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八 徐渭 臧懋循沈德符 [1]
北曲盛行，始于金元，至明初而南曲復盛，是後二者争爲雄長，而南曲之邁進，迄非北曲所能比擬。至於中葉以後，崑曲完成，而南曲獨擅一時矣。 [2] 明代嘉、隆以後，論曲者多，今節其緒餘，述諸此篇，以備諸家之論，其有完書者，於次篇述之。
明初有丹丘先生《涵虚子論曲》諸作， [3] 其言多膚廓，不足述。至中葉後，始有徐渭，渭字文長，號天池生，山陰人，嘉靖之季，客總督胡宗憲幕，有《徐文長集》、《南詞叙録》等。文長論詩頗多别解，《答許北口論選詩》云：試取所選者讀之，果能如冷水澆背，陡然一驚，便是興觀群怨之品。又《與季友書》云：韓愈、孟郊、盧仝、李賀詩，近頗閲之，乃知李、杜之外，復有如此奇種，眼界始稍寬闊。不知近日學王孟人，何故伎倆如此狹小，在他面前説李、杜不得，何況此四家耶？其言偏宕而有奇趣。《南詞雜録》論填詞處，語亦雋妙，如云：
填詞如作唐詩，文既不可，俗又不可，自有一種妙處，要在人領解妙悟，未可言傳。名士中有作者爲予誦之，予曰，齊、梁長短句詩，非曲子。何也？其詞麗而晦。
晚唐、五代填詞最高，宋人不及。何也？詞須淺近，晚唐詩文最淺，鄰於詞調，故臻上品。宋人開口便學杜詩，格高氣粗，出語便自生硬，終是不合格。其間若淮海、耆卿、叔原輩，一二語入唐者有之，通篇則無有。元人學唐詩，亦淺近婉媚，去詞不甚遠，故曲子絶妙。《四朝元》《祝英台》之在琵琶者，唐人語也。使杜子撰一句曲尚不可，況用其語乎。
文長於南北曲貶抑極甚，如云：
聽北曲使人神氣鷹揚，毛髮灑淅，足以作人勇往之志，信胡人之善於鼓怒也，所謂其聲噍殺以立怨是已。南曲則紆徐綿眇，流麗婉轉，使人飄飄然喪其所守而不自覺，信南方之柔媚也，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是已。夫二音鄙俚之極，尚足感人如此，不知正音之感何如也？
今之北曲，蓋遼、金北鄙殺伐之音，壯偉狠戾，武夫馬上之歌，流入中原，遂爲民間之日用。宋詞既不可被弦管，南人亦遂尚此，上下風靡，淺俗可嗤，然其間九宫二十一調，猶唐、宋之遺也，特其止於三聲而四聲亡滅耳。至南曲又出北曲下一等，彼以宫調限之，吾不知其何取也。
文長既不滿於南曲之宫調，則更進一步而推翻宫調之束縛，以求解脱。此論在當時實爲大膽之狂論，蓋高談驚坐，自是明人本色，特文長於論曲見之耳：
或以則誠也不尋宫數調之句爲不知律，非也。此正見高公之識。夫南曲本市里之談，即如今吴下《山歌》，北方《山坡羊》，何處求取宫調。必欲宫調，則當取宋之《絶妙詞選》，逐一按出宫商，乃是高見。彼既不能，盍亦姑安于淺近，大家胡説可也，奚必南九宫爲？
此種推翻宫調之精神，爲文長所獨具，故論南曲則推重《琵琶》《拜月》，而以句句本色，認爲高處。又云：
或言《琵琶記》高處，在《慶壽》《成婚》《彈琴》《賞月》諸大套，此猶有規模可尋，惟《食糠》《嘗藥》《築墳》《寫真》諸作，從人心流出。嚴滄浪言水中之月，空中之影，最不可到，如十八答，句句是常言俗語，扭作曲子，點鐵成金，信是妙手。
臧懋循字晉叔，萬曆進士，官南國子監博士，有《古詩所》《唐詩所》《元曲選》諸選。《詩所》割裂編比，頗爲後人所譏，《元曲選》則爲元曲中僅存之鉅集，然亦間有竄改，不盡元人之舊也。書成于萬曆三十五年，晉叔之論，悉見序中，大抵指摘南曲，謂去元人已遠，故有兹選，俾資取則。晉叔首稱作曲之難云：
詩變而詞，詞變而曲，其源本出於一，而變益下，工益難，何也？詞本詩而亦取材於詩，大都妙在奪胎而止矣。曲本詞而不盡取材焉，如六經語、子史語、二藏語、稗官野乘語，無所不供其採掇，而要歸斷章取義，雅俗兼收，串合無痕，乃悦人耳，此則情詞穩稱之難。宇内貴賤妍蚩，幽明離合之故，奚啻千百其狀，而填詞者必須人習其方言，事肖其本色，境無旁溢，語無外假，此則關目緊湊之難。北曲有十七宫調，而南止九宫，已少其半，至於一曲中有突增數十句者，一句中有襯貼數十字者，尤南所絶無而北多以是見才，自非精審於字之陰陽，韻之平仄，鮮不劣調，而況以吴儂强效傖夫喉吻，焉得不至河漢，此則音律諧叶之難。
繼此則言名家行家之别云：
名家者出入樂府，文彩爛然，在淹通閎博之士，皆優爲之。行家者隨所妝演，無不摹擬曲盡，宛若身當其處，而幾忘其事之烏有，能使人快者掀髯，憤者扼腕，悲者掩泣，羨者色飛，是惟優孟衣冠，然後可與於此。故稱曲上乘，首曰當行。
晉叔所持標準，率以元人爲主，故對於明代作家，議論多示不滿。如云：
新安汪伯玉《高唐》《洛川》四南曲，非不藻麗矣，然純作綺語，其失也靡。山陰徐文長《禰衡》《玉通》四北曲，非不伉爽矣，然雜出鄉語，其失也鄙。豫章湯義仍庶幾近之，而識乏通方之見，學罕協律之功，所下句字，往往乖謬，其失也疏。他雖窮極才情而面目愈離，按拍者既無繞梁遏雲之奇，顧曲者復無輟味忘倦之好，此乃元人所唾棄而戾家畜之者也。
沈德符字景倩，嘉興人，萬曆舉人，有《野獲編》《顧曲雜言》諸書，景倩稱《拜月亭》出《琵琶記》上，其語本何元朗。元朗松江人，家蓄聲伎，長於論曲，諸書中多及之。景倩云：
何元朗謂《拜月亭》勝《琵琶記》，而王弇州力争以爲不然，此是王識見未到處。《琵琶》無論襲舊太多，與《西厢》同病，且其曲無一句可入弦索者。《拜月》則字字穩帖，與彈搊膠粘，蓋南曲全本可上弦索者惟此耳。至於《走雨》《錯認》《拜月》諸折，俱問答往來，不用賓白，固爲高手，即旦兒《髻雲堆》小曲，摹擬閨秀嬌憨情態，活托逼真，《琵琶》《咽糠》、《描真》亦佳，終不及也。向曾與王房仲談此曲，渠亦謂乃翁持論未確。若《西厢》才華富贍，北詞大本，未有能繼之者，然終是肉勝於骨，所以讓《拜月》一頭地。元人以鄭、馬、關、白爲四大家而不及王實甫，有以也。
景倩之論明人作家者，大略如左：
周憲王所作雜劇最夥，其刻本名《誠齋樂府》，至今行世，雖警拔稍遜古人，而調入弦索，穩叶流麗，猶有金元風範。近年則梁伯龍、張伯起俱吴人，所作盛行於世，若以《中原音韻》律之，俱門外漢也。惟沈寧庵吏部後起，獨恪守詞家三尺，可稱度曲申韓，然詞之堪入選者殊鮮。梅雨金《玉合記》，最爲時所尚，然賓白盡用駢語，餖飣太繁，其曲半使故事及成語，正如設色骷髏，粉捏化生，欲博人寵愛難矣。湯義仍《牡丹亭夢》一齣，家傳户誦，幾令《西厢》減價，奈不諳曲譜，用韻多任意處，乃才情自足不朽也。
徐文長、湯義仍之曲，横破格律，度越恒蹊，誠爲不易措論之作品。晉叔、景倩下筆論及，皆有啼笑俱非之感。後此有卓人月者，亦云：作近體難於古體，作詩餘難於近體，作南曲難於詩餘，作北曲難於南曲。總之音調法律之間，愈嚴則愈苦耳。北如馬、白、關、鄭，南如《荆》《劉》《拜》《殺》，無論矣。入我明來，填詞者比比，大才大情之人，則大愆大謬之所集也。湯若士、徐文長兩君子，其不免乎。減一分才情，則減一分愆謬，張伯起、梁伯龍、梅禹金，斯誠第二流之佳者。此言亦自有一得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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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37年修訂本目録此節改題徐渭臧懋循沈德符吕天成，殆將下節吕天成部分併入，修訂稿不存。
[2] 此節，1932年講義作：北曲盛行，始于金元，至明初而南曲復盛，是後二者争爲雄長，而南曲之邁進，迄非北曲所能比擬。至於中葉以後，崑曲完成，而南曲獨擅一時矣。元人雜劇率以四折爲主，南曲演進有至數十折者，此其繁簡不同也。元劇之中，方言俚語，往往迭出，迄于明人，雖一面推爲行家，重其作品，而方言之勢已漸衰，迄不能振，綺語文言，代之而興，甚至賓白全用對偶，此則文質不同者又一也。論者或僅就文體一方，判别時代，而慨然於劇曲之漸漓，此言非也。文學作品，惟戲曲所受時代之影響爲最大，詩文之作，雖不獲見於當時，尚可取信於後世，故作者嘗有以自負，不易爲時代所左右。獨戲曲之與觀衆，其關係至切，無表演即無戲曲，凡不能取悦於觀衆者，其作品即無有流傳，故觀于元、明劇曲之變遷，而元、明兩代觀衆之情狀，略可知矣。
[3] 1933年講義批：寧王權。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理论著作。朱东润著。初稿为作者1931年在武汉大学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讲义。几经修改,1937年曾在武汉付排,因抗战爆发,未能出书。1944年由开明书店第一次出版。1957年12月古籍出版社在开明版的基础上再版,1983年6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据古典文学版再版。书前有自序,书后有后记。正文皆以文言写成。包括绪言在内,共76讲。每一讲的题目相对集中,而且较少引证和注释。就内容而言,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1.以批评家为线索,每讲以一个或几个批评家为中心,较少涉及时代与背景。认为,每个批评家的理论虽然和他的时代的文学潮流有关,但“就宗派而论,伟大的批评家也和伟大的政治家一样,他们的抱负往往是指导宗派而不受宗派指导。”2.中国古代批评家有诗文分论的习惯。认为,诗文各有特点,但更多的是相通,所以,在谈论古代批评家时,一般将他们的诗论和文论合并介绍。3.重视对宋以后的批评家的研究,在本书之前,一般谈中国文学都止于唐代,文学批评多谈到司空图。这实际上是受明代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观点的影响。本书有意纠正这一偏差,而采用远略近详的原则,这是文学批评研究的一大进步。4.虽是“史”之论述,但其中融进了作者许多观点。如对严羽,指出其《沧浪诗话》多处抄袭前人,等等。作为中国现代较早出现的系统的古代文学批评史,本书对现当代古典文论研究的影响颇大,迄今一直被认为是该领域的经典性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