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一　葉燮

葉燮字星期，號已畦，嘉善人，康熙進士，官寶應知縣，被劾歸，居吴縣之横山，學者稱爲横山先生，有《原詩》，《已畦詩文集》。《原詩》有《内篇》《外篇》，其説以不蹈襲前人，能自立言爲主，深源於正變盛衰之所以然，清人之言詩者，未之能先也。同時吴郡汪琬字苕文，號堯峰，與横山之論最不合，横山取汪文十篇彈詰之，號爲《汪文摘謬》，其議論略見於此。

堯峰《唐詩正序》，述《詩序》之言，謂《風》《雅》有正變，而指正變以其時非以其人。《摘謬》曰：

昔夫子删《詩》，未聞有正變之分，自漢儒紛紜之説起，而《詩》始分正變，宋儒往往有非其説者。《三百篇》之後，群然推爲五言之祖而奉以爲正者，必曰漢之建安，彼其時何時也？權奸竊國，賊弑帝后，而詩家稱曹氏父子爲詩典型，其時正耶變耶，其詩正耶變耶？有唐三百年，詩有初、盛、中、晚之分，論者皆以初、盛爲詩之正，中、晚爲詩之變，所謂以時云云也。然就初而論，在貞觀則時之正而詩不能反陳、隋之孌，永徽以後，武氏篡唐，爲開闢以來未有之奇變，其時作者如沈、宋、陳、杜諸人之詩，爲正耶？爲變耶？盛唐則開元之時正矣，而天寶之時爲極變，其時李、杜、王、孟、高、岑諸人，生於開寶之間，其詩將前半爲正，後半爲變耶？

舊説以正爲尚，以變爲不得已，横山破之，以爲正變無系乎盛衰，而謂詩之爲道，相續相禪，其學無窮，其理日出，此其立説之大綱也。故嘗推論正變而駁李于鱗之説云：

歷考漢魏以來之詩，循其源流升降，不得謂正爲源而長盛，變爲流而始衰，惟正有漸衰，故變能啓盛。如建安之詩，正矣盛矣，相沿久而流于衰，後之人力大者大變，力小者小變，六朝諸詩人間能小變而不能獨開生面，唐初沿其卑靡浮豔，句櫛字比，非古非律，詩之極衰也，迨開寶諸詩人始一大變。彼陋者亦曰：此詩之至正也。不知實正之積弊而衰也。盛唐諸詩人惟能不爲建安之古詩，吾乃謂唐有古詩。若必摹漢魏之聲調字句，此漢魏有詩而唐無古詩矣。且彼所謂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正惟子昂能自爲古詩，所以爲子昂之詩耳。然吾猶謂子昂古詩尚蹈襲漢魏蹊徑，竟有全似阮籍《詠懷》之作者，失自家體段，猶訾子昂不能以其古詩爲古詩，乃翻勿取其自爲古詩，不亦異乎？

于鱗謂唐無古詩， [1] 横山謂惟其不爲建安而唐始有古詩，真痛快切至之論。横山又云：不讀《明良》《擊壤》之歌，不知《三百篇》之工也；不讀《三百篇》，不知漢魏詩之工也；不讀漢魏詩，不知六朝之工也；不讀六朝詩，不知唐詩之工也；不讀唐詩，不知宋與元詩之工也。此言謂不學古人，乃正所以深學古人，其意在此。《原詩内篇》又稱詩可學而能，然而多讀古人之詩以求工於詩則不能；詩之可學而能者，盡天下之人，皆能讀古人之詩而能詩，今天下之稱詩者是也，而求詩之工而可傳者，則不在是。何則？大凡天姿人力，次序先後，雖有生學困知之不同，而欲其詩之工而可傳，則非就詩以求詩者也。此言與虞山詩外有詩之説亦合。

堯峰《吴公紳芙江唱和詩序》云：凡物細大莫不有法，而況詩乎？善學詩者，必先以法爲主。此自古之恒言也，《摘謬》力糾其失，《原詩内篇》又云：

稱詩者不能言法所以然之故，而嘵嘵曰法，吾不知其離一切以爲法，將有所緣以爲法乎？離一切以爲法，則法不能憑虚而立；有所緣以爲法，則法仍托他物以見矣，吾不知統提法者之於何屬也！彼曰：凡事凡物皆有法，何獨於詩而不然？是也，然法有死法，有活法。若曰活法，法既活而不可執矣，又焉得泥於法？而所謂詩之法，得無平平仄仄之粘乎？村塾曾讀《千家詩》者亦不屑言之！若更有進，必將曰：律詩必首句如何起，三四如何承，五六如何接，末句如何結，古詩要照應，要起伏，析之爲句法，總之爲章法。此三家村詞伯相傳久矣，不可謂稱詩者獨得之秘也！

横山之論，重在流變，故首言《三百篇》一變而爲蘇、李，再變而爲建安、黄初。又云：《十九首》止自言其情，建安、黄初之詩，乃有獻酬、紀行、頌德諸體，遂開後世種種應酬等類，則因而實爲創，此變之始也。其于唐代之詩，則認定少陵、退之之詩爲兩大變，其言見於《原詩》者如次：

杜甫之詩，包源流，綜正變，自甫以前，如漢魏之渾樸古雅，六朝之藻麗穠纖，澹遠韶秀，甫詩無一不備，然出於甫皆甫之詩，無一字句爲前人之詩也。自甫以後，在唐如韓愈、李賀之奇奡、劉禹錫、杜牧之雄傑，劉長卿之流利，温庭筠、李商隱之輕豔，以至宋、金、元、明之詩家稱巨擘者，無慮數十百人，各自炫奇翻異，而甫無一不爲之開先，此其巧無不到，力無不舉，長盛於千古，不能衰，不可衰者也。今之人固群然宗杜矣，亦知杜之爲杜，乃合漢魏六朝並後代千百年之詩人而陶鑄之者乎？

唐詩爲八代以來一大變，韓愈爲唐詩之一大變，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突爲鼻祖，宋之蘇、梅、歐、蘇、王、黄，皆愈爲之發其端。而俗儒且謂愈詩大變漢魏，大變盛唐，格格而不許，何異居蚯蚓之穴，習聞其長鳴，聽洪鐘之響而怪之，竊竊然議之也！且愈豈不能擁其鼻，肖其吻，而效俗儒爲建安、開寶之詩乎哉？

滄浪論詩，斷自大曆，謂漢魏、盛唐爲第一義，大曆以還，則小乘禪也，已落第二義矣。以禪喻詩，後人屢糾其失，然大曆、貞元、元和之詩，自與開元、天寶劃然兩截，横山盛稱中唐，雖毁譽别執一詞而斷限所在，與滄浪之説合。《已畦集百家唐詩序》亦言此，歷數作者，上及劉長卿、錢起，知其意兼大曆也：

吾嘗上下百代，至唐貞元、元和之間，竊以爲古今文運詩運，至此時爲一大關鍵也。是何也？三代以來，文運如百谷之川流，異趣争鳴，莫不紀極；迨貞元、元和之間，有韓愈氏出，一人獨力而起八代之衰，自是而文之格之法之體之用，分條共貫，無不以是爲前後之關鍵矣。三代以來，詩運如登高之日上，莫可復逾，迨至貞元、元和之間，有韓愈、柳宗元、劉長卿、錢起、白居易、元稹輩出，群才競起而變八代之盛，自是而詩之調之格之聲之情，鑿險出奇；無不以是爲前後之關鍵矣。

持論之士，稱唐説宋，往往不免於固陋，於是論者欲合唐宋而一之。又往往適成其爲鄉愿。何則？彼固未知唐之必變而爲宋，理可以兩是而不可混一也。横山論詩，獨明流變之説，于唐之變論既如彼，其論宋則推重東坡而曰：

宋人之心手日益以啓，縱横鈎致，發揮無餘藴，非故好爲穿鑿也，譬諸石中有寶，不穿之鑿之，則寶不出，且未穿未鑿以前，人人皆作模棱皮相之語，何如穿之鑿之之實有得也。如蘇軾之詩，其境界皆開闢古今之所未有，天地萬物，嬉笑怒駡，無不鼓舞於筆端，而適如其意之所欲出，此韓愈後之一大變也，而盛極矣！

横山之論，不言法而言理、事、情三者，自謂開闢以來，天地之大，古今之變，萬彙之賾，日星河嶽，賦物象形，兵刑禮樂，飲食男女，于以發爲文章，形爲詩賦，其道萬千，余得以三語蔽之：曰理，曰事，曰情，不出乎此而已。詩人之言主於情性，此言是也。若一切以事與理繩之，無以盡含蓄無垠，思致微渺之境，横山設爲此難而解之曰：

子之言誠是也，子所以稱詩者，深有得乎詩之旨者也，然子但知可言可執之理之爲理，而抑知名言所絶之理之爲至理乎？子但知有是事之爲事，而抑知無是事之爲凡事之所出乎？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安在詩人能言之？可徵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詩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會意象之表，而理與事無不燦然於前者也。

《原詩》又歷舉杜甫《玄元皇帝廟》碧瓦初寒外，《宿左省》月傍九霄多，《夔州雨濕不得上岸》晨鐘雲外濕，及《摩訶池泛舟》高城秋自落諸句，以證其説，而繼之曰：要之作詩者實寫理、事、情，可以言言，可以解解，即爲俗儒之作。惟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見之事，不可徑達之情，則幽渺以爲理，想象以爲事，惝恍以爲情，方爲理至、事至、情至之語。其言甚辯。

理、事、情之外，又有一爲之條貫者，横山名之曰氣，曰：得是三者而氣鼓行於其間，絪緼磅礴，隨其自然，所至即爲法，此即天地之至文也。數者之外，横山又舉才、膽、識、力四者，以爲所以窮盡此心之神明，凡形形色色，音聲狀貌，無不待於此而爲之發宣昭著，語不贅。

流變之説既明，故言復古而不知變古者，爲横山所痛斥，學晚唐、學宋、學元者，爲所不齒。至其痛論清初之詩人者，亦見於《原詩》，其論極刻，如云：

大抵近時詩人，其過有二。其一奉老生之常談，襲古來所云忠厚和平，渾樸典雅，陳陳皮膚之語，以爲正始在是，元音復振，動以道性情托比興爲言，其詩也非庸則腐，非腐則俚，其人且復鼻孔撩天，摇唇振履，面目與心胸，殆無處可以位置，此真虎豹之鞟耳。其一好爲大言，遺棄一切，掇采字句，抄集韻脚，睹其成篇，句句可畫，諷其一句，字字可斷，其怪戾則自以爲李賀，其濃抹則自以爲李商隱，其澀險則自以爲皮陸，其拗拙則自以爲韓、孟，土苴建安，弁髦初盛，後生小子，詫爲新奇，競趨而效之。所云牛鬼蛇神，夔蚿罔兩，揆之風雅之義，風者真不可以風，雅者則已喪其雅。尚可言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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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33年講義下有爲世訾薄久矣一句。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理论著作。朱东润著。初稿为作者1931年在武汉大学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讲义。几经修改,1937年曾在武汉付排,因抗战爆发,未能出书。1944年由开明书店第一次出版。1957年12月古籍出版社在开明版的基础上再版,1983年6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据古典文学版再版。书前有自序,书后有后记。正文皆以文言写成。包括绪言在内,共76讲。每一讲的题目相对集中,而且较少引证和注释。就内容而言,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1.以批评家为线索,每讲以一个或几个批评家为中心,较少涉及时代与背景。认为,每个批评家的理论虽然和他的时代的文学潮流有关,但“就宗派而论,伟大的批评家也和伟大的政治家一样,他们的抱负往往是指导宗派而不受宗派指导。”2.中国古代批评家有诗文分论的习惯。认为,诗文各有特点,但更多的是相通,所以,在谈论古代批评家时,一般将他们的诗论和文论合并介绍。3.重视对宋以后的批评家的研究,在本书之前,一般谈中国文学都止于唐代,文学批评多谈到司空图。这实际上是受明代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观点的影响。本书有意纠正这一偏差,而采用远略近详的原则,这是文学批评研究的一大进步。4.虽是“史”之论述,但其中融进了作者许多观点。如对严羽,指出其《沧浪诗话》多处抄袭前人,等等。作为中国现代较早出现的系统的古代文学批评史,本书对现当代古典文论研究的影响颇大,迄今一直被认为是该领域的经典性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