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评《小说月报》“中国文学研究号”
此书本刊前期已有评论，兹续其未尽者，拉杂书所见如下。然此书谬妄浅陋之处逐目皆是，今亦不能缕举也。
（一）首篇为郑振铎君《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郑君所谓文学研究，实即文学史之研究。夫文学之研究而仅限于史的方面，亦已狭矣，姑舍此不论。郑君所提出之新观念，一则为归纳的考察，一则为进化之观念。郑君所谓归纳的考察，乃指求真实之完备证据。夫此固一切考证工作之所同，不如是则不成其为学，初无待于郑君洋洋数千言之空论而诩为新观念也。而郑君洋洋数千言中，反有使人喷饭之处，如云归纳的考察倡始于倍根在以前无论研究什么问题或事件，都先有了一个定理或原则以归纳法倡始于倍根，则理论上不知何以处亚里士多德，实施上何以处Galileo John Kepler等辈？此固无关于文学，然亦可见郑君之常识矣。郑君又指出开辟之新途径共有三：（1）外来之影响；（2）巨著之发现；（3）中国文学内容之分类。此三项非不当注意，然尚有更重要于是者。仅从此三方面发展，决不能得完满之中国文学史，且第二固有非人力所能强为者。吾人以为整理过去之中国文学，当从下列三方面着手：（1）作品之阐明，即主要作品（standard words）之校勘注释，鉴别真伪，考订时代及评判价值是也；（2）作者之阐明，即文学家传记之精细研究是也；（3）文学与时代之交互影响之研究。若夫文体之源流、文家之派别，又其次要者矣。郑君于新途径之第三项下，述其个人所定之中国文学书分类法，一方面有概括不周之病，一方面贻区类失当之讥，而排列亦欠妥。兹为改订如下，读者比而观之，便知其得失：第一类汇集；第二类诗歌；第三类戏剧（以上三类仍旧，惟名称稍改）；第四类弹词（内容即原第五类）；第五类小说（即原第四类，惟当将原第八类中之寓言移入此类）；第六类史传，原第八类个人文学及第九类中之游记应入此类，并加传记、专史、杂史、通史等；第七类论著，包括原第六类散文集及原第九类中所余各项（其中谣谚一项应移入诗歌类），并加学术专著一项，仅采其有文学价值者如《庄子》《孟子》《天演论》之类；第八类文学批评（仍原第七类）。
（二）郭绍虞君《文学演进之趋势》一文，乃根据摩尔顿（Moulton）《文学之近代研究》一书中之文学演进表而立论。郭君于中国古代有无史诗（epic）之问题依违不能决，而谓吾人今日所以不能考察古代史诗之故有二：一则先民尚实，不喜荒唐之神话，故叙事诗之质量皆逊，无流传之价值；一则或由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诗》《书》经其删定，史诗遂以失传。以吾人观之，此两说皆不能成立。谓古代民族不喜荒唐之神话，则曷不读《山海经》？就诗歌言，如《离骚》《九歌》《招魂》，莫不以荒唐之神话为主要资料。《诗》《书》之未经孔子删削，殆成清代学者之定论，而《诗》《书》中亦未尝无荒唐之神话。以吾人观之，中国古代殆无史诗，果有之，当不能□采风之使之耳目，且自殷末以至战国五六百年间，歌谣讴谚不绝于称引及集录，何故独遗史诗？谓古实有之，至有史时代而忽然忘却，有是理乎？至中国何以无史诗，则可用斯宾格勒之历史哲学解释之。一文化有一文化之基本象征（fundamental symbol or general idea），其基本象征不同，则其所表现于文化上者自不能无异，初不必求其故于外表之事实也。复次，摩尔顿氏举文学之系别归纳于一元，其说多牵强附会。郭君步趋不离，亦可谓食西不化者矣。郭君谓哲理文所以从抒情诗蜕变而来的缘故，则实以意志为其枢纽，情与志本常相混而不易分析志又与知常相混而不易分析所以抒情诗有蜕变为哲理文之可能。推是说也，则一切知识学术皆可附会谓由抒情诗蜕变而成，又何独哲理文乎？
（三）潘力山君《从学理上论中国诗篇》中谓秦以前，我国只有歌诗（与声乐舞蹈相伴）及剧诗而无独立诗，不知其何以处《离骚》《九章》及《天问》诸作也。
（四）梁启超君《释四诗名义》一文，乃其《要籍解题》中《诗经篇》之一段。梁君此文之主要意见，即推翻旧日以风、雅、颂三者为四诗之说，谓尚有南一类（《周》《召》二南），合风、雅、颂恰成四数。梁君于本文之末声言曰：我这种解释，惟释颂一项本诸阮元《揅经室集》而小有异同，其余都是自己以意揣度的，或者古人曾说过亦未可知。然事之巧妙竟有不出梁君所料者。梁君释南之说六百余年前程大昌已发之，且梁君所举证据无一不为程氏所已举者。兹比列程氏与梁君之说，读者一阅便知。
（1）程说（见程氏所著《诗议》之第一篇，粤雅堂丛书本，《焦氏笔乘》卷二第二十八页引）：
盖南、雅、颂，乐名也，若今乐曲之在某宫也。南有周、召，颂有周、鲁、商，本其所从得而还以系其国土也。《鼓钟》之诗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季札观乐，有舞《象箾》《南籥》者。详而推之：《南籥》，二南之籥也；箾，雅也；象舞，颂之《维清》也。其在当时亲见古乐者，凡举雅、颂，率参以南。其后《文王世子》又有所谓胥鼓南者，则南之为乐古矣。
（2）梁说：
《诗鼓钟》篇以雅以南，南与雅对举。雅既为《诗》之一体，南自然也是《诗》之一体。《礼记文王世子》说胥鼓南，《左传》说《象箾》《南籥》，都是一种音乐的名，都是一种诗歌。
然程氏之说亦有与梁君不同者。程氏谓原始之《诗经》只有南、雅、颂三体，而风为后起，引证颇凿，兹不赘述。
（五）本书之最末一篇，为郑振铎君之《中国文学年表》。篇首声言未及细校，疏漏及错误当不免。夫谨严之编辑家，决不应以此等语自文饰。今观此篇去取失当之处，直不胜举。如于先秦，则有申、韩而无老、墨、荀（其生卒年虽不能确知，亦当著其大略）。又如屈平之生卒年固不能确考者，而篇中竟不加疑词。于西汉则张骞使西域之年沿坊间年表之误，固可无责。于东汉有桓谭、崔瑗、仲长统，而无王充、张衡、王符，真不可解矣。于六朝则著《文心雕龙》之刘彦和竟不能占一席。于五代则冯延巳竟见弃遗。自郐以下，吾不欲观之矣。
署名素痴，原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8期，1928年2月27日
后“五四”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一辈学人受传统道德伦理的制约愈少，故能接纳西式的学术批评，而产生出众多生机活泼、直指问题核心的书评文字。被誉为“天才史学家”的张荫麟在民国学界以善写书评著称。他在入读清华学校的第二年，因撰文质疑乃师梁启超的老子在孔子后百余年之说而一鸣惊人，此后因家庭环境和师友鼓励又多作书评。其中少数为介绍性质的文字，更多的则是品评学术的激扬之音，往往风格多元，文字犀利，一针见血，可谓当时的学术生态实景，有助于了解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人文学界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