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 葛洪
王充《論衡》出入儒墨，陸機《文賦》商榷辭藻，至若揚仲任之餘波，接士衡之緒論，熟諳文學之源流，不爲儒教所拘束，用能當兹南渡之始，發爲崇閎之論，此則葛洪一人而已。《晉書》本傳稱洪博聞深洽，江左絶倫，著述篇章，富於班馬，又精辯玄賾，析理入微。其言良有以也。
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少以儒學知名，惠帝時，吴興太守徵爲將兵都尉，元帝爲丞相，辟爲掾，咸和初，求爲勾漏令，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卒時年八十一。所著自詩賦方技外，有《抱朴子》一百一十六篇。《自叙》云：其《内篇》言神仙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禳邪却禍之事，屬道家；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事臧否，屬儒家。然《全晉文》有《抱朴子内篇》逸文若干條，所述不盡言鬼神方藥事，疑其間又有舛奪，莫得而明也。
稚川之説，遠宗《論衡》，《抱朴子》逸文有云：
王充所作《論衡》，此方都未有得之者，蔡伯喈嘗到江東見之，歎爲高文，度越諸子，恒愛玩而獨秘之。及還中國，諸儒覺其談論更遠，嫌得異書，搜求其帳中，至隱處果得《論衡》，捉取數卷將去。伯喈曰：惟與爾共之，勿廣也。 [1]
《外篇喻蔽》篇推王充爲冠倫大才。同門魯生設爲三難：（一）王充著書兼箱累帙，（二）屬辭比義，又不盡美，（三）乍出乍入，或儒或墨。葛洪答之以（一）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賢，徒見述作之品，未聞多少之限也。（二）諸侯訪政，弟子問仁，仲尼答之，人人異辭，蓋因事托規，隨時所急，豈可詣者逐一，道如齊楚而不改路。（三）數千萬言，雖有不豔之辭，事義高遠，足相掩也。
逸文之中論及陸機者亦有二條：
嵇君道問二陸優劣，抱朴子曰：吾見二陸之文百餘卷，似未盡也。朱淮南嘗言二陸重規沓矩，無多少也。一手之中，不無利鈍，方之他人，若江漢之與潢汙，及其精處，妙絶漢魏之人也。
陸君之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吾生之不别陸文，猶侏儒測海，非所長也。却後數百年，若有幹跡如二陸，猶比肩也，不謂疏矣。
觀上三條，洪之推重仲任、士衡者可見。考其説所出，蓋有二源。其一出於《論衡》，故有今實勝古之説。其一出於《文賦》，故有文非餘事之論 [2] 。
或者謂洪之論，尊子書而忽文藝，此言未碻。《尚博》篇所稱，以詩賦淺近之細文，與深厚富博之子書對比，其間勝負，固無待言。洪之重視文字，在《尚博》篇中即可舉證，無待他求。至於重視子書，此自爲魏晉以來風氣使然，故徐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曹丕許以不朽，稱爲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抱朴子》逸文亦稱：陸平原作子書未成，吾門生有在陸君軍中，常在左右，説陸君臨亡曰：窮通時也，遭遇命也，古人貴立言以爲不朽，吾所作子書未成，以此爲恨耳。余謂仲長統作《昌言》未竟而亡，後繆襲撰次之，桓譚《新論》未備而終，班固爲其成瑟道。今才士何不贊成陸公子書？皆足見此期中重視子書之風。
《抱朴子鈞世》篇謂古書之多隱，未必昔人故欲難曉，或世異語變，或方言不同，經荒歷亂，埋藏積久，簡編朽絶，亡失者多，或雜續殘缺，或脱去章句，是以難知，似若至深耳。語與《論衡》合。篇中又有古不如今之説，此亦出自仲任，而其言尤深切：
且夫《尚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優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清富贍麗也。《毛詩》者，華彩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也。若夫俱論宫室，而奚斯路寢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説游獵，而叔畋、盧鈴之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並美祭祀，而《清廟》、《雲漢》之辭，何如郭氏《南郊》之豔乎？等稱征伐，而《出車》、《六月》之作，何如陳琳《武軍》之壯乎？則舉條可以覺焉。近者夏侯湛、潘安仁，並作《補亡詩》，《白華》《由庚》《南陔》《華黍》之屬，諸碩儒高才之賞文者，咸以古詩三百，未有足以偶二賢之所作也。
《尚博》篇中確立文體精妙之論，今備録之：
或曰：著述雖繁，適可以騁辭耀藻，無補救於得失，未若德行不言之訓，故顔、閔爲上，而游、夏乃次。四科之格，學本而行末，然則，綴文固爲餘事，而吾子不褒重其源而獨貴其流，可乎？抱朴子答曰：德行爲有事，優劣易見，文章微妙，其體難識。夫易見者粗也，難識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銓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難一焉。吾故捨易見之粗，而論難識之精，不亦可乎？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則，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卑高之格，是可識矣。文之體略，可得聞乎？抱朴子答曰：筌可以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筌。文可以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若夫翰跡韻略之宏促，屬辭比事之疏密，源流至到之修短，藴藉汲引之深淺。其懸絶也，雖天外毫内，不足以喻其遼邈；其相傾也，雖三光熠耀，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鉛鋌，未足譬其鋭鈍，鴻羽積金，未足比其輕重。清濁參差，所稟有主，朗昧不同科，强弱各殊氣。而俗士惟見能染毫畫紙者，便概之一例，斯伯牙所以永思鍾子，郢人所以格斤不運也。且文章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且夫本不必皆珍，末不必悉薄，譬若錦繡之因素地，珠玉之居蚌石，雲雨生於膚寸，江河始於咫尺爾。則文章雖爲德行之弟，未可呼爲餘事也。
《詩》《書》二經，儒家奉爲聖典，數百年來，莫之敢論，稚川生於千載之後，不恤世人之非難，公然指其中篇什爲閭陌拙詩，軍旅鞫誓，詞鄙喻陋。此皆依據其特有之精神，故敢對於儒宗之經典，從文學上批評之。《因明入正理門論》稱善自他宗，能立能破，洪早習儒宗，晚事神仙，故能獨樹一義，摧堅陷固，有自來矣。
《尚博》篇又言：百家之言，與善一揆；譬操水者，器雖異而救火同焉；猶針灸者，術雖殊而攻疾均焉。漢魏以來，群言彌繁，雖義深于玄淵，辭贍于波濤，施之可以臻徵祥於天上，發嘉瑞於后土，召環雉於大荒之外，安圜堵于函夏之内，近弭禍亂之階，遠垂長世之祉，然時無聖人，目其品藻，故不得騁驊騄之跡於千里之塗，編近世之道於三墳之末也。洪之此論，推崇當代文字，以爲徒以未遇聖人，不得與經籍相衡。昔揚雄謂經可損益，雖爲儒生所譏，要之與葛洪同爲通人之見，不可誣也。至若才力不贍，妄欲有所論列，此則誠如稚川所言，騁驟於詩論之中，周旋於傳記之間，而以常情覽巨異，以褊量測無涯，以至粗求至精，以甚淺揣甚深，雖始自髫齔，訖於振素，猶不得也。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辭義》，亦爲其批評論之一部，然辭不完整，疑有舛亂。首言著作所貴，不在立異。繼則又曰：五味舛而並甘，衆色乖而皆麗。近人之情，愛同憎異，貴乎合己，賤於殊途。夫文章之體，尤難詳賞，苟以入耳爲佳，適心爲快，鮮知忘味之九成，《雅》《頌》之風流也。則文辭之貴，又不在强同。
《辭義》篇又云：屬筆之家，亦各有病。其深者則患乎譬煩言冗，申誡廣喻，欲棄而惜，不覺成煩也。其淺者則患乎妍而無據，證援不給，皮膚鮮澤，而骨鯁迥弱也。《畏廬論文》嘗評之曰：嗚呼，是言也，悉文中甘苦矣。其爲人所傾倒如此。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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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33年講義又引一則：謝堯卿東南書士，説王充以爲一代英偉，漢興以來，未有充比。若充著文時有小疵，若鄧林之枯枝，又若滄海之流沫，未易貶者也。
[2] 1933年本講義下云：自其外觀之，王充、陸機之説，若冰炭之不可以同爐，自其内者觀之，則秦越一家，此其中自有可以融會貫通者在，此則在讀者之深思矣。
[3] 此節文字，1933年講義作：《行品篇》論文人曰：摛鋭藻以立言，辭炳蔚而清允者，文人也。此言與《辭義篇》所稱文貴豐贍之説，皆出於《文賦》。其論文辭則曰：繁華暐曄，則並七曜以高麗；沉潛淪妙，則儕玄淵之無測。人事靡細而不浹，王道無微而不備，故能身賤而言貴，千載彌彰焉。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理论著作。朱东润著。初稿为作者1931年在武汉大学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讲义。几经修改,1937年曾在武汉付排,因抗战爆发,未能出书。1944年由开明书店第一次出版。1957年12月古籍出版社在开明版的基础上再版,1983年6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据古典文学版再版。书前有自序,书后有后记。正文皆以文言写成。包括绪言在内,共76讲。每一讲的题目相对集中,而且较少引证和注释。就内容而言,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1.以批评家为线索,每讲以一个或几个批评家为中心,较少涉及时代与背景。认为,每个批评家的理论虽然和他的时代的文学潮流有关,但“就宗派而论,伟大的批评家也和伟大的政治家一样,他们的抱负往往是指导宗派而不受宗派指导。”2.中国古代批评家有诗文分论的习惯。认为,诗文各有特点,但更多的是相通,所以,在谈论古代批评家时,一般将他们的诗论和文论合并介绍。3.重视对宋以后的批评家的研究,在本书之前,一般谈中国文学都止于唐代,文学批评多谈到司空图。这实际上是受明代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观点的影响。本书有意纠正这一偏差,而采用远略近详的原则,这是文学批评研究的一大进步。4.虽是“史”之论述,但其中融进了作者许多观点。如对严羽,指出其《沧浪诗话》多处抄袭前人,等等。作为中国现代较早出现的系统的古代文学批评史,本书对现当代古典文论研究的影响颇大,迄今一直被认为是该领域的经典性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