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一 鍾惺 譚元春
繼中郎之後，有竟陵派代興，其説創于鍾惺、譚元春。惺字伯敬，萬曆庚戌進士，官至福建提學僉事，有《隱秀軒集》。元春字友夏，舉天啓丁卯鄉試第一，有《嶽歸堂集》。二人皆竟陵人，有合選《詩歸》五十一卷，凡《古詩》十五卷，《唐詩》三十六卷。《列朝詩集》云：《古今詩歸》盛行於世，承學之士，家置一編，奉之如尼丘之删定。其在當時之盛可知。曾未幾時而底藴畢露，有識之士，譏彈交至，故牧齋又謂其如木客之清吟，如幽獨君之冥語，如夢而入鼠穴，如幻而之鬼國，浸淫三十餘年，俗易風移，滔滔不返。顧炎武《日知録》曰：近世盛行《詩歸》一書，尤爲妄誕。魏文帝《短歌行》長吟永歎，思我聖考，聖考謂其父武帝也，改爲聖老，評之曰：聖老字奇。此皆不考古而肆臆之説，豈非小人而無忌憚者哉？朱彝尊《明詩綜》云：鍾、譚並起，伯敬揚歷仕途，湖海之聲氣猶未廣，藉友夏應和，派乃盛行。《詩歸》既出，紙貴一時，正如摩登伽女之淫咒，聞者皆爲所攝。正聲微茫，蚓竅蠅鳴，鏤肝鉥腎，幾欲走入醋甕，遁入藕絲。充其意不讀一卷書，便可臻于作者，此先文恪斥爲亡國之音也。牧齋、亭林、竹垞諸公，皆有明遺民，目睹竟陵派之流弊，故斥之如此。
伯敬、友夏皆一時才士，惟其急於得名，遂不恤趨於旁蹊曲徑。其從者樂其幽眇深邃也，群起而争誦之，而鍾、譚之名成矣。在公安、竟陵之前，歷下、婁東一派，獨擅大名，後之起者必争相指摘以爲名高，其勢固然，而李于鱗之大言炎炎，亦有以自取。于鱗等論古詩，推崇漢魏，鄙視唐代，友夏則云：
唐人神妙全在五言古，而太白似多冗易，非痛加削除不可，蓋亦才敞筆縱所至。歎漢魏二字，誤却多少快才快筆耳。（評李白《送韓準裴政孔巢父還山》）
鍾伯敬又云：譚語深有所謂，未易爲俗人言。蓋爲友夏之排斥于鱗下一注脚。鍾氏論唐人五言古詩，亦力反于鱗之説而曰：
王、孟之妙在五言，五言之妙在古詩。今人但知其近體耳，每讀唐人五言古妙處，未嘗不恨李于鱗孟浪妄語。（評王維《哭殷遥》）
李于鱗取王昌齡《出塞》一首爲唐七言絶壓卷，鍾伯敬評之云：
詩但求其佳，不必問某首第一也。昔人問《三百篇》何句最佳，及《十九首》何句最佳，蓋亦興到之言。其稱某句佳者，各就其意之所感，非執此以盡全詩也。李于鱗乃以此首爲唐七言絶壓卷，固矣哉！無論其品第當否何如，茫茫一代，絶句不啻萬首，乃必欲求一首作第一，則其胸中亦夢然矣。 [1]
歷下之論氣格，鍾、譚諸人斥之，於摧陷廓清之功，不爲無補。然鍾、譚之所主張者何若，不可不知，今節録二人之《詩歸序》於次：
詩文氣運，不能不代趨而下，而作詩者之意興，慮無不代求其高。高者，取異於途徑耳。夫途徑者，不能不異者也，然其變有窮也：精神者，不能不同者也，然其變無窮也。操其有窮者以求變，而欲以其異與氣運争，吾以爲能爲異而終不能爲高。其究途徑窮而異者與之俱窮，不亦愈勞而愈遠乎？此不求古人真詩之過也。真詩者精神所爲也，察其幽情單緒，孤行靜寄於喧雜之中，而乃以其虚懷定力，獨往冥游於寥廓之外，如訪者之幾於一逢，求者之幸於一獲，入者之欣於一至，不敢謂吾之説，非即向者千變萬化不出古人之説，而特不敢以膚者狹者熟者塞之也。（鍾序）
有教春者曰，公等所爲，創調也，夫變化盡在古矣。其言似可聽，但察其變化，特世所傳《文選》、《詩删》之類，鍾嶸、嚴滄浪之語，瑟瑟然務自雕飾而不暇求于靈迥樸潤。抑其心目中别有夙物，而與其所謂靈迥朴潤者，不能相關相對歟。夫真有性靈之言，常浮出紙上，決不與衆言伍，而自出眼光之人，專其力，壹其思，以達于古人，覺古人亦有炯炯雙眸，從紙上還矚人，想亦非苟然而已。夫人有孤懷，有孤詣，其名必孤行於古今之間，不肯遍滿寥廓，而世有一二賞心之人，獨爲之咨嗟徬皇者，此詩品也。（譚序）
鍾、譚二人指摘世人不求真詩所在，指摘《文選》、《詩删》、仲偉、滄浪，其言非無可采者，然故作大言，亦欺人常態耳。至伯敬之言幽情單緒，友夏之言孤懷孤詣，此則其宗旨所在矣。其論詩如此，其選詩亦如此。伯敬評王季友詩云：余性不以名取人，其看古人亦然，每于古今詩文，喜拈其不著名而最少者，常有一種别趣奇理，不墮作家氣。别趣奇理四字，即爲竟陵派病根所在。評論詩文，必從此處着手，其弊不至鼠穴鬼國不止，牧齋之言，蓋有見也。
竟陵言詩，好稱靈迥朴潤，好稱朴素幽真，其言至偏，即二人之所成就，亦尚不足以與於此。然幽朴自是詩中一境，特爲拈出，亦有可取之處，附録其論於次：
坡公謂陶詩外枯中腴，似未讀儲光羲、王昌齡古詩耳。儲、王古詩極深厚處，方能髣髴陶詩。知此則枯腴二字，俱説不著矣。古人論詩文，曰朴茂，曰清深，曰雄渾，曰積厚流光。不朴不茂，不深不清，不渾不雄，不厚不光，了此可讀陶詩。（鍾評陶詩）
幽生於樸，清出於老，高本於厚，逸原於細，此陶詩也。讀此等作，當自得之。（鍾評陶潛《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
次山諸樂府古詩，有朴素傳幽真意。（鍾評元結詩）
中晚之異于初盛，以其俊耳。劉文房猶從朴入。然盛唐俊處皆朴，中晚人朴處皆俊。文房氣有極厚者，語有極真者，真到極快透處，便不免其厚。（鍾評劉長卿詩）
《四庫總目提要》謂鍾、譚力排選詩惜群之説，於連篇之詩，隨意割裂，古來詩法，於是盡亡。今考《詩歸》，于曹植《贈白馬王彪》詩節録兩章，于左思《詠史》詩僅録二首，他多類此，知《提要》之説不誣也。至其評論諸詩，往往有大謬者。今即杜詩略舉一二。《前出塞》云：我始爲奴僕，幾時樹功勳？此鬱伊無聊之語也。鍾評云：熱中。《新安吏》云：送行勿泣血，僕射如父兄。此强顔相慰之語也。鍾云：讀此語，僕射不得不做好人。《垂老别》云：熟知是死别，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叮嚀反復，此老人語態，傷心入骨之言也。鍾評後二句云：此二語好，合上二句看，反覺氣緩了些，不若單存上二句警策。《課伐木》一序，頗病拙直，杜本不以文稱，無傷也。鍾評云：序奥甚，質甚，古甚，則甚，細甚，使誦者不易上口，正其妙處。諸語皆憒憒不足論。杜詩《覃山人隱居》一首，於律詩爲拗體，語含諷刺，而以高車駟馬帶傾覆，悵望秋天虚翠屏二語，繳出真意，在杜集中，本非上選。鍾云：深心高調，老氣幽情，此七言律真詩也。汩没者誰能辨之？譚云：此老杜真本事，何不即如此作律，乃爲《秋興》、《諸將》之作，徒費氣力，煩識者一番周旋耶？二人之言，如夢中對語，幾令人不知所謂真詩、真本事者，究作何物。蓋一意幽眇，其弊遂至於此。
綜竟陵之論觀之，身謝道衰，不爲無故，然其語亦盡有道著處，如云：
予嘗謂《三百篇》後，四言之法有兩種。韋孟諷諫其氣和，去《三百篇》近，而近有近之離。魏武《短歌》，其調高，去《三百篇》遠，而遠有遠之合。（鍾評韋孟詩）
讀晉、宋以後《子夜》《讀曲》諸歌，想六朝人終日無一事，只將一副精神時日，於情豔二字上體貼料理，參微入妙。其發爲聲詩，去宋、元填詞途徑，甚近甚易。讀者當知其深妙處，有高於唐人一格者。然非唐人一反之，順手做去，則填詞不在宋、元而在唐人矣。此物理世運人事起服頓挫之微，嘗與譚子反復感歎之。（鍾評晉詩）
漢、魏詩至齊、梁而衰，衰在豔，豔至極妙而漢、魏之詩始亡。唐詩至中、晚而衰，衰在澹，澹至極妙而初盛之詩始亡。不衰不亡，不妙不衰也。（鍾評中唐詩）
晚唐詩有極妙而與盛唐人遠者，有不必妙而氣脈神韻與盛唐人近者。不必妙三字甚難到，亦難言，妙不足以擬之矣。（鍾評晚唐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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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33年本講義下云：一代之中必求壓卷之句，此刻舟求劍之論，伯敬譏之是也。又評李頎《題盧五舊居》七律云：李頎本七言律佳手，而近人稱其妙者，推流澌臘月，黜物在人亡，請問其所爲妙者何居？此首好而人反不稱，大要近人選七言律，以假氣格掩真才情。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理论著作。朱东润著。初稿为作者1931年在武汉大学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讲义。几经修改,1937年曾在武汉付排,因抗战爆发,未能出书。1944年由开明书店第一次出版。1957年12月古籍出版社在开明版的基础上再版,1983年6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据古典文学版再版。书前有自序,书后有后记。正文皆以文言写成。包括绪言在内,共76讲。每一讲的题目相对集中,而且较少引证和注释。就内容而言,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1.以批评家为线索,每讲以一个或几个批评家为中心,较少涉及时代与背景。认为,每个批评家的理论虽然和他的时代的文学潮流有关,但“就宗派而论,伟大的批评家也和伟大的政治家一样,他们的抱负往往是指导宗派而不受宗派指导。”2.中国古代批评家有诗文分论的习惯。认为,诗文各有特点,但更多的是相通,所以,在谈论古代批评家时,一般将他们的诗论和文论合并介绍。3.重视对宋以后的批评家的研究,在本书之前,一般谈中国文学都止于唐代,文学批评多谈到司空图。这实际上是受明代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观点的影响。本书有意纠正这一偏差,而采用远略近详的原则,这是文学批评研究的一大进步。4.虽是“史”之论述,但其中融进了作者许多观点。如对严羽,指出其《沧浪诗话》多处抄袭前人,等等。作为中国现代较早出现的系统的古代文学批评史,本书对现当代古典文论研究的影响颇大,迄今一直被认为是该领域的经典性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