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二 錢謙益
謙益字受之，號牧齋，常熟人，萬曆進士，官至禮部侍郎，坐事削籍歸，福王建號南京，召爲禮部尚書，多鐸南下後，牧齋迎降。有《初學集》百卷，刊於明代，《有學集》五十卷，則亡國後之作。至於《列朝詩集》，則仿元遺山之《中州集》而作，牧齋之文學批評論，大部見於此。
牧齋家世與王元美爲夙好，年十六七時，學爲古文，出於其門。及爲舉子，與李長蘅偕，始得知唐、宋大家與李、王迥别，及其所以然之故。四十後與湯義仍遊，義仍告以勿漫視宋景濂，始覃精苦思，刻意學唐宋古文。自後交袁小修，時已在萬曆三十七八年後 [1] 。牧齋《安雅堂集序》，自稱强仕以後，受教于鄉先生長者之流，聞臨川、公安之緒言，詩之源流利病，知之不爲不正。蓋其師友學問淵源如此。
牧齋對於唐人之詩，其著眼處認爲一整個的唐詩，而對於劃分時代，中間截斷者最不滿，坐是對於嚴羽、高棅，攻擊甚力。而於滄浪之悟入説，尤多辯難，前已備述，兹不更贅。
明人言古文者，可分兩派：前後七子好高而騖遠，則稱誦秦漢；遵巖、荆川、震川以下，直及牧齋，好精實而尚條達，則稱誦宋人。牧齋論東坡者前已見， [2] 其論歐、曾者如次：
歐陽子，有宋之韓愈也，其文章崛起五代之後，表章韓子，爲斯文之耳目，其功不下於韓。《五代史記》之文，直欲祧班而禰馬，《唐六臣》《伶人》《宦者》諸傳，淋漓感歎，綽有太史公之風。自弘、正以後，剽賊之學盛行，而知此者或罕矣。（《與杜蒼略書》）
臨川李塗曰：曾子固文學劉向。余每讀子固之文，浩汙演迤，不知其所自來，因塗之言而深思之，乃知西漢文章，劉向自爲一宗。以向封事及《列女傳》觀之，信塗之知言也。（《讀南豐集》）
宋人之詩，牧齋最不喜黄魯直，宋人論詩，牧齋最不喜劉辰翁，見於《注杜詩略例》：
自宋以來，學杜詩者莫不善於黄魯直，評杜詩者莫不善於劉辰翁。魯直之學杜也，不知杜之真脈絡，所謂前輩飛騰、餘波綺麗者，而擬議其横空排奡，奇句硬語，以爲得杜衣缽，此所謂旁門小徑也。辰翁之評杜也，不識杜之大家數，所謂鋪陳終始、排比聲韻者，而點綴其尖新俊冷，單詞隻字，以爲得杜神髓，此所謂一知半解也。
牧齋持論，推崇李西涯以遏空同、于鱗、元美之流，故《書李文正公手書東祀録略卷後》云：西涯之文，有倫有脊，不失臺閣之體。詩則原本少陵、隨州、香山，以迨宋之眉山，元之道園，兼綜而互出之，弘、正之作者，未能或之先也。李空同後起，力排西涯，以劫持當世，而争黄池之長。試取空同之集，汰去其吞剥撏撦、吽牙齟齒者，而空同之面目，猶有存焉者乎？西涯之詩，有少陵，有隨州，有香山，有眉山、道園，要其自爲西涯者完然在也。後牧齋選《列朝詩集》，復取西涯弟子石寶、羅玘等六人之詩，列爲一卷，以上配蘇門之六君子，實則擬非其倫，故王士禛《居易録》云：虞山訾謷李何，則並李、何之友而俱貶之；推戴李賓之，則並賓之門生而俱褒之。其言蓋譏之也。
空同等一派所持以號召者，曰，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牧齋《鄭孔肩文集序》曰：近世之僞爲古文者，其病有三：曰僦，曰剽，曰奴。其語攻擊空同，與湯義仍之簡括諸人文字，逐一標其出處者，用意正同。又《曾房仲詩序》，則謂學詩之法，莫善於古人，莫不善於今人。又稱空同以學杜自命，聾瞽海内，生吞活剥，本不知杜，而曰必如是乃爲杜，此其所以不善也。平心論之，空同之學杜，惟其太似，所以不似，降及于鱗之《擬漢鐃歌》《後十九首》，乃至並其字句而擬之，其不足以折服後人，無足怪矣。
《列朝詩集》對於空同、于鱗，攻擊最甚，且各附詩數首，一一舉其瑕疵，吹毛索瘢，不遺餘力，今節録其語於次：
獻吉以復古自命，曰古詩必漢、魏，必三謝；今體必初、盛唐，必杜；舍是無詩焉。牽率模擬，剽賊於聲、句、字之間，如嬰兒之學語，如童子之洛誦，字則字，句則句，篇則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國家當日中月滿，盛極孽衰，粗材笨伯，乘運而起，雄霸詞盟，流傳訛種，二百年以來，正始淪亡，榛蕪塞路，先輩讀書種子，從此斷絶，豈細故哉？（《李夢陽小傳》）
《易》云：擬議以成其變化，不云擬議以成其臭腐也！易五字而爲《翁離》，易數句而爲《東門行》。《戰城南》盜《思悲翁》之句而云：烏子五，烏母六。《陌上桑》竊孔雀東南飛之句而云：西鄰焦仲卿，蘭芝泣道隅。影響剽賊，文義違反，擬議乎？變化乎？《十九首》繼《國風》而有作，鍾嶸以爲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今也句摭字捃，行數墨尋，興會索然，神明不屬，被斷菑以文繡，刻凡銅爲追蠡，目曰《後十九》，欲上掩平原之十四，不亦愚乎？（《李攀龍小傳》）
牧齋憎惡前後七子太甚，持論往往不得其平，選空同、大復詩，至於没其所長，亦氣量之褊也。又徐禎卿與空同遊後，悔其所作，改趨漢、魏、盛唐，回視少作，文章江左家家玉，煙月揚州樹樹花，真覺傖俗滿面。牧齋反謂其沈酣六朝，散華流豔，煙月文章之句，至今令人口吻猶香。此則所謂舞陽、絳、灌既貴後，稱其屠狗吹簫，以爲佳事者也。
震川之論，牧齋壯歲即已飫聞，故稱誦震川，不無過當，如云：
如熙甫之《李羅村行狀》，《趙汝淵墓誌》，雖韓歐復生，何以過此。以熙甫追配唐、宋八大家，其於介甫、子由，殆有過之，無不及也。士生於斯世，尚能知宋、元大家之文，可以與兩漢同流，不爲俗學所澌滅，熙甫之功，豈不偉哉？（《題歸太僕文集》）
少年應舉，筆放墨飽，一洗俗爛，人驚其頡頏眉山，不知汪洋跌盪，得之莊周者爲多。壯而其學大成，每爲文章，一以古人爲繩尺，蓋柳子厚之論，所謂旁推交通以爲之文者，其他可知也。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太史以著其潔。其暢也，其厲也，其潔也，學者舉不能知，而先生獨深知而自得之，鉤摘搜獼，與古人參會於豪茫杪忽之間。（《震川先生文集序》） [3]
竟陵一派既興，攘公安之席而代之，牧齋作《劉司空詩集序》時，對於鍾、譚已有譙呵，《列朝詩集鍾惺小傳》更加抨擊，如云：
當其創獲之初，亦嘗覃思苦心，尋味古人之微言奥旨，少有一知半見，掠影希光，以求絶出於時俗。久之見日益僻，膽日益粗，舉古人之高文大篇，鋪陳排比者，以爲繁蕪熟爛，胥欲掃而刊之，而惟其僻見之是師。其所謂深幽孤峭，如木客之清吟，如幽獨君之冥語，如夢而入鼠穴，如幻而之鬼國，浸淫三十餘年，風移俗易，滔滔不反。
牧齋對於文學批評之原理，大抵論詩者較多於論文，而其言亦較精。論文者則以論史家著作爲多，其言見於《再答杜蒼略書》 [4] 。至其論詩，語極精悍，大要在於截斷衆流，搜討古人之窟穴。《再與嚴武伯論詩書》云：
今之論詩者，亦知評量格律，講求聲病，搰搰焉以爲能事，由古人觀之，所謂口耳之間兼寸耳。人以兩輪卷葉爲耳，亦知有大人之耳，張兩耳以爲市，人以時會其上乎？人以一尺口齒爲面，亦知有無首之民，乳爲目，臍爲口，操干戚而舞乎？今之論詩，循聲響尺尺而寸寸者，兩輪之耳，一尺之面也。古人之詩，海涵地負，條風凱風，出納于寸管之中，大人之耳市，刑天之臍口也。今人窮老于詩，歐絲泣珠，沾沾焉以爲有得而自喜，知盡能索，終不出兩輪尺面之間，不已遼乎？
耳市臍口，語頗詼詭，然詩之爲物，當然不僅在格律聲病，尺尺寸寸之中，牧齋不誤也。更進而求詩之所在，牧齋則曰：
今之譚詩者，必曰：某杜某李，某沈某宋，某元白。其甚者則曰：兼諸人而有之。此非知詩者也。詩者志之所之也，陶冶性靈，流連景物，各言其所欲言者而已。如人之有眉目焉，或清而揚，或深而秀，分寸之間而標緻各異，豈可以比而同之也哉？沈不必似宋也，元不必似白也，有沈、宋又有陳杜也，有李、杜又有高、岑，有王、孟也，有元、白又有劉、韓也，各不相似，各不相兼也。（《范璽卿詩集序》）
此言僅謂各家言其所欲言，而於詩本之説尚未明，至其《周元亮賴古堂合刻序》，始暢言之：
古之爲詩者有本焉。《國風》之好色，《小雅》之怨誹，《離騷》之疾痛叫呼，結轖于君臣夫婦朋友之間，而發作於身世逼側、時命連蹇之會，夢而噩，病而吟，舂歌而溺笑，皆是物也，故曰有本。唐之李、杜，光焰萬丈，人皆知之，放而爲昌黎，達而爲樂天，麗而爲義山，譎而爲長吉，窮而爲昭諫，詭詼兀傲而爲盧仝、劉叉，莫不有物焉，魁壘耿介，槎枒於肺腑，擊撞於胸臆，故其言之也不慚，而其流傳也至於歷劫而不朽。今之爲詩，本之則無，徒以詞章聲病，比量於尺幅之間，如春花之爛發，如秋水之時至，風怒霜殺，索然不見其所有，而舉世咸以此相誇相命，豈不末哉？
牧齋之説，得之震川之門人，得之于湯義仍，得之于袁小修，而融會貫通，大振力出，則又有其自己之見解在，大率以攻擊前後七子之論爲骨幹，以詩外有詩之説爲精神。明人持論，龐雜紛紜，至牧齋而得一結束，如水赴壑，不可忽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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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33年講義自批：此言誤，牧齋與小修交在萬曆三十七年（見《游居柿録》二五五），中郎下世在三十八年（見同書四一〇）。
[2] 1932年講義下云：稱其文字有得於《華嚴經》，事理法界，開遮湧現，無門庭，無牆壁，無差擇，無擬議，世諦文字固已蕩無纖塵，又何自而窺其淺深，議其工拙。語極透闢。
[3] 1932年講義下云：牧齋早歲服膺元美，前已論及，迨中歲以後，議論一變。《答唐汝諤論文書》，謂弇州之詩，無體不具，求其名章秀句，可諷可傳者，一卷之中，不得一二，其於文卑靡冗雜，無一篇不偭背古人規矩。其規摹左史，不出字句，而字句之譌謬者，累累盈帙。此言貶斥元美甚矣。又牧齋創爲元美晚年定論之説，見《列朝詩集》王世貞小傳，及《答唐汝諤論文書》《安雅堂集序》等，直使李、王一派，無反喙之餘地，其言具見匠心。
[4] 1932年講義此下録《再答杜蒼略書》：讀班、馬之書，辨論其同异，同當知其大段落大關鍵來龍何處，結局何處，手中有手，眼中有眼，一字一句，龍脉歷然。又當知太史公所以上下五千年，縱横獨絶者在何處，班孟堅所以整齊《史記》之文，而瞠乎其後不可幾及者，又在何處。《尚書》《左氏》《國策》，太史公之粉本，捨此而求之，見太史公之面目焉。此真《史記》也。天漢以前之史，孟堅之粉本也，後此而求之，見孟堅之面目焉，此真《漢書》也。由二史而求之，千古之史法在焉，千古之文法在焉。
[5] 1932年講義後云：要之明代人論詩文，往往有一真字之憧憬，往來于胸中，故空同自序謂真詩在民間，因自慊其詩之非真，中郎亦自謂當代無文字，閭里有真詩。乃至鍾伯敬序《詩歸》，謂當求古人真詩所在，語亦不謬。牧齋之言，夢噩病吟，舂歌溺笑，與空同之説合。自此詩文貴真之一點論之，非獨牧齋不誤，空同、中郎、伯敬皆不誤也。自其相同者而言之，此種求真之精神，實彌漫於明代之文壇。空同求真而不得，則贋爲古體以求之；中郎求真而不得，則貌爲俚俗以求之；伯敬求真而不得，則探幽歷險以求之。其求之之道不必正，而所求之道無可議也。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理论著作。朱东润著。初稿为作者1931年在武汉大学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讲义。几经修改,1937年曾在武汉付排,因抗战爆发,未能出书。1944年由开明书店第一次出版。1957年12月古籍出版社在开明版的基础上再版,1983年6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据古典文学版再版。书前有自序,书后有后记。正文皆以文言写成。包括绪言在内,共76讲。每一讲的题目相对集中,而且较少引证和注释。就内容而言,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1.以批评家为线索,每讲以一个或几个批评家为中心,较少涉及时代与背景。认为,每个批评家的理论虽然和他的时代的文学潮流有关,但“就宗派而论,伟大的批评家也和伟大的政治家一样,他们的抱负往往是指导宗派而不受宗派指导。”2.中国古代批评家有诗文分论的习惯。认为,诗文各有特点,但更多的是相通,所以,在谈论古代批评家时,一般将他们的诗论和文论合并介绍。3.重视对宋以后的批评家的研究,在本书之前,一般谈中国文学都止于唐代,文学批评多谈到司空图。这实际上是受明代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观点的影响。本书有意纠正这一偏差,而采用远略近详的原则,这是文学批评研究的一大进步。4.虽是“史”之论述,但其中融进了作者许多观点。如对严羽,指出其《沧浪诗话》多处抄袭前人,等等。作为中国现代较早出现的系统的古代文学批评史,本书对现当代古典文论研究的影响颇大,迄今一直被认为是该领域的经典性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