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代古制佚存凡例
孔子修述六藝，其道則一。六藝皆孔子新訂之制，迥非四代舊典。自七十子後，此説失傳，今雖力復微言，聞者疑信參半。以素王之制，舊皆屬之四代，必創立今學，欲張明此義，非備言四代軼聞與六藝不同者，不足以取信於人。今故撰爲此例，務搜求四代事實，實與六藝不同者，彙爲書，然後人乃悟六藝果素王之教，非四代舊制矣。
人讀《春秋》，皆欲得孔子未修之底本，以見筆削之義。今除《公羊》所引「星不及地尺而復」一條，别無明證，今輯此書，即欲見未修《春秋》之意，知古制之不同六藝，則修《春秋》之意見，讀此書即如讀未修《春秋》之原文也。必明著底本，而後筆削之功可見。
《論語》云「杞宋不足徵」，是二代文獻殘缺矣，而唐虞可知。孔子時周禮尚有可考，然藏之秘府，非民間所有。孔子定禮作樂，用周處固多，餘者皆以意起。故《詩》、《書》所言，皆孔子新制，全與《王制》同，則當時實事不如此可知。則但考《書》、《詩》無沿革，全與《春秋》、《王制》同，而六藝之爲素王無疑矣。
先師傳記，四代異制，舊彙輯爲一表，曰《四代異禮表》。然表中禮制有確爲中古所無，六藝皆出素王，何得有此詳備文雅之事？不知三代即三統，謂將來之夏、殷、周，非既往之夏、殷、周也。董子云： 《三代改制》篇文。 「主天而王，法地而王」，「主天法商而王，主地法夏而王」云云，皆後王之事也。蓋素王定制以傳百世，異姓而興，不能不改異。若制度拘滯，定於一律，則易代改革，莫之適從，既不能不改，又不可以輕變，於是撰爲三統之説，取已定之制，分擬三品。如明堂非夏殷所有，而立三品明堂通變，以備後王之用。三代不用學校，《孟子》言學校之名目有三品是也。故三代制有實事，有託名，學者所當實考者也。
四代原文，舊制不惟不傳，所傳人亦不道。史公曰：「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然而《尚書》獨載堯以來，是未經孔子潤色，文皆不雅馴，學者多不傳，傳者皆孔子弟子所述，故舉素王一人，以包四代，而四代原文，則人不能疑之。如《山海經》真禹制也，而《禹貢》爲孔子之書；《穆天子傳》真周事也，而本紀多弟子所傳。今當博考群書，凡其隻文孤證，彙而集之，以爲六藝之印證。
四代禮制，仍以周制爲主。周既無之，則以上可知。如周喪期，夏三月，殷九月，信矣。周世卿，無學校，則二代皆世卿，可知矣。周人不親迎，居喪不釋位，娶妻不避同姓，則二代可知也。故周以上可詳者詳之，不能詳者舉周以包之，可也。後儒説孔子功績，不過託之空言，遠不及管、晏，而子貢稱其生榮死哀，其傳後事實，不過删訂六經，如今選詩編文之比，則司馬公、真西山優爲之，而宰我以爲「賢於堯舜」，孟子以爲不阿，誠實有所見。但如舊説，則堯舜至聖，孔子纂輯其書耳。作者爲聖，述者爲賢，豈得比堯舜？至「遠過」之言，更爲誣妄矣。此皆不知其實之言也。堯舜去孔子千餘年，由質而文，中古實多簡陋，至於文王、周公，猶有未備。孔子乃斟酌損益，定爲一王之制，踵事增華，去弊除害，文質彬彬，而後爲萬世可行之政。堯舜有禮樂，孔子亦有禮樂。以堯舜禮樂較孔子禮樂，孔子實賢之遠矣，故云見其禮樂，而知政德也。孔子一人之事業也，分之於堯舜，則堯舜直與孔子無所優劣。其云賢者，就事實之堯舜言，不就《尚書》之堯舜言。《尚書》之堯舜即孔子，禹、湯、文、武亦即孔子，同爲一事，不能强分優劣也。
《春秋》言復古之例，所謂古者，指文王而言。《春秋》託其制於文王，古即所謂文王也。蓋孔子所新定之制，渺思微慮，多出胸中，但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非天子不制度，孔子有德無位，如何可作？又實受命制作，故變其局，託之於文王。蓋周公制禮，在成康之時。孔子改周制，在當時必有執簡而争，以爲周制實不如此，孔子則託之以爲文、武之政，故以所改之事全歸之文王，所謂「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論語》、《中庸》皆累言文、武之政，此以改制託文、武，而不主周公之故也。
周制不親迎，不三年喪， 毛西河有此説，尚未暢。 不立學校，當時本爲通行之禮，孔子乃起而譏之，以爲古不如此。成、康以後，然而文王不然，故凡周制，皆以爲失禮。後來拘於其説，不復深求於真周制，皆以爲後來流變，以新制爲周公之制。即如此説，本無不可，惟積久遂失本意，全不見聖人之功用。今故直探本原，深祛誤説，欲以見生榮死哀、賢於堯舜之實迹也。
徐、秦《通考》，有變古、失禮一門，半爲宜俗，半爲周制。以改制例之，則爲失禮，不知實當時之事實也。今分門别目，就其中分出，與六藝不合者，以爲真四代之制，如周人之不親迎、不丁憂去官，不論賢不肖皆如此，又有毫無便利，而人競於違禮傷教，此必非失禮，實本時制如此。總之，舊説必指爲失禮者，以爲古帝聖王制度必不如此粗略。不知欲見孔子之功於四代，則孔子失其功；以孔子分主四代，四代雖簡略，而孔子之功乃足以爲生民一人，考三王而不謬，俟百世而不惑，子貢、宰我之言乃不虚也。
孔子訂制託之於古，當時弟子誦法，官府信從，合口同聲，以爲古制，此孔子過化存神之妙用，子貢所以歎其不可及。若使人不信，信而不能行，則便不足爲聖人矣。故當時公卿大夫有事，皆詢問於孔子，得一言以爲決。弟子如曾子、子游等所請問，夫子皆就己意答之，非有古制如此，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者也。如昭公娶同姓，本周制也，孔子「不娶同姓」，新制也。陳司敗聞孔子言而不疑，云「謂之吴孟子」，謂《春秋》書法，非昭公自謂之吴孟子。據孔子以疑孔子，此正化行之妙。孔子之教，在當日實已大行，如修六藝，而弟子通者七十餘人，欲立學校，而爲師授徒之風遂以大盛。其書在當時即已施行，而萬世仍因而不能改，此乃聖人之真實行事，非僅一老村學究已也。
《孟子》爲講學家尊信之書，其中言周制與六藝不合者亦多，即此足以知之。如云周人百畝而徹，《詩》云「雨我公田」，與周徹不合。滕國云「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是周時無三年喪。《左傳》、《國語》所載列國婚婣之事，多父納子妻，是不行六禮可知。 其有言親迎者，皆傳者仿禮制爲之。 吴楚稱王，而《春秋》書之爲子；晉文召王，而《春秋》書「王狩」，此皆與《春秋》不合之實事明證也。
此書以大綱爲主，細事不必求全。如封建、職官、井田、禮制乃其大者，列以證孔子改制之意足矣，不必穿鑿求通，必求詳備，亦分四代唐虞爲一類，夏殷二周爲一類。夏事以《山海》爲大綱，殷朝真書不多，恐不甚詳，唯周則以《詩國風》四州爲一大門，上三代事皆從周制推得之。
孔子當時人皆從信，至於弟子以後，人乃以爲疑，以新制於古説無徵，如滕諸大夫所言是也。弟子乃以爲諸侯惡其害己去籍，孟子所言，經師一大例也。
賢爲聖譯，皆緣孔子之意而作。蓋三代真制，實有沿革，古禮荒略，不足爲法。六藝於舊事多所改更，今若直録真事，文與六藝相反，而不相合，不惟簡陋不足爲法，而文有沿革，亦不一律，故傳者之意，全祖六藝而言，不敢復存四代真制。此如孔子六藝之删潤，今不能據賢者傳記，以爲四代禮制皆如孔子新文也。
鄭伯更説《楚詞》，不言孔子，亦不用經語。所言怪力亂神，大旨與《山海經》、《竹書》相似，是孔教未行於楚之證。按其説是也。《楚詞》所言怪力亂神，皆爲事實，孔子起而文飾之，不言怪力亂神，而言《詩》、《書》、執禮，傳記折中聖人，故屏神怪之説。屈子不用經義，故皆當時事實。欲知古事之實，《楚詞》其實録也。時孔子經教尚未大行於楚，故屈子所言，皆不用經義。 宋玉則引用《詩》詞矣。
不分卷。廖平撰。此书为廖平早期著作,共十八个编目。篇首是《王制义证凡例》,体现了廖平治经的根本指导思想。据廖平之孙廖宗泽《六译先生年谱》载,廖平35岁时,经尊经同人撰《王制义征》,“以《王制》为经,取《戴记》九篇外,《公》、《榖》传、《孟》、《荀》、《墨》、《韩》、《司马》及《尚书大传》、《春秋繁露》、《韩诗外传》、《纬候》,今学各经旧注,并及两汉经学先师旧说,务使详备,足以统帅今学诸经。”可见《王制》在其治经中的地位。《王制义证凡例》皆述素王(孔子)改制事,廖平以《王制》说《春秋》,因此全与《春秋》名物制度相吻合。《今文诗经古义疏证凡例》以诗本托兴,专主孔子,以“三颂”(《周颂》《鲁颂》《商颂)为三统循环,全诗比属凡例直同《春秋》。《今文尚书要义凡例》强调今古学之分在礼制,不在文字义理。《公羊春秋补证凡例》是廖平极为注重的一篇,自光绪十三年始治《公羊》,尔后数十年补证考订,可谓是其得意之作,因此最为可取。《榖梁春秋经传古义凡例》不用东晋范宁的注解,虽仍以《王制》为准,但通用先师旧说,时而间下己意,或对旧注不完整的地方又加以详细注解。总之,廖氏在治此经时态度十分审慎严谨。《春秋古经左氏说后义补证凡例》,西汉经学博士认为左氏不传《春秋》,清末今文经学家认为《春秋左氏传》为刘歆增益,刘逢禄撰《左氏春秋考证》,排斥《左传》,廖平作《古学考》,也认为《左传》一书出于天汉(汉武帝年号)以后。但后因张之洞笃信《左传》,张在广东督任时致意廖平纂《左传长编》,后在《左丘明考》中竟改变了原来的看法。因此也招来了世人的白眼,四川提学使赵启霖以廖平《三传》同出于子夏之说,为穿凿附会,令各学堂毋得聘请廖平讲学。《礼记凡例》及《两戴记凡例》,除归本《王制》外,别无新意。《周官考证凡例》谓《汉书·艺文志》有《周礼说》四篇,今其书不传,大概已附入经文之中去了。《易经新义疏证凡例》说六爻分配六经,八卦配九州,四爻配帝王周孔,六十四卦分配八佰五十六卒正,可见其穿凿之至。《论语汇解凡例》,认为《论语》所记,都是弟子后来追录的,虽不是传经的重要依据,但以圣人广大无所不包的“微言大义”,来确立孔子晚年改制的思想,却是廖平治经的根本出发点。也与他后来在《孔经哲学发微》一书里体现的思想是一致的。有尊经书局光绪二十三年(1897)刊刻版、《六译馆丛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