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苦力
这是所有种姓中最卑微、最被鄙视的一个。我记得，这是罗斯在老派地理学著作中、在我幼稚的想象中所固定下来的印度苦力的形象。
但现在，自从我真正了解了这些印度苦力在中国的同类人之后，我学会了珍惜他们的诚实、冷静以及在工作中的忍耐力，而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尽管在社会中地位低下、常常被人鄙视，但却保持着阳光的性格。
据我所知，国际上对中国下层阶级的看法是很负面的：他们是既阴沉又阴险的狗，为了满足自己的恶习和就业之需，会狡猾地运用任何权宜之计，不管这些方式有多么可耻。这种想法一定是在香港、广东、上海这些大海港里形成的，这些地方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大量的地痞流氓，这种可能在中国人身上发现的特征，特别会体现在从南部省份出洋的，被抛至太平洋沿岸的许多地方的华人身上。
但不能忘记的是，按照欧洲的标准来看，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世界的一部分，因此，并非所有地方的中国人都是一样的，正如人们要在达尔马提亚人、科西嘉人、加泰罗尼亚人或柏林人等同为欧洲人之间找到相似处一样。
中国人有一些传统的赚钱方法，比如抢劫以及用不正当的手段谋生，我们认为这不仅超出了法律的界限，而且也超出了名誉的范围，然而除了这些之外，我发现中国北方人出奇地诚实可靠。
烟斗、打火石以及烟包伴随着苦力们游历全世界
除了士兵们可能会在适当的时候，像以前一样，来焚毁和掠夺这座城市之外，我认为在生命和财产方面，北京比斯德哥尔摩更为安全，这一显著的差别只能用在北京的警察组织管理方面要大大好于斯德哥尔摩来予以解释。
我来到中国的印象是，一个人的外套一定要将钱包也扣在里面，但我逐渐会对此不那么认真了，会留出一小笔钱以备不时之需，而常常是一分钱也没有丢过。
如果我忽略了通常发生在家门口的诈骗事件这是用不正当手段谋财制度的一部分，我只注意到仆人们的两个不正常方面：其一是真实的，另一个是想象的。
在来到中国的第一年，当我们四个瑞典人在一个小地方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注意到我们用于晚餐的白兰地酒瓶表面一次次有规律地下降。显然这里有个偷酒贼，我们给五个仆人下了最后通牒，要在半小时内找到那个偷东西的人，并把他开除，否则他们都得走人。仅仅用了一半的时间，大家就都清楚了，原来院子里的苦力不仅偷了白兰地，而且还偷了两瓶麦芽啤酒，这是没有引起我们怀疑的。
赤身裸体的苦力用小筐车从煤窑中拉煤（E. Nystrm摄）
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盗窃案，虽然罪行是不可原谅的，但它至少可以予以解释，如果我说这些东西就像是丹麦的加味蒸馏酒阿夸维特一样诱人的话。
不久后又发生了另一件可谓令人惊讶不已的不诚实案子。
我刚做了一个上面放着五个填充靠垫的转角沙发，我可以自信地说，这是一件让我感到有些自豪的家具。之后我不得不搬到城市另一个地方的新住处，我决定把所收藏的一些小古董，如青铜器、瓷器等，打包运往瑞典。这需要有经验的工人，因此我请了几个包装工。我先给他们看大的，然后是小的物件，为了让他们看得更清楚，我把它们放在了大沙发上。沙发上的东西都要打包。这是我的指示。
人们可以将整个的家具用小推车来运送
当我搬到新居时，我想把那张珍贵的沙发整理好。然而，这些靠垫却怎样都找不到了。这显然是仆人们做的又一桩不诚实的事，他们接到了三十分钟的最后通牒来澄清这件事。
十分钟后，答案就出来了：在场的仆人都是无辜的，但有人怀疑，那位在搬家时被解雇的老搬运工可能拿走了靠垫。我甚至想象过，对这位老者和他的家人来说，他们会如何使用这些有些陌生的赃物呢？
这件事被认为已经结束了，于是我做了新的靠垫。
但命中注定，那些装有古董的包装箱，由于战争的原因不能送到瑞典，只能伫立在雨中接受检查。它们一共有三个，其中两个大箱子把我所有的古董都包装得非常好，而第三个箱子要小得多、轻得多，其中正好有五个膨胀的沙发靠垫。
我已经证明过的这些东西，亦即几瓶丹麦白兰地和两瓶纽约的嘉士伯啤酒，实际上是被偷了。而这五个沙发靠垫，其实并没有被偷过。这些就是我要举出的过去两年间在我家里发生的不诚实的事件。
我不知道在北京的其他外国人是否有过完全不同的经历。一个社会地位很高的家庭多年来一直被仆人有计划地掠夺，直到最后有一天，这位勇敢的家庭主妇采取了一次富有戏剧性的巧妙行动，把整个强盗团伙全都抓了个正着。其他方面也有类似的、同样戏剧性的经历，而我本人则牢记这样的一句谚语：不要在太阳落山前赞美一天。
然而，我想补充一点，以我自己微薄的经验来判断，中国的仆人在工作上的应对和对主人的关心方面是出色的，这更容易使我们忽略之前提到的对搬运工无端的猜疑。
作为一个例子，我不会拿我信任的男仆钟（Chung）做例子来说明问题，因为他是一个很好的绅士，认为自己远在一般苦力之上，就像是斯德哥尔摩富丽堂皇的林荫大道施特兰德瓦根（Strandvgen）的门卫站在喧闹贫穷的纽布罗汉姆（Nybrohamn）大街的感觉一样。我更愿意讲一些我最优秀的仆人中最卑微的一位人力车夫的故事。他和我之间的关系，就像地球上许多更重要的关系一样，纯粹是偶然发生的。最初的一天，我在街上雇了他，后来我继续雇用了他，双方都很满意。他沉默寡言，乐于助人，心无旁骛，而且他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他能以稳健的、坚持不懈的小跑拉车，而不至于像许多人力车夫那样突然改变他们通常的匀速，陷入危及生命的快节奏。
他的日常工作是早上把我拉到办公室，回家给厨师带上一顿热腾腾的午餐，送他回去，下午再把我接回来；也就是说，除了额外的出行之外，他每天都要六次穿越三公里半的距离。有一段时间我想做点运动，告诉他下午不要来接我。有时我也会因为工作耽搁而在街上搭其他人力车回家。当我的车夫看到我被另一个车夫拉着回家时，他感叹我不应该这样白白地把钱扔给别人，并主动提出像以前一样来接我。然而，我希望下午能有散步的机会，所以拒绝了他的提议。又是一次，我乘人力车更快地回到了家，但因为害怕碰到我自己的车夫，我停在最近一个街角，走回最后的50米。但千万不要想任何事情都可以对中国仆人隐瞒。第二天下午，我的车夫站在我的办公室外面，带着一副内疚的表情，好像是一条被告知要待在家中的狗，但它却在尾随着自己的主人。
人力车（由一个人牵引的车）是一项外国的发明，但在整个东方传播很广
当我从自己贴身仆人的狭窄圈子里跳出来，回忆起我在旅途中接触到的所有的临时助手、向导、搬运工、随从、士兵、骡夫等等时，我对他们的印象同样是很好的。他们之中有一两个是乏味而笨拙的，大都是平凡的，其中很少有什么可说的，但许多是真正出色的人。
在长长的名单中，第一个是第一次去斋堂（Chai T'ang）的挑夫，他们在山上欢快地唱着歌，喝着菜叶汤，睡在最先看到的可用的棚子里，然后带着看似微不足道的工资心满意足地回家了。还有我在斋堂的小苦工，他每天早上走进院子时，为了表示尊敬，都会放下他的辫子，无论我走到哪里，他都会跟着我，当我们交谈时，他会用中文，我会用瑞典语，而他却理解我说的每一个意思。或者开封的那位骡夫，他在我们用推算定位法翻山越岭的时候很难和我们保持联系，每次我们会师的时候，他都报以非常友好的微笑。或者是我们在龙关（Lung Kuan）的那位身体强壮的大个子苦力，他在山顶上发出信号，从不错过最好的地方，当我站在桌边时，他会注意到我最轻微的动作，而当我午睡的时候，他也看着我。或者是去山西旅行的小侍从，一个抽鸦片的穷小子，为了买一种很让人怀疑的日本药，他不得不拿出一半的工资，而这种药应该是鸦片的解毒药。他是这些人中最好的一位，他勤奋、机警、富有耐心，而且总是很自然地保持着良好的幽默感。
在山东，人们乘坐的小推车。当我感到身体僵直的时候，我从车上下来，伸展一下身子，必须得跑起来，以便跟上小推车同样的步伐
有一次，当我和一位上流社会的中国人交谈，表达对为我服务的苦力感到满意时，他回答说：是的，你当然有理由对他们感到满意，因为你付给他们的报酬比他们以前得到的多得多。
然而，在尊重我可敬朋友的经验和判断的前提下，我必须坚持认为他所说的并不是全部的事实。苦力不都是趋炎附势的人；他们没有表现出虚伪的奴性或献媚求荣的本性。而且特别令人愉快的是，这些人对外国和临时雇主能持续保持机警和殷勤。当你爬上陡峭的悬崖时，总会感到一只有力的手在支撑着你那滑动的脚。或者当你正午休息的时候有影子移动时，你会发现有人在太阳下面给你遮阳。或者雨开始下了的时候，苦力马上就来了，保证桌子不被雨淋湿。
正是将这些不计其数的细节叠加在一起，才形成了我对中国仆人的一种良好印象。
现在有人可能会问：难道这些被证明是如此优秀的向导、搬运工、侍从和赶车人，不是从众多不那么有价值的人中挑选出来的吗？
在山东，正是在这样的路上，一眼看不到边的一队队的小车运输着石煤
但情况并非如此。他们是在我们旅途中随意出现而又消失的人物，之后又融入无穷无尽的工作人流队伍之中。我的两三个最好的苦力是在我们解散夜宿的十到十五分钟之前，从一个临时的小组里获得的。按照警察的要求，骡夫是从那些有可供使用的行为粗暴的人中挑选出来，当然他们很少提及这些车主的个人素质。
这些人，我在北方各省的几次旅行中与他们住在一起，因此他们是乡下人中非常可靠的。他们跟我们每天看到的成千上万在田里干活的人，或是不断拥挤在悲惨道路上的人群，没有本质的区别。跟他住在一起到处都能感受到轻松和幽默，这似乎是从仁慈的阳光中借来的，同样的沉稳和温顺，没有一丝轻率的粗鲁，而这种粗鲁在瑞典的非熟练工人身上却很常见。
当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的村庄时，他会想知道中国人怎么能生活在这些臭气熏天的粪堆之中。但是这里又显示了太阳的力量，持续的阳光杀掉了微生物，并且保护了那些聚集在街道上的孩子们的生命，尽管他们脏得像干燥土壤的灰色一般。
我们可以看到在某些地区盲人或患有眼疾的人不成比例的高；而在另外一些地区，许多人则患有淋巴结核、天花，但在这些地区之外，是大量非常强壮和健康的中国人。至于苦力的力量和耐力，我可以提供非凡的证明，他们为了赚取十美分左右的费用而表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壮举。很难说他们对工作有什么热爱，因为这不符合东方人的人生哲学，但在这方面我们都或多或少地暗中怀有对东方充满敬意的情结。
在中国土地进行耕种的数以千百万计的中国人无疑是其最重要的资源之一，一个强大而有远见的政府应该能够依靠他们来做成大事。勤劳、温顺、聪明的中国人对于工业人口来讲也是优秀人，在良好的指挥下，他们无疑会成为优秀的士兵男性就是这样。最后，有关女性我也来说上几句。
当地的女性
当人们在北京看到作为上流社会的妻子或小媳妇们的瘦小的少女样时，就会对中国妇女的身体发育有一个非常糟糕的认识。但是这个国家的女性是完全不同的类型，尽管脚变了形，由此导致活动减少了，但是她们依然身体强壮，体格健壮。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在收割小麦的时候，一条铁路穿过河南省，当时所有的人都在地里，人们可以看到那些本来很少露面的妇女。这就像是一个热闹的节日，在一个渴望丰收的工作中，到处都可以看到高大强壮的女人，她们肩膀宽阔，胸部丰满。
这些来自穷苦人家的妇女慷慨地负担着辛苦的劳作。她们捻线、织布、染制衣裳、做鞋子，只有她们使用的针是买来的。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她们是坚强而乐于助人的母亲，她们毫不费力地生育，当愿望无法实现时，她们会在观音娘娘面前点香祈祷，恳求给她们一个孩子，当然最好是一个胖小子。这样就能摆脱掉别人对她们不能生孩子的谴责了。
《龙与洋鬼子》一书是民国初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中国的亲历记。作者于1914—1925年受聘于北洋政府，作为地质学家帮助中国寻找矿藏，亲身经历了从辛亥革命到完成北伐的巨变，也与胡适、傅斯年、丁文江、袁世凯等重要人物有直接的交往，对于袁世凯的统治，张勋复辟，段祺瑞、张作霖等军阀的争斗，以及当时中国社会的状况，都有细密的观察和切身的体会与思考。除此之外，作为“北京猿人”遗址、“仰韶文化”遗址的发现者，安特生对于中国史前考古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书既包含作者对中国大历史的梳理，也有他作为亲历者对中国社会变革的记录与反思，对于研究当时中国的历史和社会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