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　東漢之文學批評

東漢一代，文學論者，首推桓譚、班固，其後則有王充。譚、固皆盛稱子雲，充之論出於君山，故謂東漢文論，全出於揚雄可也。譚字君山，成帝初爲郎，歷事王莽、更始，至建武中始卒，其年輩略後於雄，所著有《桓子新論》十七卷。 [1] 《論衡超奇》篇云：君山作《新論》，論世間事，辨照然否，虚妄之言，僞飾之辭，莫不證定。其後王充著書，志在黜虚妄，即此辨照然否之遺意也。惜全書久佚，惟見輯本，原書有《道賦》篇，今惟存四條，未易得其梗概矣。就譚書中可見者論之，要以其推崇揚雄，足見其對於作家之認識：

王公子問：揚子雲何人耶？答曰：揚子雲才智開通，能入聖道，卓絶於衆，漢興以來，未有此人也。國師子駿曰：何以言之？答曰：才通著書以百數，惟太史公廣大，其餘皆叢殘小論，不能比之子雲所造《法言》《太玄經》也。《玄經》數百年，其書必傳。世咸尊古卑今，貴所聞，賤所見也，故輕易之。《老子》其心玄遠而與道合，若遇上好事，必以《太玄》次五經也。（《新論閔友》）

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嘗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禄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虚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樂，然後世好之者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于聖人，若使遭時君，更閲賢知，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漢書揚雄傳》）

譚又謂：賈誼不左遷失志，則文采不發；淮南不貴盛富饒，則不能廣聘駿士，使著文作書；太史公不典掌***，則不能條悉古今；揚雄不貧，則不能作《玄》《言》。此皆言文學與環境之關係者。

班固字孟堅，生東漢初，其論大抵本諸揚雄。《漢書藝文志詩賦略》曰：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爲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别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後，周道寖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詞，没其風喻之義。是以揚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太史公稱《離騷》，以爲與日月争光，及孟堅序《離騷》，乃云：今若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懟不容，沈江而死。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稱崑崙冥婚、宓妃虚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争光，過矣。然其文弘博麗雅，爲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劉向、揚雄，騁極文辭，好而悲之，自謂不能及也，雖非明智之器，可謂妙才者也。觀遷、固立論之異，知漢初之與東漢，其間思想之轉變大矣。

漢人之文，西京爲盛，而論評文字，僅見端倪，至於摭論文字，獨具主張，則自王充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生於東漢建武三年，嘗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不守章句，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袁山松《後漢書》云：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爲談助。其後，王朗爲會稽太守，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其爲後人所重如此。《論衡》一書，推重平實樸直之作，而於才華豐縟之文，深致不滿。 [2] 東漢文風以平實見稱，此則一代風尚使然，而充實爲時代之先覺矣。其論大抵見於《超奇》《佚文》《書解》《案書》《對作》《自紀》諸篇。《書解》篇於文之立場，言之至明，其辭曰：

或曰：士之論高，何必以文？答曰：夫人有文，質乃成。物有華而不實，有實而不華者。《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出口爲言，集札爲文，文辭施設，實情敷烈。夫文德世服也，空書爲文，實行爲德，著之於衣爲服。故曰：德彌盛者文彌縟，德彌彰者人彌明，大人德擴其文炳，小人德熾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積。

惟其盛稱文辭，故《佚文》篇直稱孔子周之文人也。又曰：文人之休，國之符也。望豐屋，知名家，睹喬木，知舊都，鴻文在國，聖世之驗也。此言推重文人可知。然仲任論文，指文章博學言，與古説近，而與漢人之説略異。

《超奇》篇於文人外復有鴻儒之稱。其言云：

故夫能説一經者爲儒生，博覽古今者爲通人，採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爲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爲鴻儒。故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逾通人，鴻儒超文人。故夫鴻儒，所謂超而又超者也。以超之奇，退與儒生相料，文軒之比於敝車，錦繡之方於緼袍也，其相過遠矣。

儒生鴻儒之説，又見於《書解》篇。篇中析儒者爲二，著作者爲文儒，説經者爲世儒。其論曰：

世儒當時雖尊，不遭文儒之書，其跡不傳。周公制禮樂，名垂而不滅，孔子作《春秋》，聞傳而不絶。周公、孔子，難以論言，漢世文章之徒，陸賈、司馬遷、劉子政、揚子雲，其材能若奇，其稱不由人。世傳《詩》家魯申公，《書》家千乘歐陽公孫，不遭太史公，世人不聞。夫以業自顯，孰與須人乃顯？夫能紀百人，孰與廑能顯其名？

文儒之重，據上可知，而各種文字之中，仲任所尤重者，則在造論著説。《佚文》篇云：

文人宜遵五經六藝爲文，諸子傳書爲文，造論著説爲文，上書奏記爲文，文德之操爲文。立五文在世，皆當賢也，造論著説之文，尤宜勞焉。何則？發胸中之思，論世俗之事，非徒諷古經，續故文也。論發胸臆，文成手中，非説經藝之人所能爲也。

造論著説，其旨在於申説宗旨，敷陳事實，而虚妄華飾之説，自爲所疾視。故《佚文》篇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疾虚妄！其他亦有可見者，如云：

虚妄之語不黜，則華文不見息；華文放流，則實事不見用。（《對作》）

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實，著文垂辭，辭出溢其真，稱美過其善，進惡没其罪。（《藝增》）

儒家信而好古，此種精神在文學界中亦常有其影響，仲任之論，不恤與此立異。故《佚文》篇有諷古經，續故文之譏，至《案書》篇更云：

夫俗好珍古不貴今，謂今之文不如古書。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論善惡而徒貴古，是謂古人賢今人也。案東番鄒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吴君高、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觀伯奇之《玄思》，太伯之《易章句》，文術之《咸銘》，君高之《越紐録》，長生之《洞歷》，劉子政、揚子雲不能過也。蓋才有淺深，無有古今，文有真僞，無有故新。廣陵陳子迴、顔方，今尚書郎班固，蘭臺令楊終、傅毅之徒，雖無篇章，賦頌記奏，文辭斐炳。賦象屈原、賈生，奏象唐林、谷永，並比以觀好，其美一也。當今未顯，使在百世之後，則子政、子雲之黨也。

上論諸人，有其書失傳，今無可考者，以班固、傅毅論之，固知仲任之評不謬也。又《超奇》篇謂：周有郁郁之文者，在百世之末也，漢在百世之後，文辭論説，安得不茂？此則直謂文章之事，今實勝古，而更推其所以勝古之故，其意與信而好古者異矣，至其歷論漢代諸家者，亦見於《案書》篇：

董仲舒著書不稱子者，意殆自謂過諸子也。漢作書者多，司馬子長、揚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然而子長少臆中之説，子雲無世俗之論，仲舒説道術奇矣，北方三家尚矣。

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質定世事，論説世疑，桓君山莫尚也。故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論難追也。

兩刃相割，利鈍乃知，二論相訂，是非乃見，是故韓非之《四難》，桓寬之《鹽鐵》，君山《新論》之類也。

《論衡》最後有《自紀》一篇，體例與《史記》之《自序》等，要皆論其所以作書之故也。篇中於其文體，多所辯護，正所以自申其説，略列於此，仲任論文之旨，可以見矣：

一、不必艱深。故口言以明志，言恐滅遺，故著之文字。文字與言同趨，何爲猶當隱閉指意？經傳之文，賢聖之語，古今言殊，四方談異也。當言事時，非務難知，使指閉隱也。後人不曉，世相離遠，此名曰語異，不名曰材鴻。淺文讀之難曉，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秦始皇讀韓非之書，歎曰：朕獨不得此人同時。其文可曉，故其事可思。如深鴻優雅，須師乃學，投之于地，何歎之有！夫筆著者欲其易曉而難爲，不貴難知而易造；口論務解分而可聽，不務深迂而難睹。

一、不必從俗。論貴是而不務華，事尚然而不高合。論説辯然否，安得不譎常心，逆俗耳？衆心非而不從，故喪黜其僞而存定其真。如當從衆順人心者，循舊守雅，諷習而已，何辯之有？

一、不必純美。夫養實者不育華，調行者不飾辭，豐草多華英，茂林多枯枝，爲文欲顯白其爲，安能令文而無譴毁？救火拯溺，義不得好；辨論是非，言不得巧；入澤隨龜，不暇調足；深淵捕蛟，不暇定手。

一、不必合古。飾貌以强類者失形，調辭以務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類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稟，自爲佳好。文必有與合，然後稱善，是則代匠斵不傷手，然後稱工巧也。文士之務，各有所從，或調辭以巧文，或辯僞以實事，必謀慮有合，文辭相襲，是則五帝不異事，三王不殊業也。

一、不嫌文重。蓋寡言無多而華文無寡，爲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爲用者一章無補。如皆爲用，則多者爲上，少者爲下。累積千金，比于一百，孰爲富者？蓋文多勝寡，財寡愈貧，世無一卷，吾有百篇，人無一字，吾有萬言，孰者爲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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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33年講義下云：論者至謂論説之徒君山爲甲，則其書漢時已有定論矣。《文心雕龍序志篇》亦及之。

[2] 1933年講義下云：西漢文學趨重詞賦，賦則必求工麗，揚雄、班固所不能免，至充始奮然反之。

[3] 1933年講義下云：論者謂自漢而後，有詩賦家之文，有縱横家之文：縱横家之文，於論説之中，尤爲顯著。今即《論衡》之文體觀之，固其類也，要皆爲散體之適用者。而仲任之論，又足以自張其説，觀其力破謬談，勇往直前之精神，求之後代，不易得也。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理论著作。朱东润著。初稿为作者1931年在武汉大学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讲义。几经修改,1937年曾在武汉付排,因抗战爆发,未能出书。1944年由开明书店第一次出版。1957年12月古籍出版社在开明版的基础上再版,1983年6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据古典文学版再版。书前有自序,书后有后记。正文皆以文言写成。包括绪言在内,共76讲。每一讲的题目相对集中,而且较少引证和注释。就内容而言,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1.以批评家为线索,每讲以一个或几个批评家为中心,较少涉及时代与背景。认为,每个批评家的理论虽然和他的时代的文学潮流有关,但“就宗派而论,伟大的批评家也和伟大的政治家一样,他们的抱负往往是指导宗派而不受宗派指导。”2.中国古代批评家有诗文分论的习惯。认为,诗文各有特点,但更多的是相通,所以,在谈论古代批评家时,一般将他们的诗论和文论合并介绍。3.重视对宋以后的批评家的研究,在本书之前,一般谈中国文学都止于唐代,文学批评多谈到司空图。这实际上是受明代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观点的影响。本书有意纠正这一偏差,而采用远略近详的原则,这是文学批评研究的一大进步。4.虽是“史”之论述,但其中融进了作者许多观点。如对严羽,指出其《沧浪诗话》多处抄袭前人,等等。作为中国现代较早出现的系统的古代文学批评史,本书对现当代古典文论研究的影响颇大,迄今一直被认为是该领域的经典性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