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公明
窃观古今大乱之世，必先变乱是非，而后政治颠倒，灾害从之。屈原之所以愤激沉身而不悔者，亦以当日是非淆乱为至痛。放曰：兰芷变而不芳，荃蕙化而为茅。又曰：固时俗之从流，又孰能无变化。伤是非之日移日淆，而几不能自主也。后世如汉、晋、唐、宋之末造，亦由朝廷之是非先紊，而后小人得志，君子有皇皇无依之象。推而至于一省之中，一军之内，亦必其是非不揆于正，而后其政绩少有可观。赏罚之任视乎权位，有得行，有不得行。至于维持是非之公，则吾辈皆有不可辞之责。顾亭林先生所谓匹夫与有责焉者也。
大抵莅事以明字为第一要义。明有二：曰高明，曰精明。同一境，而登山者独见其远，乘城者独觉其旷，此高明之说也。同一物，而臆度者不如权衡之审，目巧者不如尺度之精，此精明之说也。凡高明者，欲降心抑志以遽趋于平实，颇不易易。若能事事求精，轻重长短一丝不差，则渐实矣；能实，则渐平矣。
凡利之所在，当与人共分之；名之所在，当与人共享之。居高位，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知人诚不易学，晓事则可以阅历？？电(上口)勉得之。晓事则无论同己、异己，均可徐徐开悟，以冀和衷。不晓事，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小人固谬，君子亦谬；乡愿固谬，狂狷亦谬。重以不知人，则终古相背而驰，决非和协之理。故恒言皆以分别君子、小人为要，而鄙论则谓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亦无一成不变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则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则为君子；卯刻偏私？掩(日旁,yan)暖，则为小人。故群毁群誉之所在，下走常穆然深念，不能附和。
营哨官之权过轻，则不得各行其志。危险之际，爱而从之者或有一二，畏而从之者则无其事也。此中消息，应默察之而默挽之，总揽则不无偏蔽，分寄则多所维系。(以上曾语)
举人不能不破格，破格则须循名核实。否则，人即无言，而我心先愧矣。
世事无真是非，特有假好恶。然世之循私以任事者，试返而自问，异日又岂能获私利之报于所徇利之人哉！盍亦返其本矣。
天下惟左右习近不可不慎。左右习近无正人，即良友直言亦不能进。
朝廷爵赏，非我所敢专，尤非我所敢吝，然必积劳乃可得赏。稍有滥予，不仅不能激励人才，实足以败坏风俗。荐贤不受赏，隐德必及子孙。
国家名器，不可滥予。慎重出之，而后军心思奋，可与图后效而速成功。
天下惟不明白人多疑人，明白人不疑人也。(胡林翼)
蔡按：文正公谓居高位以知人、晓事为职，且以能为知人、晓事与否，判别其为君子为小人。虽属有感而发，持论至为正当，并非愤激之谈。用人之当否，视乎知人之明昧；办事之才不才，视乎晓事之透不透。不知人，则不能用人；不晓事，何能办事？君子、小人之别，以能否利人济物为断。苟所用之人不能称职，所办之事措置乖方，以致贻误大局，纵曰其心无他，究难为之宽恕者也。
昔贤于用人一端，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其宅心之正大，足以矜式百世。曾公之荐左宗棠，而劾李次青，不以恩怨而废举动，名臣胸襟，自足千古。
近世名器名位之滥极矣。幸进之途，纷歧杂出。昔之用人讲资格，固足以屈抑人才；今之不讲资格，尤未足以激扬清浊。赏不必功，惠不必劳，举不必才，劾不必劣。或今贤而昨劣，或今辱而昨荣。扬之则举之九天之上，抑之则置之九渊之下。得之者不为喜，失之者不为歉。所称为操纵人才、策励士气之具，其效力竟以全失。欲图挽回补救，其权操之自上,非吾侪所得与闻。惟吾人职居将校，在一小部分内，于用人一端亦非绝无几希之权力。既有此权，则应于用人惟贤、循名核实之义，特加之意。能于一小部分有所裨补，亦为心安理得。
中国近代语录体兵书。蔡锷辑。1915年云南陆军讲武堂石印本。1917年上海振武书局铅版印行。蔡锷(1882—1916)，湖南宝庆(今邵阳)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从事军事教育工作。1911年在云南发动反清起义，1915年又参加护国战争。翌年病逝于日本。一生潜心军事研究，编撰有《军国民篇》、《五省边防计划》等多部军事著作。1911年初调任云南新军协统时，为加强新军教育，摘录曾国藩、胡林翼论兵言论，辑成《曾胡治兵语录》。共1.4万多字，分为将材、用人、尚志、诚实、勇毅、严明、公正、仁爱、勤劳、和辑、兵机、战守12章，每章后附按语。蔡锷在序言和按语中，阐发了对选将、用人、治军、作战等军事问题的主张和观点。认为选将要慎重，为将要智勇兼备;能耐劳苦，赏罚分明;练兵要严格要求，申明号令;兵机讲究持重稳慎，简练慎出;战法重奇正，强调以静制动，以逸待劳;制定战略战术“须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主张中国对外敌作战，宜采取诱敌深入战略，“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而歼除之”。1924年蒋介石曾将本书增辑“治心”一章，加序言再版印行，作为黄埔军校学员教材;1943年八路军《军政杂志》曾出版《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解》，作为八路军将士军事读物;1945年八路军山东军区又重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