阶段在中国就是战国时代，在欧西就是今天。
中国的战国时代，前后二百五十年。欧西自进到战国后，也已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但历史的了解力或警觉性并非与时代始终的。时代的初期警觉性仍甚微弱，到末期就又趋于模糊。真正发达的时期，还不足二百年。中国此期所遗于后世的唯一作品就是《左传》。《左传》是战国前半期的作品，在当时可说是一部通史。殷商西周的事迹，当时已不十分知清。著者为慎重起见，由平王东迁后开始，叙述到著者生前的九十年间为止。全书的线头虽然非常复杂，条理却十分清楚，使读者能够身临其境，对春秋时代整个的国际局面以及少数大国的内部状态都能一目了然。当然只有大手笔才能有如此成就，但是大手笔必须生于大时代才能具有如此魄力。春秋时代虽然在前，但我们今日对它的认识远胜过战国，就是因为关于战国时代没有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试想，若无《左传》一书，我们今日对于春秋时代岂不也要如对西周一样的恍恍惚惚？
欧西对西史的了解，由法国***开始。法国***前尚无名实相符的史学。今日唯一认为有史学价值的***前的作品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其价值在文字而不在史解。***方兴，了解力仍甚薄弱。到一八五〇年左右，历史的警觉性才成了知识阶级全部人格的一个不可缺的部分，少数哲学头脑特别发达的人才对古往今来的一切有比较彻底的认识。由一九〇〇年到今天，欧西人的历史意识可说已发达到最高峰。而今而后，只有倒退，难有再进一步的发展。法西斯主义兴起之后，思想渐受统制。这种趋势，只有日愈强烈，减轻的期望很小，消灭的可能绝无。此种非理性，反理性的新神秘主义，最多不过五十年后一定要成了笼罩整个欧西文化的弥天黑云。独立的思想渐被扑灭，历史的了解也必同时消亡。史学的消灭与哲学结束是同一件事的两方面。五十年后，欧西思想界一定要有类似杂家者出现，杂家是哲学发展的丧钟。同时史学界也必要开始呈现司马迁《史记》的没落形态。太史公是中国古代伟大史学消亡的象征。二千年来学术界对于司马迁的崇拜，正是二千年间中国没有史学的铁证。《史记》一书，根本谈不到哲学的眼光，更无所谓深刻的了解，只是一堆未消化的史料比较整齐的排列而已。后此的所谓史著，都逃不出此种格式，甚至连史公比较清楚的条理也学不来。文化精神衰退得一泻千里真可惊人！
战国时代为何能明白过去历史，因为战国时代的文化最为复杂，最为紧张；任何时代的任何事迹在战国时代的心目中，都不至显得生硬。反之，比较简单松懈的时代，对于战国时代根本无从了解，因为战国的许多潮流与线索是其他时代的人所不能想象的。只有复杂紧张的战国才能产生少数特别复杂紧张的人格，只有这种人格才能对古往今来的一切设身处地的去体会。此种能力，在春秋以上，在法国***以前，绝无出现的可能。中国到吕不韦时代，欧西到二千年左右，这也就成为无人能够想象的一种异能。
我们混沌的过了二千年的静止生活。今日幸逢欧西的盛大时会，受了外力的渲染，又第二次的得有明了历史的良机。深望国人善于利用机会，把埋没二千年的历史彻底寻出一个条理，不要终年累月的在训诂考据中去兜圈子。中国只要不亡，此后千万年都是我们可以尽情沉湎为训诂考据的时间。真正明了历史的机会，却是一纵即逝，最多不过还有五十年的工夫。中国的乱纸堆，二千年来堆得太高，若必要把许多毫无价值的问题都考证清楚，然后再从事于综合了解的工作，恐怕是到人类消灭时也不能完成的一种企图！
尤有进者，欧西人无限的欲望与追求，使他们发现了许多古民族历史。埃及、巴比伦、印度以及希腊罗马的发展经过，今日欧西人所知道的，在许多方面比较古民族自己当初所知道的尤为清楚。这种扩大心胸的机会是如何的难得！有心的人，为何不抖去由堆满败简残篇的斗室中所沾的灰尘，来到海阔天空的世界大吸一口新鲜的空气！
（原载《战国策》半月刊1940年9月第十一期）
雷海宗(1902—1962)：著名历史学家。一九二七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南京中央大学(1949年后更名南京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担任教授、系主任等职；一九五二年全国院系调整，调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雷海宗杂论集》是一部全面搜集雷海宗先生学术成就和散杂文的丛书，极具收藏和学术价值。中西融汇、古今贯通的史学大师，中国历史研究绕不开的先行者，全新整理的文集带我们重回被忽视的“雷海宗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