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一 章學誠
章學誠字實齋，會稽人，乾隆進士，官國子監典籍，邃于史學，以纂修方志爲時所重，有《文史通義》《校讎通義》《實齋文鈔》。 [1]
劉子玄論史家，謂才、學、識三者缺一不可，實齋指爲此猶文士之識，非史識也，未足以盡其理。《史德》篇云：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又謂：欲爲良史者，當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稱著述者之心術矣。其言較之子玄，更進一步。子玄又論古史六家，而《春秋》《尚書》各居其一，實齋則謂六經皆史。《易教》篇云：六經皆史也，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其言亦從高處立論。《書教》篇又論古今載籍云：
《易》曰：筮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間嘗竊取其意，以概古今之載籍，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擬神也。藏往欲其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爲方；知來欲其抉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爲圓。《周官》三百六十，天人官曲之故，可謂無不備矣，然諸史皆掌記注，而未嘗有撰述之官，則傳世行遠之業，不可拘于職司，必待其人而後行。非聖哲神明，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極致，不足以與此。此《尚書》之所以無定法也。
《詩教》篇謂三代文質出於一，典章存於官守，情志和於聲詩：典章散而諸子以術鳴，故專門治術，皆爲官禮之變也。情志蕩而處士以横議，故百家馳説，皆爲聲詩之變也。實齋謂後世之文，其體皆備于戰國，而解之云：
子史衰而文集之體盛，著作衰而辭章之學興。文集者，辭章不專家而萃聚文墨，以爲蛇龍之菹也，後賢承而不廢者，江河導而其勢不容府遏也。經學不專家而文集有經義，史學不專家而文集有傳記，立言不專家而文集有論辨。後世之文集，捨經義與傳記、論辨之三體，其餘莫非辭章之屬也，而辭章實備于戰國，承其流而代變其體制焉。
其言又云：
學者惟拘聲韻之爲詩，而不知言情達志、敷陳諷諭、抑揚涵泳之文，皆本於詩教。是以後世文集繁，而紛紜承用之文，相與沿其體，而莫由知其統要也。至於聲韻之文，古人不盡通於詩，而後世承用詩賦之屬，亦不盡出六義之教也，其故亦備於戰國。是故明於戰國升降之體勢，而後禮樂之分可以明，六藝之教可以别，七略九流諸子百家之言可以導源而濬流，兩漢、六朝、唐、宋、元、明之文可以畦分而塍别，官曲術業，聲詩辭説，口耳竹帛之遷變，可坐而定矣。
《文史通義原道》篇，推原文章與道相通之説，其言有别開蹊徑者，如云：
《易》曰：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知來陽也，藏往陰也，一陰一陽，道也。文章之用，或以述事，或以明理。事溯已往，陰也；理闡方來，陽也。其至焉者，則述事而理以昭焉，言理而事以範焉，則主適不偏，而文乃衷於道矣。遷、固之史，董、韓之文，庶幾哉有所不得已於言者乎。不知其故而但溺文辭，其人不足道已，即爲高論者，以謂文貴明道，何取聲情色采以爲愉悦，亦非知道之言也。
《文德》篇備言劉勰本陸機之説，昌論文心；蘇轍本韓愈之説，昌論文氣，可謂愈推而愈精。然而未有論文德者，因謂凡爲古文詞者，必敬以恕。臨文必敬，非修德之謂也；論古必恕，非寬容之謂也。敬非修德之謂者，氣攝而不縱，縱必不能中節也。恕非寬容之謂者，能爲古人設身而處地也。嗟乎！知德者鮮，知臨文之不可無敬恕，則知文德矣。《質性》篇則更進而言文性，人生毗陰毗陽，勢不能無所偏，因勢而利導之，各有以盡其理。實齋云：
夫情本於性也，才率於氣也，累於陰陽之間者，不能無盈虚消息之機，才情不離乎血氣，無學以持之，不能不受陰陽之移也。陶舞愠戚，一身之内，環轉無端而不自知，苟盡其理，雖夫子憤樂相尋，不過是也。其下焉者，各有所至，亦各有所通，大約樂至沉酣而惜光景，必轉生悲；而憂患既深，知其無可如何，則反爲曠達。屈原憂極，故有輕舉遠遊、餐霞飲瀣之賦；莊周樂至，故有後人不見天地之純、古人大體之悲。此亦倚伏之至理也。
實齋之論，好言文理，《辨似》篇言文固所以載理，文不備則理不明，因謂經傳聖賢之言，未嘗不以文爲貴，而譏伊川工文則害道之語爲陋儒不學，然于歸、方一派，師師相傳之古文真秘，則目笑存之。《文理》篇譏歸、方評點《史記》云：
惟歸、唐之集，其論説文字，皆以《史記》爲宗，而其所以得力於《史記》者，乃頗怪其不類。蓋《史記》體本蒼質，而司馬才大，故運之以輕靈。今歸、唐之所謂疏宕頓挫，其中無物，遂不免於浮滑，而開後人以描摩淺陋之習。故疑歸、唐諸子得力於《史記》者，特其皮毛，而于古人深際，未之有見。今觀諸君所傳五色訂本，然後知歸氏之所以不能至古人者，正坐此也。
劉知幾《史通》云：夫三傳之説，既不習于《尚書》，兩漢之詞，又多違于《戰策》，足以驗氓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而後來作者，通無遠識，記其當時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復追效昔人，示其稽古，今古以之不純，真僞由其相亂。此言實爲確論。實齋因有古文公式之篇，論文章可用古法，而公式必遵時制，以爲不可以秦漢之衣冠，繪後人之圖像。因論蘇軾《表忠觀碑》，篇首臣抃言三字，篇末制曰可三字，非宋時奏議上陳，制旨下達之體，而蘇氏揣摩秦人丞相臣斯昧死言，及制曰可等語太熟，不免如知幾之所譏，貌同而心異也。
實齋之學出於朱筠，筠之兄珪，嘗論古文十弊，語見隨園《覆家實堂書》。實齋亦有《古文十弊》之論，曰：剜肉爲瘡，八面求圓，削趾適屨，私署頭銜，不達時勢，同里銘旌，畫蛇添足，優伶演劇，井底天文，誤學邯鄲。其語有極深明文章窾要者，雜録如次：
文人固能文矣，文人所書之人，不必盡能文也。叙事之文，作者之言也，爲文爲質，惟其所欲，期如其事而已矣。記言之文，則非作者之言也，爲文爲質，期於適如其人之言，非作者所能自主也。
古人文成法立，未嘗有定格也，傳人適如其人，述事適如其事，無定之中有一定焉。知其意者，旦暮遇之，不知其意，襲其形貌，神勿肖也。
時文可以評選，古文經世之業，不可以評選也。前人業評選之，則亦就文論文可耳。但評選之人，多非深知古文之人。夫古人之書，今不盡傳，其文見於史傳，評選之家多從史傳採録，而史傳之例，往往删節原文，以就隱括，故於文體所具，不盡全也。評選之家不察其故，誤謂原文如是，又從而爲之辭焉：於引端不具而截中徑起者，詡謂發軔之離奇；于刊削餘文而遽入正傳者，詫爲篇終之嶄峭。於是好奇而寡識者，轉相歎賞，刻意追摹，殆如左氏所云非子之求而蒲之覓矣。
隨園論詩，偏於風趣，《詩話》一編，遍録女弟子之作，遂使江南閨闥，競趨聲勢。 [2] 實齋攻之，一見於《丁巳劄記》，再見於《婦學》篇、《婦學篇書後》、《詩話》、《書坊刻詩話後》、《論文辨僞》諸篇。《婦學》篇云：夫才須學也，學貴識也。才而不學，是爲小慧；小慧無識，是爲不才。不才小慧之人，無所不至，以纖佻輕薄爲風雅，以造飾標榜爲聲名，炫耀後生，猖披士女，人心風俗，流弊不可勝言矣。又云：彼不學之徒，無端標爲風趣之目，盡抹邪正貞淫、是非得失，而使人但求風趣，甚至言采蘭贈芍之詩，有何關係，而夫子録之，以證風趣之説。無如男女；頓忘廉檢，從風波靡，是以六經爲導欲宣淫之具，則非聖無法矣。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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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33年講義此下有云：《文史通義》爲文學批評中有數之作，于當時詩文家多所評騭，而論史諸作，尤稱精詣。
[2] 1933年講義下有重以裙屐雜遝，實有不可爲訓者二句。
[3] 1933年講義此下有其攻擊隨園，亦隨園之繪畫褻狎，有以自取之也三句。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理论著作。朱东润著。初稿为作者1931年在武汉大学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讲义。几经修改,1937年曾在武汉付排,因抗战爆发,未能出书。1944年由开明书店第一次出版。1957年12月古籍出版社在开明版的基础上再版,1983年6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据古典文学版再版。书前有自序,书后有后记。正文皆以文言写成。包括绪言在内,共76讲。每一讲的题目相对集中,而且较少引证和注释。就内容而言,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1.以批评家为线索,每讲以一个或几个批评家为中心,较少涉及时代与背景。认为,每个批评家的理论虽然和他的时代的文学潮流有关,但“就宗派而论,伟大的批评家也和伟大的政治家一样,他们的抱负往往是指导宗派而不受宗派指导。”2.中国古代批评家有诗文分论的习惯。认为,诗文各有特点,但更多的是相通,所以,在谈论古代批评家时,一般将他们的诗论和文论合并介绍。3.重视对宋以后的批评家的研究,在本书之前,一般谈中国文学都止于唐代,文学批评多谈到司空图。这实际上是受明代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观点的影响。本书有意纠正这一偏差,而采用远略近详的原则,这是文学批评研究的一大进步。4.虽是“史”之论述,但其中融进了作者许多观点。如对严羽,指出其《沧浪诗话》多处抄袭前人,等等。作为中国现代较早出现的系统的古代文学批评史,本书对现当代古典文论研究的影响颇大,迄今一直被认为是该领域的经典性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