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容庚《宝蕴楼彝器图录》
（定价六十元，经售处北平古物陈列所及燕京大学图书馆）
□北平古物陈列所□，选其宝蕴楼所藏清盛京故宫古铜器九十二品（皆著录于《西清续鉴乙编》者）影拓印行，由该所鉴定委员、燕京大学教授容庚君考释编次，本刊（第五十一期）已志其事。其书至今始出版，影拓摹勒之工，视上虞罗氏所印古器诸书犹或过之。使该所藏器能尽依此例影印流布，其有禆于艺术史及名物训诂学者，当不少也。本书之主要贡献，略举如下。
（甲）关于古史者
（一）谥。《周书谥法解》云：惟周公旦、太公望开嗣王业，攻于牧野之中。终葬，乃制谥叙法。惟据王国维氏所考，谥法之作，在宗周共、懿诸王以后。今周献侯鼎铭文云：唯成王大□才（在）宗周，商（赏）献侯□贝，用作丁侯尊彝。（九页）可见此鼎作于成王生时。据其所称，则成王乃生时之美称而非谥号，可助证王国维之说，此一事也。
又（二）陈侯午簋铭文有唯十又四年，陈侯午以群诸侯金作大祀祭器之语，容君云：
《史记田敬仲世家》：齐侯太公和卒，子桓公午立，六年卒。《索隐》曰：《纪年》，梁惠王十三年当齐桓公十八年，后威王始见。则桓公十九年而卒，与此不同。此铭云十又四年，则《纪年》是也。（七十五页）
按容君之论断诚是。惟其所引《史记》原文云：桓公午五年，秦侯攻韩齐因起兵袭燕国，取桑丘，六年救卫。桓公卒，子威王因齐立。则但就文义而论，此处之六年不能断定其指桓公卒年。惟检《六国表》，齐康公泰〔贷〕二十一年桓公午立，二十六年康公卒，次年为齐威王因齐元年，则《史记》实以桓公在位六年而卒，显与陈侯午簋铭文抵触，而《竹书纪年》之所载为可信。若然，《纪年》以梁惠王十三年当齐桓公十八年，则梁惠王十四年乃当桓公十九年，而威王之即位，《纪年》当在此年或次年。惟据《史记六国表》，齐威王即位距梁惠王十四年前二十四年，则《六国表》中魏与齐之年纪（chronology）根本发生问题，而其他各部分之可靠程度因之亦不能无疑。容君所考，虽根据不过全文中两三字，而实掀起古史上一大问题，深值我国史家之注意也。
又（三）《春秋》襄十三年夏取邾，《说文》邾附庸国，其姓不详。今书中有一鼎铭云：邿白（伯）肇乍（作）孟妊（任）譱（膳）鼎。则邾实姓任爵伯而非附庸也。
（乙）关于名物训诂者
（一）观叔单鼎（二十三页）及师寏文簋铭文，知弔即古叔字，像人执弓矢形，为男子之美称。容君引申吴大澂之说曰：弔，善也，引申而为有凶丧而问其善否曰弔。《说文》而作，形体少讹。魏三字石经君奭不弔，古文作，篆文作，尚不误。近之妄人，不知古义，竟有据弔字以推想古代丧礼者，足见其浅陋可笑。
（二）《尔雅》《说文》皆谓鼎之圜弇上者为鼒，今据叔单鼎及其铭文，可知鼒乃鼎之别名，实无形制上之差异。
（三）自宋以来，皆以为彝与敦之分，在前者侈口圈足，后者敛口三足；今观簋（六十页）侈口圆足，而与《两罍轩彝器图释》所著录敛口三足之周兄光敦，其铭文相同，皆云作尊簋，可见彝与敦是一而非二。
（四）此外，各铭文中有历来字书所无之字若干。其中有字（十页），惟甲骨文有之，可以互证。关于器铭文字方面，于此联想及一问题，愿附带一质容君：商周之文字画，是否仅用于彝器之铭，又是否别有其音？此问题固知答案不易寻也。
（丙）关于艺术史方面
吾人所知甚少，不敢妄言。以其蠡测，似可见商器之装饰花纹母题（motif）极单调，胥不出饕餮形，其同一母题之变异亦少。惟周器则异，异母题则饕餮以外有他种几何图案，有鸟兽人物，其同一母题亦间有变异，于此可见装饰技术之进化。最可注意者，其中周猎壶一器之装饰图案，画法上、题材上皆与汉代之孝山堂石刻及武梁祠石刻绝相类，可见此种图画渊源之古也。
署名素痴，原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69期，1929年5月6日
后“五四”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一辈学人受传统道德伦理的制约愈少，故能接纳西式的学术批评，而产生出众多生机活泼、直指问题核心的书评文字。被誉为“天才史学家”的张荫麟在民国学界以善写书评著称。他在入读清华学校的第二年，因撰文质疑乃师梁启超的老子在孔子后百余年之说而一鸣惊人，此后因家庭环境和师友鼓励又多作书评。其中少数为介绍性质的文字，更多的则是品评学术的激扬之音，往往风格多元，文字犀利，一针见血，可谓当时的学术生态实景，有助于了解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人文学界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