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四 李漁
聖歎評《西厢》，全是文人見地，于戲曲之甘苦，未能深知。至李漁則以戲曲家而論戲曲，其中甘苦，言之娓娓，此則吾國文學批評中僅有之人才也。漁字笠翁，錢塘人，康熙時流寓江寧，著《一家言》，有《風筝誤》等傳奇十種。其論戲曲之作，見《閑情偶寄》，笠翁頗以自負，與朋輩書札中往往及之。
笠翁與聖歎同時，然於聖歎之論，即已不勝其傾倒，如云：施耐庵之《水滸》，王實甫之《西厢》，世人盡作戲文小説看，金聖歎特標其名曰五才子書、六才子書者，其意何居？蓋憤天下之小視其道，不知爲古今來絶大文章，故作此等驚人語以標其目，噫，知言哉！至其對於聖歎之評《西厢》，其論如次：
聖歎之評《西厢》，可謂晰毛辨發，窮幽極微，無復有遺議於其間矣。然以予論之，聖歎所評，乃文人把玩之《西厢》，非優人搬弄之《西厢》也。文字之三昧，聖歎已得之，優人搬弄之三昧，聖歎猶有待焉。如其至今不死，自撰新詞幾部，由淺及深，自生而熟，則又當自火其書而别出一番詮解。甚矣，此道之難言也！
聖歎之評《西厢》，其長在密，其短在拘，拘即密之已甚者也。無一字一句不逆溯其源，而求命意之所在，是則密矣，然亦知作者于此，有出於有心，有不必盡出於有心者乎？心之所至，筆亦至焉，是人之所能爲也，若夫筆之所至，心亦至焉，則人不能盡主之矣。且有心不欲然而筆使之然，若有鬼物主持其間者，此等文字，尚可謂之有意乎哉？
笠翁于古劇亦推《元人百種》，然會心獨在元人語意顯淺，丰神摇曳處，對於明人則推湯若士，于明末作者則推吴炳。炳字石渠，號粲花主人，有《療妒羹》《西園》《畫中人》《緑牡丹》《情郵》五劇。笠翁評之云：
《粲花五種》，才鋒筆藻，可繼《還魂》，其稍遜一籌者，則在氣與力之間耳。《還魂》氣長，《粲花》稍促，《還魂》力足，《粲花》略虧。雖然，湯若士之《四夢》，求其氣長力足者，惟《還魂》一種，其餘三劇，則與《粲花》比肩。使粲花主人及今猶在，奮其全力，另製一種新詞，則詞壇赤幟，豈僅爲若士一人所攫哉！
自明以來，論曲者多從散曲立論，即言戲曲，大都摘字擷句，於全局未能遽及。《閑情偶寄》論詞曲，共分結構、辭采、音律、賓白、科諢、格局六目，其言結構、辭采、賓白三段，尤多前人所未發，略述於次。
結構一目，共分戒諷刺、立主腦、脱窠臼、密針線、減頭緒、戒荒唐、審虚實七款。笠翁首云：
填詞首重音律而予獨先結構。作傳奇者不必卒急抽毫，袖手於前，始能疾書於後，有奇事方有奇文，未有命題不佳而能出其錦心、揚爲繡口者也。嘗讀時髦所撰，惜其慘淡經營，用心良苦，而不得被管弦、付優孟者，非審音協律之難，而結構全部規模之未善也。
主腦爲一部戲曲中心，當作者下筆時，心目中僅僅有此一人，有此一事，其餘一切悲歡離合，皆由此人此事而起。一部《琵琶記》止爲蔡伯喈一人，而蔡伯喈一人又止爲重婚牛府一事，笠翁於此，言之至詳，力戒斷線之珠，無梁之屋。至於蹈襲窠臼，尤爲戲曲家所必戒。其密針線一款則云：凡是劇中有名之人，關涉之事，與前此後此所説之話，節節俱要想到，寧使想到而不用，勿使有用而忽之。又云：
吾觀今日之傳奇，事事皆遜元人，獨於埋伏照應處，勝彼一籌，非今人之太工，以元人之所長不在此也。若以針線論，元曲之最疏者，莫過於《琵琶》，無論大關節目，背謬甚多，如子中狀元三載，而家人不知；身贅相府，享盡榮華，不能自遣一僕，而附家報於路人；趙五娘千里尋夫，隻身無伴，未審果能全節與否，其誰證之。諸如此類，皆背理妨倫之甚者。
詞采一目，共分貴顯淺、重機趣、戒浮泛、忌填塞四款。笠翁所重，尤在顯淺一款。元曲之顯淺，本爲特色，入明以後，自《香囊記》出，以藻采爲之，於是另開文字家一派，《玉合》《玉玦》諸作，益工修辭，馴致科白對話，捶句皆雙，而文蔽之風又極。王驥德《曲律》云：過施文采，以供案頭之積，亦非計也。此言可見。笠翁之説，則以顯淺救之，如其評《還魂記驚夢》一折云：
《驚夢》首句云：嫋晴絲吹來閑庭院，摇漾春如線。以遊絲一縷，逗起情絲，發端一語，即費如許深心，可謂慘淡經營矣。然聽歌《牡丹亭》者，百人之中，有一二人解出此意否？若謂製曲初心，並不在此，不過因所見以起興，則瞥見遊絲，不妨直説，何必曲而又曲，由晴絲而説及春，由春與晴絲而悟其如線也。若云作此原有深心，則恐索解人不易得矣。索解人既不易得，又何必奏之歌筵、俾雅人俗子，同聞而共見乎？其餘停半晌，整花鈿，没揣菱花偷人半面，及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遍春山啼紅了杜鵑等語，字字皆費經營，字字皆欠明爽。此等妙語，止可作文字觀，不得作傳奇觀。至於末幅似蟲兒般蠢動把風情煽，與恨不得肉兒般團成片，也逗得個日下胭脂雨上鮮。《尋夢曲》云：明放著白日青天，猛教人抓不到夢魂前，是這答兒壓黄金釧匾。此等曲則去元人不遠矣。
臧晉叔《元曲選序》謂元曲賓白則演劇時伶人自爲之，故多鄙俚蹈襲之語。以《元刊戲曲三十種》考之，盡多有曲無白者，則晉叔之説，不爲無因。笠翁論曲，特于賓白致力，此爲其見解突出古人處，如云：
嘗謂曲之有白，就文字論之，則猶經文之於傳注；就物理論之，則猶棟樑之於榱桷；就人身論之，則如肢體之於血脈，非但不可相無，且覺稍有不稱，即因此賤彼，竟作無用觀者。故知賓白一道，當與曲文等視，有最得意之曲文，即當有最得意之賓白，但使筆酣墨飽，其勢自能相生，常有因得一句好白而引起無限曲情，又有因填一首好詞而生出無窮化境者，此系作文恒情，不得幽渺其説而作化境觀也。
賓白一目，共分聲務鏗鏘、語求肖似、詞别繁減、字分南北、文貴精潔、意取尖新、少用方言、時防漏孔八款。賓白之繁，笠翁自承作俑之咎，認爲千古文章，總無定格，有創始之人，即有守成不變之人，有守成不變之人，即有大仍其意，小變其形，自成一家，而不顧天下非笑之人。且云：笠翁手則握筆，心却登場，全以身代梨園，復以神魂四繞，考其關目，試其聲音，好則直書，否則擱筆。其見地固自不同也。
雜劇之作，前後四折，登場之後，轉眼易盡，及至崑劇，又沿南戲之遺，往往長至四十餘折，昏時登場，達旦始竟，使聽者欠伸魚睨，不能終席而去，此自爲劇本之病。笠翁爲之計云：
與其長而不終，無寧短而有尾，故作傳奇付優人，必先示以可長可短之法，取其情節可省之數折，另作暗號記之，遇清閑無事之人，則增入全演，否則拔而去之。此法是人皆知，在梨園亦樂於爲此。
此等計較，具見作者苦心。笠翁又云：全本太長，零齣太短，酌乎二者之間，當仿《元人百種》之意而稍稍擴充之，另編十折一本，或十二折一本之新劇，以備應付忙人之用。其説尤爲得當，惜笠翁未能完成此業也。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理论著作。朱东润著。初稿为作者1931年在武汉大学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讲义。几经修改,1937年曾在武汉付排,因抗战爆发,未能出书。1944年由开明书店第一次出版。1957年12月古籍出版社在开明版的基础上再版,1983年6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据古典文学版再版。书前有自序,书后有后记。正文皆以文言写成。包括绪言在内,共76讲。每一讲的题目相对集中,而且较少引证和注释。就内容而言,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1.以批评家为线索,每讲以一个或几个批评家为中心,较少涉及时代与背景。认为,每个批评家的理论虽然和他的时代的文学潮流有关,但“就宗派而论,伟大的批评家也和伟大的政治家一样,他们的抱负往往是指导宗派而不受宗派指导。”2.中国古代批评家有诗文分论的习惯。认为,诗文各有特点,但更多的是相通,所以,在谈论古代批评家时,一般将他们的诗论和文论合并介绍。3.重视对宋以后的批评家的研究,在本书之前,一般谈中国文学都止于唐代,文学批评多谈到司空图。这实际上是受明代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观点的影响。本书有意纠正这一偏差,而采用远略近详的原则,这是文学批评研究的一大进步。4.虽是“史”之论述,但其中融进了作者许多观点。如对严羽,指出其《沧浪诗话》多处抄袭前人,等等。作为中国现代较早出现的系统的古代文学批评史,本书对现当代古典文论研究的影响颇大,迄今一直被认为是该领域的经典性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