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 西漢之文學批評
《毛詩》相傳出於毛公，《詩序》雜糅秦漢間之遺説，其中出於漢人者若干，今不可考。欲求漢人之文學批評，當知武帝以前，學術未統於一家，故論文者，張皇幽眇，各出所見，及武帝罷黜百家而後，立論之士必折衷于儒術，文學與道始合而爲一，故武帝時代，實爲古今斷限，不可不知也。
漢人文學，賦爲大宗，而司馬相如之才爲最。相如之説，見於《西京雜記》者如次：
司馬相如爲《子虚》《上林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焕然如興，幾百日而後成。其友人盛覽，字長通，牂牁名士，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宫一商，此賦之跡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内，不可得而傳。
《西京雜記》又引揚雄之説云：司馬長卿賦，時人皆稱典而麗，雖詩人之作不能加也。揚子雲曰：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子雲學相如而弗逮，故雅服焉。相如論賦，推重賦心，後人或以之爲神化，此一説也。司馬遷論《離騷》，本淮南王安之説，推賾索隱，直攄作者之情意于紙上，此又一説也。《史記屈原傳》云：
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病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蟬蜕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争光可也。
史公論文，多重情感，故稱《離騷》則言憂愁幽思，其稱《詩》《書》亦然。《史記自序》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又曰：《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積，不得通其道也。即此二語觀之，其意可見矣。
史公之後，至元、成之間而有劉向。成帝中，向領校中五經秘書，今流傳者有向所校書録 [1] ，皆以儒家者言爲立場。《管子書録》云：凡《管子》書，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晏子書録》云：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複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爲一篇。又有頗不合經術，疑後世辯士所爲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爲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觀。《孫卿書録》：其書比於記傳，可以爲法。《列子書録》：其學本于黄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流，秉要執本，清虚無爲，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凡所論列，皆以合于經傳爲則 [2] 。
漢代文人，自相如外，當推揚雄。子雲之論，雖於長卿神化之説有所發明，然論學賦之法，已嫌着跡。桓譚《新論》云：揚子雲工于賦，王君大習兵器，余欲從二子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諺曰：伏習象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子雲論賦，前後主張不一。《法言吾子》篇云：
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 [3]
尚麗之説，以賦爲限，至於他作，固不爾也。《吾子》篇云：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曰：有。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書惡淫辭之淈法度也。或曰：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爲尚。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足言足容，德之藻矣。
揚雄之論，亦以六經爲本，與劉向同。《法言問神》篇云：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不經，多多贅矣。《吾子》篇亦言：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説而不要諸仲尼，説鈴也。又曰：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觀書者譬諸觀山及水：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峛崺也，況介丘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況枯澤乎？此皆以雄爲儒家，故其言如此。然雄謂經可損益，見《法言問神》篇，則心胸之廣博，固非經生者流可得並論，此雄所以有《太玄》《法言》之書也。
雄之評論諸書者，見《法言重黎》篇：或問《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遷，曰實録。《君子》篇云：《淮南》説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淮南》鮮取焉耳。必也儒乎。乍出乍入，《淮南》也；文麗用寡，長卿也；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
《問神》篇又言：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聲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聖人之辭渾渾若川；順則便，逆則否者，其惟川乎。惟其論文，主于君子小人之别，故《太玄經》曰：雕籤之文，徒費日也。雕文刻鏤，傷農事也。又曰：大文彌樸，質有餘也。鴻文無範，恣意往也。子雲之所謂大文、鴻文者，即此聖人之辭也。《淵鑒》又引子雲之説云：或曰：辭達而已矣，聖人以文。其隩也有五，曰玄、曰妙、曰包、曰要、曰文。幽深謂之玄，理微謂之妙，數博謂之包，辭約謂之要，章成謂之文。聖人之文，成此五者，故曰不得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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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33年講義列劉向存世書録九種之名，下云：或疑劉歆作，或疑僞託。
[2] 1933年講義下云：至於不合經術者，亦不輕棄，其慎重有足法者。
[3] 1933年講義節引此節文字，下云：二語皆常爲後人所引，曹植、楊修，往復辯難，裴子野有《雕蟲論》，皆以揚雄之言而發也。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理论著作。朱东润著。初稿为作者1931年在武汉大学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讲义。几经修改,1937年曾在武汉付排,因抗战爆发,未能出书。1944年由开明书店第一次出版。1957年12月古籍出版社在开明版的基础上再版,1983年6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据古典文学版再版。书前有自序,书后有后记。正文皆以文言写成。包括绪言在内,共76讲。每一讲的题目相对集中,而且较少引证和注释。就内容而言,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1.以批评家为线索,每讲以一个或几个批评家为中心,较少涉及时代与背景。认为,每个批评家的理论虽然和他的时代的文学潮流有关,但“就宗派而论,伟大的批评家也和伟大的政治家一样,他们的抱负往往是指导宗派而不受宗派指导。”2.中国古代批评家有诗文分论的习惯。认为,诗文各有特点,但更多的是相通,所以,在谈论古代批评家时,一般将他们的诗论和文论合并介绍。3.重视对宋以后的批评家的研究,在本书之前,一般谈中国文学都止于唐代,文学批评多谈到司空图。这实际上是受明代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观点的影响。本书有意纠正这一偏差,而采用远略近详的原则,这是文学批评研究的一大进步。4.虽是“史”之论述,但其中融进了作者许多观点。如对严羽,指出其《沧浪诗话》多处抄袭前人,等等。作为中国现代较早出现的系统的古代文学批评史,本书对现当代古典文论研究的影响颇大,迄今一直被认为是该领域的经典性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