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讲 秦汉时代的社会
秦以前的政治，和周以前不同，是谁都会说的。然则其不同之处究竟安在呢？
秦始皇并天下后，令丞相御史说：天下大定，而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命他们议自己的称号，丞相御史等议上尊号的奏，亦说他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后来赵高弑二世，召集诸大臣公子说：秦故王国，始皇君天下，故称帝。今六国复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为帝，不可；宜为王如故。于是立公子婴为秦王。据此看来，当时的人，对于皇和帝的观念，确是不同的。其异点，就在一君天下，一不君天下。当春秋时代和战国的前半期，希望尽灭诸国，而自己做一个一统之君，这种思想，大概还无人敢有。并吞六国、统一天下的思想，大概是发生于战国的末期的。前此大家所希望的，总不过是霸或王罢了。然而列国纷争，到底不是苏秦的合从所能加以团结；亦不是张仪的连衡，所能息其兵戈；悬崖转石之机，愈接愈厉，到底并做一国而后已。这可以说是出于前此政治家的虑外的。
帝政成功，则（1）内战可息；（2）前此列国间经济上的隔阂，亦可消除；如撤去列国时代所设的关，出入无需通行证。而且统一之后，对外的力量，自然加强；中国未统一时，蒙古高原不曾有像汉以后匈奴等强大的游牧民族，是中国的天幸。这确较诸霸或王更为有利。但是帝政成功了，君政却全废坠了。
怎样说帝政成功，而君政废坠呢？原来君者善群也。他的责任，就是把一群中的事情，措置得件件妥帖。这话，在第四讲论儒家时，业经说过了。原始的君，固未必人人能如此，然以其时的制度论，则确是可以如此的。所以只要有仁君，的确可以希望他行仁政。原来封建政体，即实行分封制的贵族政体中，保留有原始君的制度的残余，自从封建政体逐渐破坏，此种制度，亦就逐渐变更了。这话又是怎样说呢？要明白这个道理，先要知道从封建到郡县，在政治制度上，是怎样的一个变迁。我们都知道：秦汉时的县名，有许多就是古代的国名。这许多县，并不是起于秦的。前此地兼数圻的大国中，早已包含著不少了。这就是（1）从远古相传的国，被夷灭而成为大国中的一县。这是县的起源的一种。还有（2）卿大夫的采地，发达而成为县；如《左氏》说晋国韩赋七邑，皆成县之类。以及（3）国家有意设立的。如商君并小乡聚邑为县。此三者，虽其起源不同，而其实际等于古代的一个国则一。所以县等于国，县令等于国君。以次推之，则郡守等于方伯。然则大夫是什么呢？那就是秦汉时的三老、啬夫、游徼之属了。士是什么呢？那就是里魁和什伍之属了。后世都说县令是亲民之官，其实这不过和郡以上的官比较而云然，在实际，县令还不是亲民的。若乡老以下诸职，通统没有，做县令的，也就无所施其技，虽欲尽其君者善群的责任而不得了。从秦汉以后，这种职守，渐渐的没落而寖至于无。所以做县令的人，也一事不能办；而只得以坐啸卧治，花落讼庭闲，为为治的极则。县令如此，郡以上的官，更不必说了。所以说帝政成功，而君政废坠。
君政为什么会废坠呢？于此，我们又得知道政治上阶级变迁的情形。古代的治者阶级是贵族。他的地位，是因用兵力征服被治者而得的。后世的治者阶级是官僚，官僚是君主所任用的。封建政体的破坏，不但在列国的互相并吞，亦系于一国之中世袭的卿大夫的撤废。卿大夫撤废，皆代之以官僚。灭国而不复封建，而代之以任免由己的守令，亦是如此。所以封建政体灭亡，而官僚阶级，就达于全盛。凡阶级，总是要以其阶级的利益为第一位的；而且总有一种理由，替维持阶级利益做辩护。不一定是私意。官僚阶级里并不是没有好人；尽有顾全公众的利益，而肯牺牲自己的，但是总不免为其所处的地位所局限；以为欲维持公益，非维持其时的社会组织不可，不肖的更不必说了。所以官僚阶级的性质，从理论上说，往往是如此的：
（1）所尽的责任，灭至最小限度。
（2）所得的利益，扩充至最大限度。
所谓利益，是包含（甲）权势，（乙）物质上的收入；（乙）中又包含（A）俸禄，（B）一切因做官而得的收入。此种趋势，其限制：是（a）在上者的督责，（b）在下者的反抗。除此之外，便要尽量的扩充了。所以怠惰和贪污，乃是官僚阶级的本性，不足为怪。天下尽有不怠惰、不贪污的官，此乃其人不但具有官僚性质，而无害于官僚阶级的性质，实系如此，犹之天下尽有不剥削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商人，然以商业性质论，总是要以最低的价格买进，最高的价格卖出的。
官僚不但指现任官吏，凡（1）志愿做官，即准备以官为职业的人；与（2）无官之名，而与官相结托以牟利的人；都该算入官僚阶级之内。至于（3）为官的辅佐的人，那更不必说了。此三项中，尤以第二项为重要。乡职本来是人民自治的机关，其利益，该与人民一致的。官僚如欲剥削人民，乡职是应该加以反抗的。然到后来，乡职反多与官僚相结合，以剥削人民，即由于官僚阶级扩大，而将第二项人包含进去之故。如此，剥削人民的人，就日益增多，政治上顾全全体利益的方面，就不得不加以制止。要设立许多监察官，去监察乡老以下的自治职，是办不到的。就只得干脆把他废掉。这是汉世很有权威的三老啬夫等职，到后来所以有名无实，甚至并其名而无之的原因。隋世禁乡老听讼，为其间之一大转关。此等自治职既废，与官相结托以剥削人民者，遂变为现在的土豪劣绅；而自治职之仅存其名者，则沦为厮养，其本身变为被剥削者。以上是说第二项人。至于第一项，即所谓读书人。他们现在虽不做官，然而官僚阶级的得以持续，所靠的实在是这一项人。而且官僚阶级维护其阶级的理论，亦从这一项人而出。所以其关系也是很重要的。这一项人，未必都得到官做，然而前述的第二项中，包含这一项人实甚多；而且很容易转入第三项中的甲项。第三项，依其性质，再分为三类：即（甲）幕友，凡以学识辅助官者属之。（乙）胥吏，为官办例行公事。（丙）厮役，供奔走使令。（乙）之自利方法为舞文。（丙）之自利方法为敲诈。（甲）无与人民直接的机会，如欲剥削人民，必须与（乙）、（丙）或前述的第二项人联合。然官吏的固位、邀宠、卸责的谋划，大多出于甲类的人；而如干谒、行贿等事，甲类中人，亦可代为奔走。
凡一阶级，当其初兴之时，其利害，总是和大多数被压迫的人一致的。及其成功，即其取敌对阶级的地位而代之之时，其利害，便和大多数人相反了。官僚阶级取贵族而代之，即系如此。当这时代，大多数的人民，是怎样呢？因为凡稍有才力的人，都升入官僚阶级里去了。官僚阶级的数量，略有定限，自然有希望走进去而始终走不进的人。然而达得到目的与否是一事，抱这目的与否，又是一事。他们虽始终走不进去，总还希望走进去，而决不肯退到平民这一方面来，和官僚斗争。于是人民方面所剩的，就只是愚与弱。除掉以暴动为反抗外，就只有束手待毙。苏东坡《志林》论战国任侠最能道破此中消息。
在第二讲中不是说过么？凡社会总有两条心的：即（1）公心，（2）私心。私心虽是要自利，公心总是要利人的。贵族虐民，而官僚阶级出来和他反抗，就是公心的表现。即所谓法术之士。然则到官僚阶级转而虐民的时候，这种公心，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不错，公心是无时而绝的，但是公心要有一条表显的路。在从前贵族阶级跋扈时，法术之士即官僚阶级的前身，是作为君主为代表公心的机关，教他行督责之术，去打倒贵族阶级的。这时候，官僚阶级既代居贵族的地位，君主应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是理想是理想，事实是事实。理想的本性，总想做到十分，一落入事实界，就只能做到两分三分了。君主所行的是政治，政治是实际的事务。凡实际的事务，总是带有调和的性质的，即是求各种势力的均衡。官僚和民众的利益，是处于相反的地位的。而这两个阶级，都有相当的势力，做君主的，不但不能消灭那一方面，并不能过于牺牲那一方面，亦只得求其势力的均衡。所以做君主的，也只能保障官僚的剥削平民，限于某一限度以内。过此以往，便不能为人民帮忙。从前官场中总流行著一种见解：人民固应保护，做官的人，也该叫他有饭吃。譬如你为保护人民故，而裁撤官吏所得的陋规，官场中人，就会把这话批评你就是这种意识的表现。
所以这时候的平民，自己是既愚且弱，不会办什么事了。官吏在责任灭至最小限度、权利扩至最大限度的原则下，不会来替你办什么事的；而且你要自己办事，还会为其所破坏。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办事，你的能力就强了；就会反抗官吏的诛求。而且你有余款，照理，官吏是要榨取去的，怎会让你留著，谋你们的公益事务呢？如此，凡人民相生相养之事，在古代，由其团体自谋，而其后由人君代管其枢者，至此，乃悉废坠而无人过问，而人民遂现出极萧索可怜的状态。中国后世的人，都要讴思古代，这并不是无因的。因为表显在古书中那种百废俱举，即人和人相生相养之事，积极的有计划、有规模，而人不是在最小限度之下，勉强维持其生存的现象，在后世确乎是不可见了。在物质文明方面，总是随著时代而逐渐进步的，在社会组织方面，则确乎是退步了。人，究竟在物质文明进步、社会组织退步的环境中所得的幸福多呢，还是在物质文明较低、社会组织合理的环境中所得的幸福多呢？这本是很难说的话。何况想象的人，总只注意到古代社会组织合理的一方面，而不甚注意到其物质不发达的一方面呢？讴歌古代，崇拜古代，又何足为怪呢？所以说：帝政成功，君政废坠，实在是政治上的一个大变迁。
人，虽然和盲目的一般，不大会知道他自己所该走的路。然而经长时期的暗中摸索，也总会走上了该走的路。帝政的成功，君政的废坠，既然是政治退化的大原因，人为什么不回到老路上去，把一个大帝国，再斫而小之呢？此则由于人类本来是要联合的。无论从物质方面，精神方面讲，都是如此。而且全世界未至于风同道一，则不能不分为许多民族和国家。异民族和异国家之间，是常有冲突的。有冲突，我们亦利于大。这是已成的大帝国，不能斫而小之的原因。国既不能斫而小之，而国之内又不能无利害冲突，则只有仰戴一个能调和各阶级利害的君主，以希冀保持各阶级间势力的均衡了。帝政从秦灭六国之岁，至于亡清逊位之年，凡绵历二千余载，其原理即由于此。
然则当其时，在政治上，为人民的大害的，就是官僚用旧话说，可以说是士大夫阶级。要治天下，就是要把这一个阶级刬除，但是要把这一个阶级刬除，除非人民自行觉悟奋起不可君主只能调和于两者之间，前面已经说过了这是谈何容易的事。所以这时代，所谓政治思想，亦都是官僚阶级的政治思想。官僚阶级的政治思想，又是怎样呢？凡是人的思想，总不免于落伍，这个道理，在第四讲中，已可明白。所以周秦的思想，在周秦之世，已经落伍了，而汉以后人还是沿袭着它，他们受时势的影响而有所发展，可以分做三派：
其一，是看到人民的贫苦愚弱，而想要救济他们的，却没有想到救济人民，没有这一个操刀代斫的阶级。你叫他操刀，他就不代人家斫，而为着自己的目的斫了。
其二，是看到官僚阶级的罪恶，想要对付他的。但是此时的官僚阶级，和前此的贵族阶级不同，前此的贵族阶级，已经走到末路了，所以有新兴的官僚阶级出来打倒他。此时的官僚阶级则尚未至于末路，没有新兴的阶级，所以他始终没有被打倒。
其三，亦知道下级人民，贫苦愚弱得可怜。但是社会的本身，复杂万分。什么事都不是直情径行，所能达其目的的，不但不能连其目的，还怕像斯宾塞所说的那样：修理一块失平的金属板，就在凸处打一锥，凸处没有平，别的地方，倒又凹凸不平起来了。所以照这派人的意见，还是一事不办的好。
这三派的思想，我们把它们排列起来，则
（1）左派：儒家。
（2）中间派：法家。
（3）右派：道家。
我们现在，却先从道家讲起。
吕思勉著，系1935年吕思勉先生在上海光华大学的演讲。作者以独到的眼光，首先对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了时期与派别的划分，进而对先秦至近代的政治思想予以梳理和辨析。本书融入作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其中不少论断，新颖独特，富有启发性。阅读本书，读者不仅可以把纷繁的诸子思想和历代政治主张理清头绪，更会对中国政治思想有一番新的认识。本书通俗易懂，又不失学术性，*适宜用作初学者的入门书。讲贯中国历代政治思想的原委和利弊，并附录作者自述治学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