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 朱熹 附道學家文論
道學之説盛于兩宋，周、程、張、朱，蔚爲一代儒宗，其論文論詩，皆别具見地。周子《通書》曰：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虚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致之，是爲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强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文辭》）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藴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字而已者，陋矣。（《陋》）
周子之後有程顥、程頤，頤之論文見於《二程遺書》者如次：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翫物喪志。爲文亦翫物也。吕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顔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悦人耳目，既務悦人，非俳優而何？（《二程遺書》卷十八）
二程弟子之最著者楊時，時有《送吴子正序》云：
予竊怪唐虞之世，六籍未具，士于斯時，非有誦記提筆綴文，然後爲學也，而其藴道懷德，優入聖賢之域者，何多耶？其達而位乎上，則昌言嘉謨，足以亮天工而成大業；雖困窮在下，而潛德隱行，猶足以經世勵俗：其芳猷美績，又何其章章也？自秦焚詩書，坑術士，六藝殘缺。漢儒收拾補綴，至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若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繼武而出，雄文大筆，馳騁古今，沛然如決江漢，浩無津涯，後雖有作者，未有能涉其波流也。然賈誼明申韓，仲舒陳災異，馬遷之多愛，相如之浮侈，皆未足與議；惟揚雄爲庶幾於道，然尚恨其有未盡者。積至於唐，文集之備，蓋十百前古，元和之間，韓柳輩出，咸以古文名天下，然其論著不詭于聖人蓋寡矣。自漢迄唐千餘載，而士之名能文者，無過是數人，及考其所至，卒未有能倡明道學，窺聖人閫奥，如古人者。然則，古之時六藝未具，不害其善學；後世文籍雖多，無益於得也。
大抵道學家之不屑措意文辭如此，至朱子而略異。朱熹字元晦，亦字仲晦，婺源人，登紹興進士第，歷事高、孝、光、寧四朝，終寶文閣待制，慶元中致仕，旋卒；嘗創草堂于建陽之雲谷，榜曰晦庵，學者稱爲晦庵先生，著書數十種，窮性命之學。吴壽昌云：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處，竟日目不瞬，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則趺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雖記録雜説，舉輒成誦。微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某所聞見，則先生每愛讀屈原《離騷》，孔明《出師表》，陶淵明《歸去來辭》，並杜子美數詩而已。此語于晦庵爲人，别有所明。今舉晦庵評論詩文之語於次。
晦庵對於詩文，認爲第二義，然不欲率略置之，故云：作文何必苦留意，又不可太頽闒，只略教整齊足矣。又嘗因林擇之論趙昌父詩曰：今人不去講義理，只去學詩文，已落第二義。況又不去學好底，却只學去做那不好底。作詩不學六朝，又不學李、杜，只學那嶢崎底。今便學得十分好，後把作甚麽用？莫道更不好。皆見《朱子語類》。其他如《答楊宋卿書》云：某聞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又如《答林巒書》云：嘗聞之，學之道，非汲汲乎辭也，必其心有以自得之，則其見乎辭者，非得已也。凡此數語，皆足見其不以文辭爲貴之説。
自晦庵言之，文辭之用，貴于明義理。此理字與蘇門所言之理字不同。蘇門之説，指事理而言，故其義圓融而無所止，晦庵之語，指義理而言，故其義執著而歸於一，觀于後者可知：
貫穿百氏及經史，乃所以辨驗是非，明此義理，豈特欲使文字不陋而已？義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則其存諸中者，必也光明四達，何施不可。發而爲言，以宣其心志，當自發越不凡，可愛可傳矣。今執筆以習研鑽華采之文務悦人者，外而已，可恥也矣。（《朱子語類》）
一日説作文，曰，不必著意學如此文章，但須明理，理精後，文字自典實。伊川晚年文字，如《易傳》直是盛得水住。蘇子瞻雖氣豪善作文，終不免疏漏處。（同上）
文字之設，要以達吾之意而已。政使極其高妙而於理無得焉，則亦何所益於吾身而何所用於斯世？（《答曾景建書》）
上舉之理字，與古文家所稱之道字相類，故《語類》亦云：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所以發之于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然道學家之言道與古文家之言道不一致，《朱子語類》有言：
才卿問：韓文李漢序，頭一句甚好。曰：公道好，某看來有病。陳曰：文者貫道之器，且如六經是文，其中所道，皆是這道理，如何有病？曰：不然，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飯時下菜耳。若以文貫道，却是把本爲末，以末爲本，可乎？其後作文者皆是如此。
要之自道學家言之，文士言道，迄無所得，故晦庵又譏永叔、東坡之失，其言極深刻。古文家好言道而所得如此，其一切文字之根據，遂不可恃：
因言文士之失，曰，今曉得義理的人，少間被物欲激搏，猶自一强一弱，一勝一負。如文章之士，下梢頭都靠不得。如歐陽公初間做《本論》，其説已自大段拙了，然猶是一片好文章，有首尾。他不過欲封建井田，與冠婚喪祭，蒐田燕饗之禮，使民朝夕從事於此少閑，無功夫被佛氏引去，自然可變。其説可謂拙矣，然猶是正當議論也。到得晚年自做《六一居士傳》，宜其所得如何，却只説有書一千卷，《集古録》一千卷，琴一張，酒一壺，棋一局，與一老人爲六。更不成説話，分明是自納敗闕。如東坡一生讀盡天下書，説無限道理，到得晚年過海，做《昌化峻靈王廟碑》，引唐肅宗時，一尼恍忽升天，見上帝以寶玉八枚賜之云：中國有大災，以此鎮之。今此山如此，意其必有寶云云。更不成議論，似喪心人説話。其他人無知，如此説尚不妨，你平日自視爲如何説盡道理，却説出這般話，是可怪否？觀于海者難爲水，游于聖人之門者難爲言，分明是如此了，便看他們這般文字不入。
晦庵嘗舉劉子澄之言以告學者：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此言皆自道學家之立場言之，至其對於古文家之文字，亦間加推許者，此則姑置其言道之未盡當而言者也。見於《朱子語類》者如云：韓退之議論正，規模闊大，然不如柳子厚精密。柳文是較古，但却易學，學便似他，不似韓文規模闊。又云：歐公文字敷腴温潤，曾南豐文字又更峻潔，雖議論有淺近處，然却平正好。到得東坡，便傷於巧，議論有不正當處，後來到中原，見歐公諸人了，文字方稍平。老蘇尤甚。大抵以前文字都平正，人亦不會大段巧説。自三蘇文出，學者始日趨於巧。荆公却似南豐文，但比南豐文亦巧。此語似于三蘇不甚滿，然亦不没其所長，如云：大抵朝廷文字，且要論事情利害，是非分曉如論青苗，只是東坡兄弟説得有精神，他人皆説從别處去。
晦庵論詩，推重《選》體，嘗欲鈔取漢、魏古詩以及郭璞、陶潛之作，自爲一編，附於《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對於作詩，雖規戒學者不當陷溺，亦謂至如真味發溢，却又與平常好吟者不同。其論詩重在情真語真，故晦庵之詩，亦多可讀，與後代道學詩人莊定山等之一壺陶靖節，兩首邵堯夫，溪邊鳥訝天機語，擔上梅挑太極行，迥不相同矣。
尚論古今之詩，晦庵分爲三等，《答鞏仲至書》云：
嘗間考詩之原委，而知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下及魏、晉，自爲一等。自晉、宋間顔、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
晦庵析《選》體詩爲西晉以前及東晉以後，分别評論之。其論陶淵明處，獨具見解，未經人道。語如次：
古詩須看西晉以前，如樂府諸作皆佳。（《朱子語類》）
《選》中劉琨詩高，東晉詩已不逮前人，齊、梁益浮薄。鮑明遠才健，其詩乃《選》之變體。李太白專學之。如腰鐮刈葵藿，倚杖牧雞豚，分明説出個倔强不肯甘心之意。如疾風沖塞起，沙礫自飄揚，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分明説出邊塞之狀，語又俊健。（同上）
陶淵明詩，人皆説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荆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説得這樣言語出來？（同上）
韋蘇州詩無一字做作，直是自在，其氣象近道，意常愛之。問比陶如何？曰，陶却是有力，但語健而意閑。隱者多是帶氣負性之人爲之，陶欲有爲而不能者也，又好名，韋則自在。（同上）
論陶淵明負性好名，及其詩豪放，皆足見晦庵于詩人個性，分析入微處。又如論太白云：李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緩底。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緩。論白樂天云：樂天人多説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凡及富貴處，皆説得口津津地涎出。皆此類。
晦庵之時，適當江西派盛行之餘。江西派推重老杜，尤推其夔州以後詩。晦庵之論，顯然與之立異。《朱子語類》評論李杜諸語見後：
李太白始終學《選》詩，所以好。杜子美詩好者，亦多是效《選》詩，漸放手。夔州諸詩，則不然也。
杜甫夔州以前詩佳，夔州以後，自出規模，不可學。蘇、黄只是今人詩。蘇才豪，然一滾説盡無餘意，黄費安排。
杜子美晚年詩都不可曉。吕居仁嘗言詩字字要響，其晚年詩都啞了，不知如何以爲好否？
當時江西派人言詩，大都以工巧有出處沾沾自喜，如盛稱山谷《猩猩毛筆》之類，晦庵即從此點與之辯難。故或言今人作詩多要有出處，則答之曰：關關雎鳩，出在何處？又如譏江西派人云：今人都不識這（混成底）意思，只要嵌字，使難字，便云好。其言皆有所爲而發也。至其論山谷詩文處，亦大抵從此點入手，故頗有貶詞。《語類》云：
蜚卿問山谷詩。曰，精絶，知他是用多少工夫。今人卒乍如何及得，可謂巧好無餘，自成一家矣。但只是古詩較自在，山谷則刻意爲之。又曰，山谷詩忒好了。
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説而意自長，後人文章，務意多而酸澀。如《離騷》初無奇字，只恁説將去，自是好。後如魯直恁地著力做，却自是不好。
《朱子語類》有言：今人所以事事做得不好者，緣不識之故。只如個詩，舉世之人盡命去奔做，只是無一個人做得成詩。他是不識，好底將做不好底，不好底將做好底。這個只是心裏鬧，不虚靜之故。不虚不靜故不明，不明故不識。若虚靜而明，便識好物事。雖百工技術做得精者，也是他心虚理明，所以做得來精。心裏鬧，如何見得？此語蓋有鑒於南宋詩壇之混亂而發。若夫晦庵所重，則在《選》體古詩，其次則在李、杜，諄諄教學者以此爲法，固可考其論著而知者。然如論古詩云：余嘗以爲天下萬事，皆有一定之法，學之者須循序而漸進。如學詩，則且當以此等爲法，庶幾不失古人本分體制。向後若能成就，變化固未易量。然變亦大是難事，果然變而不失其正，則縱横妙用，何所不可，不幸一失其正，却似反不若守古本舊法以終其身之爲穩也。語見《病翁先生詩跋》，慕古之意，昭然若揭，未必盡當也。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理论著作。朱东润著。初稿为作者1931年在武汉大学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讲义。几经修改,1937年曾在武汉付排,因抗战爆发,未能出书。1944年由开明书店第一次出版。1957年12月古籍出版社在开明版的基础上再版,1983年6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据古典文学版再版。书前有自序,书后有后记。正文皆以文言写成。包括绪言在内,共76讲。每一讲的题目相对集中,而且较少引证和注释。就内容而言,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1.以批评家为线索,每讲以一个或几个批评家为中心,较少涉及时代与背景。认为,每个批评家的理论虽然和他的时代的文学潮流有关,但“就宗派而论,伟大的批评家也和伟大的政治家一样,他们的抱负往往是指导宗派而不受宗派指导。”2.中国古代批评家有诗文分论的习惯。认为,诗文各有特点,但更多的是相通,所以,在谈论古代批评家时,一般将他们的诗论和文论合并介绍。3.重视对宋以后的批评家的研究,在本书之前,一般谈中国文学都止于唐代,文学批评多谈到司空图。这实际上是受明代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观点的影响。本书有意纠正这一偏差,而采用远略近详的原则,这是文学批评研究的一大进步。4.虽是“史”之论述,但其中融进了作者许多观点。如对严羽,指出其《沧浪诗话》多处抄袭前人,等等。作为中国现代较早出现的系统的古代文学批评史,本书对现当代古典文论研究的影响颇大,迄今一直被认为是该领域的经典性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