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八·志第二十四·礼二

◎礼二

　　郊祀 郊祀配位 郊祀仪注 祈谷 大雩 大飨 令节拜天

　　郊祀之制

　　洪武元年，中书省臣李善长等奉敕撰进《郊祀议》，略言：

　　王者事天明，事地察，故冬至报天，夏至报地，所以顺阴阳之义也。祭天于南郊之圜丘，祭地于北郊之方泽，所以顺阴阳之位也。《周礼·大司乐》：“冬日至，礼天神，夏日至，礼地祇。”《礼》曰：“享帝于郊，祀社于国。”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明地道。”《书》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按古者或曰地祇，或曰后土，或曰社，皆祭地，则皆对天而言也。此三代之正礼，而释经之正说。自秦立四时，以祀白、青、黄、赤四帝。汉高祖复增北畤，兼祀黑帝。至武帝有雍五畤，及渭阳五帝、甘泉太乙之祠，而昊天上帝之祭则未尝举行，魏、晋以后，宗郑玄者，以为天有六名，岁凡九祭。宗王肃者，以为天体惟一，安得有六？一岁二祭，安得有九？虽因革不同，大抵多参二家之说。自汉武用祠官宽舒议，立后土祠于汾阴脽上，礼如祀天。而后世因于北郊之外，仍祠后土。又郑玄惑于纬书，谓夏至于方丘之上祭昆仑之祇，七月于泰折之坛祭神州之祇，析而为二。后世又因之一岁二祭。元始间，王莽奏罢甘泉泰畤，复长安南北郊。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亲合祀天地于南郊。由汉历唐，千余年间，皆因之合祭。其亲祀北郊者，惟魏文帝、周武帝、隋高祖、唐玄宗四帝而已。宋元丰中，议罢合祭。绍圣、政和间，或分或合。高宗南渡以后，惟用合祭之礼。元成宗始合祭天地五方帝，已而立南郊，专祀天。泰定中，又合祭。文宗至顺以后，惟祀昊天上帝。今当遵古制，分祭天地于南北郊。冬至则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岁从祀。夏至则祀皇地祇于方丘，以五岳、五镇、四海、四渎从祀。

　　太祖如其议行之。建圜丘于钟山之阳，方丘于钟山之阴。三年，增祀风云雷雨于圜丘，天下山川之神于方丘。七年，增设天下神祇坛于南北郊。九年，定郊社之礼，虽有三年丧，不废。十年秋，太祖感斋居阴雨，览京房灾异之说，谓分祭天地，情有未安，命作大祀殿于南郊。是岁冬至，以殿工未成，乃合祀于奉天殿，而亲制祝文，意谓人君事天地犹父母，不宜异处。遂定每岁合祀于孟春，为永制。十二年正月，始合祀于大祀殿，太祖亲作《大祀文》并歌九章。永乐十八年，京都大祀殿成，规制如南京。南京旧郊坛，国有大事，则遣官告祭。

　　嘉靖九年，世宗既定《明伦大典》，益覃思制作之事，郊庙百神，咸欲斟酌古法，厘正旧章。乃问大学士张璁：“《书》称燔柴祭天，又曰‘类于上帝’，《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以形体主宰之异言也。朱子谓，祭之于坛谓之天，祭之屋下谓之帝。今大祀有殿，是屋下之祭帝耳，未见有祭天之礼也。况上帝皇地祇合祭一处，亦非专祭上帝。”璁言：“国初遵古礼，分祭天地，后又合祀。说者谓大祀殿下坛上屋，屋即明堂，坛即圜丘，列圣相承，亦孔子从周之意。”帝复谕璁：“二至分祀，万代不易之礼。今大祀殿拟周明堂或近矣，以为即圜丘，实无谓也。”璁乃备述《周礼》及宋陈襄、苏轼、刘安世、程颐所议分合异同以对。且言祖制已定，无敢轻议。帝锐欲定郊制，卜之奉先殿太祖前，不吉。乃问大学士翟銮，銮具述因革以对。复问礼部尚书李时，时请少需日月，博选儒臣，议复古制。帝复卜之太祖，不吉，议且寝。

　　会给事中夏言请举亲蚕礼。帝以古者天子亲耕南郊，皇后亲蚕北郊，适与所议郊祀相表里，因令璁谕言陈郊议。言乃上疏言：“国家合祀天地，及太祖、太宗之并配，诸坛之从祀，举行不于长至而于孟春，俱不应古典。宜令群臣博考《诗》、《书》、《礼经》所载郊祀之文，及汉、宋诸儒匡衡、刘安世、朱熹等之定论，以及太祖国初分祀之旧制，陛下称制而裁定之。此中兴大业也。”礼科给事中王汝梅等诋言说非是，帝切责之。乃敕礼部令群臣各陈所见。且言：“汝梅等举《召诰》中郊用二牛，谓明言合祭天地。夫用二牛者，一帝一配位，非天地各一牛也。又或谓天地合祀，乃人子事父母之道，拟之夫妇同牢。此等言论，亵慢已甚。又或谓郊为祀天，社稷为祭地。古无北郊，夫社乃祭五土之祇，犹言五方帝耳，非皇地祇也。社之名不同，自天子以下，皆得随所在而祭之。故《礼》有‘亲地’之说，非谓祭社即方泽祭地也。”璁因录上《郊祀考议》一册。

　　时詹事霍韬深非郊议，且言分祀之说，惟见《周礼》，莽贼伪书，不足引据，于是言复上疏言：

　　《周礼》一书，于祭祀为详。《大宗伯》以祀天神，则有禋祀、实柴、槱燎之礼，以祀地祇，则有血祭、｛艹貍｝沈、趯辜之礼。《大司乐》冬至日，地上圜丘之制，则曰礼天神，夏至日，泽中方丘之制，则曰礼地祇。天地分祀，从来久矣。故宋儒叶时之言曰：“郊丘分合之说，当以《周礼》为定。”今议者既以大社为祭地，则南郊自不当祭皇地祇，何又以分祭为不可也？合祭之说，实自莽始，汉之前皆主分祭，而汉之后亦间有之。宋元丰一议，元祐再议，绍圣三议，皆主合祭，而卒不可移者，以郊赉之费，每倾府藏，故省约安简便耳，亦未尝以分祭为礼也。今之议者，往往以太祖之制为嫌为惧。然知合祭乃太祖之定制，为不可改，而不知分祭固太祖之初制，为可复。知《大祀文》乃太祖之明训，为不可背，而不知《存心录》固太祖之着典，为可遵。且皆太祖之制也，从其礼之是者而已。敬天法祖，无二道也。《周礼》一书，朱子以为周公辅导成王，垂法后世，用意最深切，何可诬以莽之伪为耶？且合祭以后配地，实自莽始。莽既伪为是书，何不削去圜丘、方丘之制，天神地祇之祭，而自为一说耶？

　　于是礼部集上群臣所议郊礼，奏曰：“主分祭者，都御史汪鋐等八十二人，主分祭而以慎重成宪及时未可为言者，大学士张璁等八十四人，主分祭而以山川坛为方丘者，尚书李瓒等二十六人，主合祭而不以分祭为非者，尚书方献夫等二百六人，无可否者，英国公张仑等一百九十八人。臣等祗奉敕谕，折衷众论。分祀之义，合于古礼，但坛壝一建，工役浩繁。《礼》，屋祭曰帝，夫既称昊天上帝，则当屋祭。宜仍于大祀殿专祀上帝，改山川坛为地坛，以专祀皇地祇。既无创建之劳，行礼亦便。”帝复谕当遵皇祖旧制，露祭于坛，分南北郊，以二至日行事。言乃奏曰：“南郊合祀，循袭已久，朱子所谓千五六百年无人整理。而陛下独破千古之谬，一理举行，诚可谓建诸天地而不悖者也。”

　　已而命户、礼、工三部偕言等诣南郊相择。南天门外有自然之丘，咸谓旧丘地位偏东，不宜袭用。礼臣欲于具服殿少南为圜丘。言复奏曰：“圜丘祀天，宜即高敞，以展对越之敬。大祀殿享帝，宜即清閟，以尽昭事之诚。二祭时义不同，则坛殿相去，亦宜有所区别。乞于具服殿稍南为大祀殿，而圜丘更移于前，体势峻极，可与大祀殿等。”制曰“可”。于是作圜丘，是年十月工成。明年夏，北郊及东、西郊，亦以次告成，而分祀之制遂定。万历三年，大学士张居正等辑《郊祀新旧图考》进呈。旧礼者，太祖所定。新礼者，世宗所定也。

　　郊祀配位

　　洪武元年，始有事于南郊。有司议配祀。太祖谦让不许，亲为文告太庙曰：“历代有天下者，皆以祖配天。臣独不敢者，以臣功业有未就，政治有阙失。去年上天垂戒，有声东南，雷火焚舟击殿吻，早暮兢惕，恐无以承上帝好生之德，故不敢辄奉以配。惟祖神与天通，上帝有问，愿以臣所行奏帝前，善恶无隐。候南郊竣事，臣率百司恭诣庙廷，告成大礼，以共享上帝之锡福。”明年夏至，将祀方丘，群臣复请。乃奉皇考仁祖淳皇帝配天于圜丘。明年祀方丘，亦如之。建文元年，改奉太祖配。洪熙改元，敕曰：“太祖受命上天，肇兴皇业。太宗中兴宗社，再奠寰区。圣德神功，咸配天地。《易》曰，‘殷荐上帝，以配祖考’。朕崇敬祖考，永惟一心。正月十五日，大祀天地神祇，奉皇祖、皇考以配。”遂于郊祀前告太庙及几筵，请太祖、太宗并配。

　　嘉靖九年，给事中夏言上疏言：“太祖、太宗并配，父子同列，稽之经旨，未能无疑。臣谓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太祖足当之。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太宗足当之。”礼臣集议，以为二祖配享，百有余年，不宜一旦轻改。帝降敕谕，欲于二至日奉太祖配南、北郊，岁首奉太宗配上帝于大祀殿。于是大学士张璁、翟銮等言，二祖分配，于义未协，且录仁宗年撰敕谕并告庙文以进。帝复命集议于东阁，皆以为：“太庙之祀，列圣昭穆相向，无嫌并列。况太祖、太宗，功德并隆，圜丘、大祀殿所祀，均之为天，则配天之祖，不宜阙一。臣等窃议南、北郊及大祀殿，每祭皆宜二祖并配。”帝终以并配非礼，谕阁臣讲求。璁等言：“《礼》曰：‘有其举之，莫敢废也。’凡祭尽然，况祖宗配享大典？且古者郊与明堂异地，故可分配。今圜丘、大祀殿同兆南郊，冬至礼行于报而太宗不与，孟春礼行于祈而太祖不与，心实有所不安。”帝复报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天惟一天，祖亦惟一祖。故大报天之祀，止当以高皇帝配。文皇帝功德，岂不可配天？但开天立极，本高皇帝肇之耳。如周之王业，武王实成之，而配天止以后稷，配上帝止以文王，当时未闻争辨功德也。”因命寝其议。已而夏言复疏言：“虞、夏、殷、周之郊，惟配一祖。后儒穿凿，分郊丘为二，及误解《大易》配考、《孝经》严父之义。以致唐、宋变古，乃有二祖并侑，三帝并配之事。望断自宸衷，依前敕旨。”帝报曰：“礼臣前引太庙不嫌一堂。夫祀帝与享先不同，此说无当。”仍命申议。于是礼臣复上议：“南北郊虽曰祖制，实今日新创。请如圣谕，俱奉太祖独配。至大祀殿则太祖所创，今乃不得侑享于中，恐太宗未安，宜仍奉二祖并配。”遂依拟行之。

　　郊祀仪注

　　洪武元年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先期，皇帝散斋四日，致斋三日。前祀二日，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省牲器。次日，有司陈设。祭之日，清晨车驾至大次，太常卿奏中严，皇帝服衮冕。奏外办，皇帝入就位，赞礼唱迎神。协律郎举麾奏《中和之曲》。赞礼唱燔柴，郊社令升烟，燔全犊于燎坛。赞礼唱请行礼，太常卿奏有司谨具，请行事。皇帝再拜，皇太子及在位官皆再拜。赞礼唱奠玉帛，皇帝诣盥洗位。太常卿赞曰：“前期斋戒，今辰奉祭，加其清洁，以对神明。”皇帝搢圭，盥手，帨手。出圭，升坛。太常卿赞曰：“神明在上，整肃威仪。”升自午陛。协律郎举麾奏《凝和之曲》。皇帝诣昊天上帝神位前跪，搢圭，三上香，奠玉帛，出圭，再拜复位。赞礼唱进俎，协律郎举麾奏《凝和之曲》。皇帝诣神位前，搢圭奠俎，出圭，复位。赞礼唱行初献礼。皇帝诣爵洗位，搢圭，涤爵，拭爵，以爵授执事者，出圭。诣酒尊年，搢圭，执爵，受泛齐，以爵授执事者，出圭。协律郎举麾奏《寿和之曲》、《武功之舞》。皇帝诣神位前跪，搢圭，上香，祭酒，奠爵，出圭。读祝官捧祝跪读讫，皇帝俯伏，兴，再拜，复位。亚献，酌醴齐，乐奏《豫和之曲》、《文德之舞》。终献，酌盎齐，乐奏《熙和之曲》、《文德之舞》。仪并同初献，但不用祝。赞礼唱饮福受胙，皇帝升坛，至饮福位，再拜，跪，搢圭。奉爵官酌福酒跪进，太常卿赞曰：“惟此酒肴，神之所与，赐以福庆，亿兆同沾。”皇帝受爵，祭酒，饮福酒，以爵置于坫。奉胙官奉胙跪进，皇帝受胙，以授执事者，出圭，俯伏，兴，再拜，复位。皇太子以下在位官皆再拜。赞礼唱彻豆，协律郎举麾奏《雍和之曲》，掌祭官彻豆。赞礼唱送神，协律郎举麾奏《安和之曲》。皇帝再拜，皇太子以下在位官皆再拜。赞礼唱读祝官奉祝，奉币官奉币，掌祭官取馔及爵酒，各诣燎所。唱望燎，皇帝至望燎位。半燎，太常卿奏礼毕，皇帝还大次，解严。

　　二年夏至，祀皇地祇于方丘，其仪并同。惟迎神后瘗毛血，祭毕，奉牲帛祝馔而埋之，与郊天异。其冬，奉仁祖配天于南郊，仪同元年。其奠玉帛、进俎、三献，皆先诣上帝前，次诣仁祖神位前，行礼亦如之，惟不用玉。四年定，先祭六日，百官沐浴宿官署。翼日，朝服诣奉天殿丹墀，受誓戒。丞相以祀期遍告百神，后诣各祠庙行香三日。次日，驾诣仁祖庙，告请配享。礼毕，还斋宫。七年，去中严、外办及赞唱上香之缛节，定十二拜礼。十年，改合祀之制，奠玉帛、进俎、三献，俱先诣上帝神位前，次皇地祇，次仁祖，馀悉仍旧仪。

　　嘉靖八年，罢各庙焚香礼。九年，复分祀之制，礼部上大祀圆丘仪注：前期十日，太常寺题请视牲。次请命大臣三员看牲，四员分献。前期五日，锦衣卫备随朝驾，帝诣牺牲所视牲。其前一日，常服告于庙。前期四日，御奉天殿，太常寺进铜人如常仪。太常博士请太祖祝版于文华殿，候帝亲填御名捧出。前期三日，帝具祭服，以脯醢酒果诣太庙，请太祖配。帝还易服，御奉天殿，百官朝服受誓戒。前期二日，太常光禄卿奏省牲，帝至奉天殿亲填祝版。前期一日免朝，锦衣卫备法驾，设版舆于奉天门。常服告庙，乘舆诣南郊，由西天门入，至昭亨门外降舆。礼部太常官导由左门入，至内壝。太常卿导至圜丘，恭视坛位，次至神库视笾豆，至神厨视牲毕，仍由左门出，升舆，至斋宫。分献陪祀官叩首，礼部太常官诣皇穹宇，请皇天上帝神版、太祖神主、从祀神牌，奉安坛座。祭之日，三鼓，帝自斋宫乘舆至外壝神路之西，降舆至神路东大次。礼部、太常寺捧神位官复命讫，退。百官分列神路东西以候。帝具祭服出，导引官导由左灵星门入内。赞对引官导行至内壝，典仪唱乐舞生就位，执事官各司其事。帝至御拜位，自燔柴、迎神至礼毕，其仪悉如旧。至大次易服，礼部太常官奉神位安于皇穹宇。还斋宫，少憩。驾还，诣庙参拜毕。回宫。诏如拟。

　　明年，定方泽仪：先期一日，太常卿请太祖配位，奉安皇祇室。至期，礼部太常官同请皇地祇神版、太祖神主、从祀神牌，奉安坛座。祀毕，太常奉神版、神牌安皇祇室，奉神主还庙寝。馀皆如圜丘仪。

　　是年十月，帝将郊祀，谕礼部尚书夏言欲亲行奉安礼。言乃拟仪注以闻：先期择捧主执事官十一员，分献配殿大臣二员，撰祝文，备脯醢、酒果、制帛、香烛。前一日行告庙礼，设神舆香案于奉天殿，神案二于泰神殿，神案二于东西配殿，香案一于丹墀正中，设大次于圜丘左门外。是日质明，帝常服诣奉天殿，行一拜三叩头礼。执事官先后捧昊天上帝、太祖高皇帝及从祀神主，各奉安舆中，至圜丘泰神殿门外。帝乘辂至昭亨门，礼官导至泰神殿丹墀。执事官就神舆捧神主升石座，奉安于龛中。帝乃诣香案前，行三献礼如仪。礼毕，出至大次升座，百官行一拜三叩头礼毕，还宫。帝从之，而命行礼用祭服，导引用太常寺官一员，合礼部堂上官四员。十一年冬至，尚书言，前此有事南郊，风寒莫备。乃采《礼书》天子祀天张大次、小次之说，请“作黄毡御幄为小次。每大祭，所司以随。值风雪，则设于圜丘下，帝就幄中对越，而陟降奠献以太常执事官代之”。命着为令。

　　祈谷

　　明初末尝行。世宗时，更定二祖分配礼。因诸臣固请，乃许于大祀殿祈谷，奉二祖配。嘉靖十年，始以孟春上辛日行祈谷礼于大祀殿。礼毕，帝心终以为未当，谕张璁曰：“自古惟以祖配天，今二祖并配，决不可法后世。嗣后大报与祈谷，但奉太祖配。”寻亲制祝文，更定仪注，改用惊蛰节，礼视大祀少杀。帛减十一，不设从坛，不燔柴，着为定式。十一年惊蛰节，帝疾，不能亲，乃命武定侯郭勋代。给事中叶洪言：“祈谷、大报，祀名不同，郊天一也。祖宗无不亲郊。成化、弘治间，或有故，宁展至三月。盖以郊祀礼重，不宜摄以人臣，请俟圣躬痊，改卜吉日行礼。”不从。十八年，改行于大内之玄极宝殿，不奉配，遂为定制。隆庆元年，礼臣言：“先农亲祭，遂耕耤田，即祈谷遗意。今二祀并行于春，未免烦数。且玄极宝殿在禁地，百官陪祀，出入非便。宜罢祈谷，止先农坛行事。”从之。

　　大雩

　　明初，凡水旱灾伤及非常变异，或躬祷，或露告于宫中，或于奉天殿陛，或遣官祭告郊庙、陵寝及社稷、山川，无常仪。嘉靖八年，春祈雨，冬祈雪，皆御制祝文，躬祀南郊及山川坛。次日，祀社稷坛。冠服浅色，卤簿不陈，驰道不除，皆不设配，不奏乐。九年，帝欲于奉天殿丹陛上行大雩礼。夏言言：“按《左传》‘龙见而雩’。盖巳月万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为百谷祈膏雨也。《月令》：‘雩帝用盛乐，乃命百县雩祀，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谷实。’《通典》曰：‘巳月雩五方上帝，其坛名雩，禜于南郊之傍。’先臣丘浚亦谓：‘天子于郊天之外，别为坛以祈雨者也。后世此礼不传，遇有旱，辄假异端之人为祈祷之事，不务以诚意感格，而以法术劫制，诬亦甚矣。’浚意欲于郊傍择地为雩坛，孟夏后行礼。臣以为孟春既祈谷矣，苟自二月至四月，雨昜时若，则大雩之祭，可遣官摄行。如雨泽愆期，则陛下躬行祷祝。”乃建崇雩坛于圜丘坛外泰元门之东，为制一成，岁旱则祷，奉太祖配。

　　十二年，夏言等言：“古者大雩之祀，命乐正习盛乐、舞皇舞。盖假声容之和，以宣阴阳之气。请于三献礼成之后，九奏乐止之时，乐奏《云门之舞》。仍命儒臣括《云汉》诗词，制《云门》一曲，使文武舞士并舞而歌之。盖《云门》者，帝尧之乐，《周官》以祀天神，取云出天气，雨出地气也。且请增鼓吹数番，教舞童百人，青衣执羽，绕坛歌《云门之曲》而舞，曲凡九成。”因上其仪，视祈谷礼。又言：“大雩乃祀天祷雨之祭。凡遇亢旱，则礼部于春末请行之。”帝从其议。十七年，躬祷于坛，青服。用一牛，熟荐。

　　大飨礼

　　明初无明堂之制。嘉靖十七年六月，致仕扬州府同知丰坊上疏言：“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请复古礼，建明堂。加尊皇考献皇帝庙号称宗，以配上帝。”下礼部会议。尚书严嵩等言：

　　昔羲、农肇祀上帝，或为明堂。嗣是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作明堂之制，视夏、殷加详焉。盖圣王事天，如子事父，体尊而情亲。故制为一岁享祀之礼，冬至圜丘，孟春祈谷，孟夏雩坛，季秋明堂，皆所以尊之也。明堂帝而享之，又以亲之也。今日创制，古法难寻，要在师先王之意。明堂圜丘，皆所以事天，今大祀殿在圜丘之北，禁城东西，正应古之方位。明堂秋享，即以大祀殿行之为当。至配侑之礼，昔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诗传以为物成形于帝，犹人成形于父。故季秋祀帝明堂，而以父配之，取其物之时也。汉孝武明堂之享，以景帝配，孝章以光武配，唐中宗以高宗配，明皇以睿宗配，代宗以肃宗配，宋真宗以太宗配，仁宗以真宗配，英宗以仁宗配，皆世以递配，此主于亲亲也。宋钱公辅曰：“郊之祭，以始封之祖，有圣人之功者配焉。明堂之祭，以继体之君，有圣人之德者配焉。”当时司马光、孙抃诸臣执辨于朝，程、朱大贤倡议于下，此主于祖宗之功德也。今复古明堂大享之制，其所当配之帝，亦惟二说而已。若以功德论，则太宗再造家邦，功符太祖，当配以太宗。若以亲亲论，则献皇帝陛下之所自出，陛下之功德，即皇考之功德，当配以献皇帝。至称宗之说，则臣等不敢妄议。

　　帝降旨：“明堂秋报大礼，于奉天殿行，其配帝务求画一之说。皇考称宗，何为不可？再会议以闻。”于是户部左侍郎唐胄抗疏言：

　　三代之礼，莫备于周。《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又曰：“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说者谓周公有圣人之德，制作礼乐，而文王适其父，故引以证圣人之孝，答曾子问而已。非谓有天下者皆必以父配天，然后为孝。不然，周公辅成王践阼，其礼盖为成王而制，于周公为严父，于成王则为严祖矣。然周公归政之后，未闻成王以严父之故，废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于武王也。后世祀明堂者，皆配以父，此乃误《孝经》之义，而违先王之礼。昔有问于朱熹曰：“周公之后，当以文王配耶，当以时王之父配耶？”熹曰：“只当以文王为配。”又曰：“继周者如何？”熹曰：“只以有功之祖配，后来第为严父说所惑乱耳。”由此观之，明堂之配，不专于父明矣。今礼臣不能辨严父之非，不举文、武、成、康之盛，而乃滥引汉、唐、宋不足法之事为言，谓之何哉！虽然，丰坊明堂之议，虽未可从，而明堂之礼，则不可废。今南、北两郊皆主尊尊，必季秋一大享帝，而亲亲之义始备。自三代以来，郊与明堂各立所配之帝。太祖、大宗功德并盛，比之于周，太祖则后稷也，太宗则文王也。今两郊及祈谷，皆奉配太祖，而太宗独未有配。甚为缺典。故今奉天殿大享之祭，必奉配太宗，而后我朝之典礼始备。

　　帝怒，下胄诏狱。嵩乃再会廷臣，先议配帝之礼，言：“考季秋成物之指，严父配天之文，宜奉献皇帝配帝侑食。”因请奉文皇帝配祀于孟春祈谷。帝从献皇配帝之请，而却文皇议不行。已复以称宗之礼，集文武大臣于东阁议，言：“《礼》称：‘祖有功，宗有德。’释者曰：‘祖，始也。宗，尊也。’《汉书注》曰：‘祖之称始，始受命也。宗之称尊，有德可尊也。’《孝经》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王肃注曰：‘周公于文王，尊而祀之也。’此宗尊之说也。古者天子七庙。刘歆曰：“七者正法，苟有功德则宗之，不可预为设数。宗不在数中，宗变也。’朱熹亦以歆之说为然。陈氏《礼书》曰：‘父昭子穆，而有常数者，礼也。祖功宗德，而无定法者，义也。’此宗无数之说，礼以义起者。今援据古义，推缘人情，皇考至德昭闻，密佑穹旻，宗以其德可。圣子神孙，传授无疆，皆皇考一人所衍布，宗以其世亦可。宜加宗皇考，配帝明堂，永为有德不迁之庙。”帝以疏不言祔庙，留中不下，乃设为臣下奏对之词，作《明堂或问》，以示辅臣。大略言：“文皇远祖，不应严父之义，宜以父配。称宗虽无定说，尊亲崇上，义所当行。既称宗，则当祔庙，岂有太庙中四亲不具之礼？”帝既排正议，崇私亲，心念太宗永无配享，无以谢廷臣，乃定献皇配帝称宗，而改称太宗号曰成祖。时未建明堂，迫季秋。遂大享上帝于玄极宝殿，奉睿宗献皇帝配。殿在宫右乾隅，旧名钦安殿。礼成，礼部请帝升殿，百官表贺，如郊祀庆成仪。帝以大享初举，命赐宴群臣于谨身殿。已而以足疾不御殿，命群臣勿行贺礼。礼官以表闻，并罢宴，令光禄寺分给。

　　二十一年，敕谕礼部：“季秋大享明堂，成周礼典，与郊祀并行。曩以享地未定，特祭于玄极宝殿，朕诚未尽。南郊旧殿，原为大祀所，昨岁已令有司撤之。朕自作制象，立为殿，恭荐名曰泰享，用昭寅奉上帝之意。”乃定岁以秋季大享上帝，奉皇考睿宗配享。行礼如南郊，陈设如祈谷。明年，礼部尚书费寀以大享殿工将竣，请帝定殿门名，门曰大享，殿曰皇乾。及殿成，而大享仍于玄极宝殿，遣官行礼以为常。隆庆元年，礼臣言：“我朝大享之礼，自皇考举行，追崇睿宗，以昭严父配天之孝。自皇上视之，则睿宗为皇祖，非周人宗祀文王于明堂之义。”于是帝从其请，罢大享礼，命玄极宝殿仍为钦安殿。

　　令节拜天

　　嘉靖初，沿先朝旧仪，每日宫中行拜天礼。后以为渎，罢之。遇正旦、冬至、圣诞节，于奉天殿丹陛上行礼。既定郊祀，遂罢冬至之礼。惟正旦、圣诞节行礼于玄极宝殿。隆庆元年正旦，命宫中拜天，不用在外执事，祭品亦不取供于太常。

纪传体史书。清代明史馆纂修。署名张廷玉撰，三百三十二卷。创修于顺治二年(1645)，再修于康熙四年(1665)，无进展;重修于康熙十八年(1679)，以徐文元为监修，张玉书、王鸿绪、张廷玉及万斯同等人编撰，万斯同以布衣身份参加，用力最多。历时二十年，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编成《明史稿》四百六十卷。后被王鸿绪删为三百十卷，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定稿。至雍正元年(1723)又对王稿进行删改，由张廷玉主编，雍正十三年(1735)最后定本，乾隆四年(1739)刊行。本书共经四次修改，历时整90年，是官修正史中费时最长的一部。记叙范围上起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下至明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共276年的史事。多取材于《明实录》、档案、文集、奏议、志书、邸报、私史等。资料可靠，取材广泛，编订严谨，考证较精，文字简洁，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是研究明史的基本资料。尤其是《土司传》、《外国传》、《西域传》等史料，十分珍贵。本书最大缺点是凡不利于清统治的史事均被删除。有武英殿原刻本，1974年中华书局校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