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部 第二十八章
许多史学家说，波罗底诺战役法国人没有打赢是因为拿破仑感冒了，如果他没有感冒，在战斗之前和在战斗期间他的作战命令一定更加有天才，俄国人一定失败，et la face du monde eut été changée①。一些史学家认为，俄国的缔造是由于一个人的意志——彼得大帝的意志，法国由共和变为帝制，法国的军队开进俄国，也是由于一个人的意志所为——拿破仑的意志，俄国所以强盛，是因为拿破仑在八月二十六日患了重感冒，这些论断在一些史学家看来无疑是合乎逻辑的。
①法语：而世界的面貌也就会改变了。
假如波罗底诺战役的发动与否取决于拿破仑的意志，发出这个或那个命令也取决于他的意志，那么，显然能够影响他表现意志的伤风感冒可能是俄国得救的原因，因此，那个在二十四日忘记给拿破仑防水靴子的侍仆也是俄国的救星了。用这种思路得出的结论是无可怀疑的，正如伏尔泰开玩笑（他自己也不知嘲笑什么）说，巴托洛缪之夜①是由于查理九世肠胃失调引起的，这个结论同样是无可怀疑的。但是有人不认为俄国的缔造只凭彼得大帝一个人的意志，法兰西帝国的形成以及它同俄国的战争也不是由于拿破仑一个人的意志，在这些人看来，前面的有关结论不仅是不正确的，不合理的，而且与整个人类的现实生活相矛盾。关于形成历史事件的原因这个问题的另一答案是：这世界事件的过程是上天注定的，它取决于参加这些事件的人们的任意行动的巧合，拿破仑之类的人物对事件过程的影响，不过是表面的，虚假的。
①巴托洛缪之夜指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的前夕，巴黎天主教对于戈诺教徒的大屠杀 。
有一种看法乍一看来很奇怪，那就是：巴托洛缪之夜的屠杀 事件，虽然发命令的是查理九世，但不是按照他的意志发生的，他不过觉得是他命令这样做的；波罗底诺八万人的大屠杀 事件也不是按照拿破仑的意志发生的（虽然开战及战斗中的命令都是他发出的），他不过觉得命令是他发布的罢了，——不管这个看法多么奇怪，但是，人的尊严告诉我，我们每一个人，作为一个人来说，纵然不比伟大的拿破仑强，无论如何不会比他差多少，人的尊严叫我们这样看问题，历史的研究也充分肯定了这种看法。
在波罗底诺战役中，拿破仑没有对任何人射击，也没有杀一个人，一切都是士兵做的。由此可见，杀人的不是他。
法国士兵在波罗底诺战役中屠杀 俄国士兵，并不是由于拿破仑的命令，而是出于自愿。全部军队：法国人、意大利人、德国人、波兰人——他们饥肠辘辘、衣衫褴褛、在行军中累得精疲力尽，——看见阻碍他们去莫斯科的军队，他们就感到，le vin est tiré et qu'il faut le boire①。假若拿破仑当时禁止他们和俄国人打仗，他们会把他杀死，然后去打俄国人，因为这是他们必需要做的。
当他们听到拿破仑在命令中晓谕他们，子孙后代会因为他们在莫斯科城下战斗过，有过阵亡和受伤而得到慰藉，他们就高呼：“Vive l'empereur！”②，正像他们一看见小孩用小棒捅地球的画像，就喊：“Vive l'empereur！”一样，也正如他们不论听到什么毫无意义的话就高呼？“Vive l'empereur！”一样。他们除了高呼“Vive l'empereur！”和去打仗，以便在莫斯科以征服者的身份得到食物和休息以外，再没有什么事可做了。由此看来，他们残杀自己的同类并非由于拿破仑的命令。
①法语：瓶塞已打开，就得把酒喝掉。
②法语：皇帝万岁。
在整个战斗过程中发号施令的也不是拿破仑，因为他的战斗部署没有一条是付诸实行的，而且在战斗中间他不知道他前面的情况。因此，那些人互相残杀，并不是按照拿破仑的意志才发生的，而是不以他为转移，按照参加共同行动的几十万人的意志进行的。只不过拿破仑觉得，好像一切都是按照他的意志进行的。所以说，拿破仑伤风感冒，并不比一个最小的运输兵伤风感冒具有更大的历史意义。
一些作者又说，由于拿破仑感冒，他的部署和在战斗中的命令不像以前那么好，这完全不正确。正是这一点说明拿破仑八月二十六日的感冒没有什么意义。
此处引述的战斗部署一点也不比先前他打胜仗的所有战斗部署更差，甚至还要好些。那些在战斗中臆想的命令也并不比以前的更差，完全和以前的一样。这些部署和命令之所以好像比以前差，那不过是因为波罗底诺战役是拿破仑第一次败北罢了。不论多么优秀单绝、深思熟虑的部署和命令，只要据此打了败仗，就好像是非常糟的，每一个军事科学家都煞有介事地批评它们，不论多么糟的部署和命令，只要据此打了胜仗，就好像是非常好的，那些严肃认真的学者都撰写卷帙浩繁的书籍论证它的优点。
魏罗特尔拟定的奥斯特利茨战役的部署，就是这类作品的完美典范，但是人们仍然指摘它，指摘它的完美，指摘它过分的烦琐。
拿破仑在波罗底诺战役中完成它作为权力代表者的任务并不比在其他战役中完成得差，甚至更好些。他并没有作出妨碍战斗进行的事情；他倾听比较合理的意见；他没有手忙脚乱，没有自相矛盾，没有惊慌失措，也没有从战场上逃跑，而是施展了他那巨大的节制能力和作战经验，镇静而庄严地扮演了他那貌似统帅的角色。
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于1863年至1869年写成的一部卷帙浩繁的长篇小说。它以库拉金、罗斯托夫、保尔康斯基和别祖霍夫四大贵族家庭的生活情节为线索,气势磅礴地反映了1805年至1820年俄国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托尔斯泰肯定1812年俄国反对入侵的卫国战争的正义性质,谴责拿破仑的野蛮侵略,歌颂库图佐夫领导的一场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多方面地表现出俄国人民反抗侵略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精神。但这只是小说的背景,它的中心主题是表现俄国贵族的命运和前途。根据托尔斯泰对俄国地主的看法,贯穿全书的主要人物鲜明地分为两大类。一类以库拉金为代表,这是远离人民、接近宫廷的上层贵族,他们自私贪婪、虚伪堕落,甚至在困难当头的重要时刻仍然争权夺利,互相倾轧,沉湎于荒淫无耻的寻欢作乐之中;另一类是彼尔·别祖霍夫、安德烈·保尔康斯基和罗斯托夫,他们是接近人民的庄园贵族,厌恶上流社会的空虚无聊,其中有的经过长期的复杂的精神探索和卫国战争的洗礼,最后在基督的《福音书》和宗法式老农身上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归宿,成为献身国家社稷和人民幸福的社会精华。作家否定前者,给予无情的揭露和鞭笞;肯定后者,给了他们以满腔热情的歌颂。整个长篇小说成功地把大规模的战争场面和多方面的和平生活有机地结合到一起,借助于庞大复杂而有条不紊的结构,提供了当时俄国城市乡村纵横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塑造了丰富多彩的人物群象;其中一些主要人物,通过作者特有的心理分析,性格生动鲜明,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