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增篇第二十五
齐桓公云：“寡人未得仲父极难，既得仲父甚易。”桓公不及尧、舜，仲父不及禹、契，桓公犹易，尧、舜反难乎？以桓公得管仲易，知尧、舜得禹、契不难。夫易则少忧，少忧则不愁，不愁则身体不癯。舜承尧太平，尧、舜袭德。功假荒服，尧尚有忧，舜安〔而〕无事。故《经》曰：“上帝引逸 ”，谓虞舜也。舜承安继治，任贤使能，恭己无为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夫不与尚谓之癯若腒，如德劣承衰，若孔子栖栖，周流应聘，身不得容，道不得行，可骨立〔皮〕附，僵仆道路乎？纣为长夜之饮，糟丘酒池，沉湎于酒，不舍昼夜，是必以病。病则不甘饮食，不甘饮食，则肥腴不得至尺。《经》曰：“惟湛乐是从，时亦罔有克寿。”魏公子无忌为长夜之饮，困毒而死。纣虽未死，宜赢癯矣。然桀、纣同行则宜同病，言其腴垂过尺余，非徒增之，又失其实矣。
传语又称：“纣力能索铁伸钩，抚梁易柱。”言其多力也。“蜚廉、恶来之徒，并幸受宠。言好伎力之主致伎力之士也。或言武王伐纣，兵不血刃。”夫以索铁伸钩之力，辅以蜚廉、恶来之徒，与周军相当，武王德虽盛，不能夺纣素所厚之心；纣虽恶，亦不失所与同行之意。虽为武王所擒，时亦宜杀伤十百人。今言“不血刃，”非纣多力之效，蜚廉、恶来助纣之验也。
案武王之符瑞，不过高祖。武王有白鱼、赤乌之佑，高祖有断大蛇、老妪哭于道之瑞。武王有八百诸侯之助，高祖有天下义兵之佐。武王之相，望羊而已；高祖之相，龙颜、隆准、项紫、美须髯，身有七十二黑子。高祖又逃吕后于泽中，吕后辄见上有云气之验，武王不闻有此。夫相多于望羊，瑞明于鱼乌，天下义兵并来会汉，助强于诸侯。武王承纣，高祖袭秦，二世之恶，隆盛于纣，天下畔秦，宜多于殷。案高祖伐秦，还破项羽，战场流血，暴尸万数，失军亡众，几死一再，然后得天下，用兵苦，诛乱剧。独云周兵不血刃，非其实也。言其易，可也；言不血刃，增之也。案周取殷之时，太公《阴谋》之书，食小儿丹，教云亡殷，兵到牧野，晨举脂烛。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战，血流浮杵，赤志千里。由此言之，周之取殷，与汉、秦一实也。而云取殷易，兵不血刃，美武王之德，增益其实也。凡天下之事，不可增损，考察前后，效验自列。自列，则是非之实有所定矣。世称纣力能索铁伸钩；又称武王伐之兵不血刃。夫以索铁伸钩之力当人，则是孟贲、夏育之匹也；以不血刃之德取人，是则三皇、五帝之属也。以索铁之力，不宜受服；以不血刃之德，不宜顿兵。今称纣力，则武王德贬；誉武王，则纣力少。索铁、不血刃，不得两立；殷、周之称，不得二全。不得二全，则必一非。
孔子曰：“纣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孟子曰：“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耳。以至仁伐不仁，如何其血之浮杵也？”若孔子言，殆〔且〕浮杵；若孟子之言，近不血刃。浮杵过其实，不血刃亦失其正。一圣一贤，共论一纣，轻重殊称，多少异实。纣之恶不若王莽。纣杀比干，莽鸩平帝；纣以嗣立，莽盗汉位。杀主隆于诛臣，嗣立顺于盗位，士众所畔，宜甚于纣。汉诛王莽，兵顿昆阳，死者万数，军至渐台，血流没趾。而独谓周取天下，兵不血刃，非其实也。
传语曰：“文王饮酒千钟，孔子百觚。”欲言圣人德盛，能以德将酒也。如一坐千钟百觚，此酒徒，非圣人也。饮酒有法，胸腹小大，与人均等。饮酒用千钟，用肴宜尽百牛，百觚则宜用十羊。夫以千钟百牛、百觚十羊言之，文王之身如防风之君，孔子之体如长狄之人，乃能堪之。案文王、孔子之体，不能及防风、长狄，以短小之身，饮食众多，是缺文王之广，贬孔子之崇也。
案《酒诰》之篇，“朝夕曰祀兹酒 ”，此言文王戒慎酒也。朝夕戒慎，则民化之。外出戒慎之教，内饮酒尽千钟，导民率下，何以致化？承纣疾恶，何以自别？且千钟之效，百觚之验，何所用哉？使文王、孔子因祭用酒乎？则受福胙不能厌饱。因飨射之用酒乎，飨射饮酒，自有礼法。如私燕赏赐饮酒乎？则赏赐饮酒，宜与下齐。赐尊者之前，三觞而退，过于三觞，醉酗生乱。文王、孔子，率礼之人也，赏赉左右，至于醉酗乱身：自用酒千钟百觚，大之则为桀、纣，小之则为酒徒，用何以立德成化，表名垂誉乎？世闻“德将毋醉”之言，见圣人有多德之效，则虚增文王以为千钟，空益孔子以百觚矣。
传语曰：“纣沉湎于酒，以糟为丘，以酒为池，牛饮者三千人，为长夜之饮，亡其甲子。”夫纣虽嗜酒，亦欲以为乐。令酒池在中庭乎？则不当言为长夜之饮。坐在深室之中，闭窗举烛，故曰长夜。令坐于室乎？每当饮者，起之中庭，乃复还坐，则是烦苦相藉，不能甚乐。令池在深室之中，则三千人宜临池坐，前俯饮池酒，仰食肴膳，倡乐在前，乃为乐耳。如审临池而坐，则前饮害于肴膳，倡乐之作不得在前。夫饮食既不以礼，临池牛饮，则其啖肴不复用杯，亦宜就鱼肉而虎食。则知夫酒池牛饮，非其实也。
传又言：纣悬肉以为林，令男女倮而相逐其间，是为醉乐淫戏无节度也。夫肉当内于口，口之所食，宜洁不辱。今言男女倮相逐其间，何等洁者？如以醉而不计洁辱，则当其浴于酒中，而倮相逐于肉间。何为不肯浴于酒中？以不言浴于酒，知不倮相逐于肉间。
传者之说，或言：“车行洒，骑行炙，百二十日为一夜。“夫言：“用酒为池，”则言其车行酒非也；言其“悬肉为林，“即言骑行炙非也。或时纣沉湎覆酒，滂沲于地，即言以酒为池。酿酒糟积聚，则言糟为丘。悬肉以林，则言肉为林。林中幽冥，人时走戏其中，则言倮相逐。或时载酒用鹿车，则言车行酒、骑行炙。或时十数夜，则言其百二十。或时醉不知问日数，则言其亡甲子。周公封康叔，告以纣用酒期于悉极，欲以戒之也。而不言糟丘酒池，悬肉为林，长夜之饮，亡其甲子。圣人不言，殆非实也。
传言曰：“纣非时与三千人牛饮于酒池。”夫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纣之所与相乐，非民，必臣也；非小臣，必大官，其数不能满三千人。传书家欲恶纣，故言三千人，增其实也。
传语曰：“周公执贽下白屋之士。”谓候之也。夫三公，鼎足之臣，王者之贞干也；白屋之士，闾巷之微贱者也。三公倾鼎足之尊，执贽候白屋之士，非其实也。时或待士卑恭，不骄白屋，人则言其往候白屋；或时起白屋之士，以璧迎礼之，人则言其执贽以候其家也。
传语曰：“尧、舜之俭，茅茨不剪，采椽不斫。夫言茅茨采椽，可也；言不剪不斫，增之也。《经》曰“弼成五服”。五服，五采服也。服五采之服，又茅茨、采椽，何宫室衣服之不相称也？服五采，画日月星辰，茅茨、采椽，非其实也。
传语曰：“秦始皇帝燔烧诗书，坑杀儒士。”言燔烧诗书，灭去《五经》文书也；坑杀儒士者，言其皆挟经传文书之人也。烧其书，坑其人，诗书绝矣。言烧燔诗书、坑杀儒士，实也；言其欲灭诗书，故坑杀其人，非其诚，又增之也。
秦始皇帝三十四年，置酒咸阳台，儒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始皇之德。齐淳于越进谏始皇不封子弟功臣自为〔挟〕辅，刺周青臣以为面谋。始皇下其议于丞相李斯。李斯非淳于越曰：“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臣请敕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有敢藏诗书、百家语、诸刑书者；悉诣守尉集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灭；吏见知弗举，与同罪。”始皇许之。明年，三十五年，诸生在咸阳者，多为妖言。始皇使御史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者，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七人，皆坑之。燔诗书，起淳于越之谏；坑儒士，起自诸生为妖言，见坑者四百六十七人。传增言坑杀儒士，欲绝诗书，又言尽坑之。此非其实，而又增之。
传语曰：“町町若荆轲之闾。”言荆轲为燕太子丹刺秦王，后诛轲九族，其后恚恨不已，复夷轲之一里，一里皆灭，故曰町町。此言增之也。
夫秦虽无道，无为尽诛荆轲之里。始皇幸梁山之宫，从山上望见丞相李斯车骑甚盛，恚，出言非之。其后左右以告李斯，李斯立损车骑。始皇知左右泄其言，莫知为谁，尽捕诸在旁者皆杀之。其后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民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地分”。皇帝闻之，令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人诛之。夫诛从行于梁山宫及诛石旁人，欲得泄言、刻石者，不能审知，故尽诛之。荆轲之闾，何罪于秦而尽诛之？如刺秦王在闾中，不知为谁，尽诛之，可也；荆轲已死，刺者有人，一里之民，何为坐之？始皇二十年，燕使荆轲刺秦王，秦王觉之，体解轲以徇，不言尽诛其闾。彼或时诛轲九族，九族众多，同里而处，诛其九族，一里且尽，好增事者，则言町町也。
东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文学批评家王充撰著的一部哲学著作。三十卷，八十五篇。其中《招致篇》已亡，实存八十四篇，共二十余万言。作者因感于“伪书俗文，多不诚实”(《自纪》)，乃用三十余年撰成此书。内容涉及到哲学、政治、宗教、文化等各方面的重要问题。在宇宙观上，认为“元气”是天地万物的原始物质基础，认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以自然界的自然规律代替神学理论;在认识论上，批判了唯心主义宣传的“圣人生而知之”先验论，强调学用一致，博览古今;在人性论上，主张性有善恶，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在形神关系上，提出精气必须依赖于形体，形体死亡，知觉即告停止的观点，批判了谶讳迷信的思想;在历史观上，反对崇古非今，提出了“汉高于商”的发展进化思想;在学派关系上，对孔、孟、荀、墨、名、法、道、阴阳诸家，以及汉代儒士、道教和迷信思想，均有批判。此外，书中还有许多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因为本书是一部具有强烈战斗性的论著，所以它一问世，就被统治阶级斥为“异端邪说”，长期受到埋没，宋明以后才渐受重视。王充对西汉经学的“天人感应”和当时“谶讳迷信”的神学思想进行全面挑战，特别是他开创了元气自然论的朴素唯物主义新阶段，对中国古代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时代和科学认识水平的限制，使他在社会历史观上仍然认为人的贵贱寿夭，国家的治乱安危，都受到“时数”的支配。这种唯心主义的命定论，自然会在本书中有所反映。本书明清以来版本颇多。今有上海人民出版社公元1974年出版的以通津堂本为底本的校勘本。注释有刘盼遂《论衡集解》(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极便读者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