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论文
广东中山大学近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其规模略仿旧日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并印行周刊，其体例亦仿旧日北大研究所周刊。该刊以去年十一月创刊，至现在止，吾人所得见者共有五期。撰述人多为校教授，虽取材间或不甚紧严，亦近日出版界中在水平线上之刊物也。就所见五期中，可注意文为下列之四篇，兹一一略加评骘。至第三期中陈寅恪《童受〈喻鬘论〉梵文残本跋》则已见《清华学报》四卷二期，本刊第二期业已论及。
评顾颉刚《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像》
顾君此文大意，谓三代国境不出黄河两岸，九州乃是战国的时势引起的区划土地的一种假设因为那时四海之内有九个方千里的地，所以就有了九州之说，因断定《禹贡》为战国时所作，并谓战国人认当时之疆域为三代之疆域，赖此谬误之历史见解，消除种族之成见，故能有秦汉统一之业云。此文傅斯年君曾有评论（见该刊第二期），指出小节之错误甚多，兹概不赘述。然顾君此文尚有数大谬误，为傅君所未见及者。
（一）三代王畿之狭小，自是事实；然王畿与全国境域不容混为一谈。春秋以前，王朝之势力及其与长江流域诸国之关系，吾人决不能据春秋时之情形推断，因国势之消长及领域之伸缩为历史上所恒有事也。九州之划分，远在战国之前，器物上及史籍上证据凿然，乌能抹杀？
（甲）齐侯镈钟：虩虩成唐（汤）有敢（严）在帝所，博受天命，咸有九州，处禹之堵。
（乙）《商颂玄鸟》：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
（丙）《商颂长发》：九有有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
（丁）《左传》哀公四年：士蔑乃召九州之戎。
（戊）《左传》宣公三年：王孙满对曰：昔夏之方有传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
（己）《国语》：共工氏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
《左》《国》之文，顾君自可指为战国人之臆则〔测〕；然《商颂》、齐钟，岂亦战国人所伪造欤？（《商颂》，据王国维所考，乃西周中叶人所作；齐钟从字形上推定，亦春秋时物。）如是普通之证据，曾不覆按，而信口疑古，天下事有易于此者耶？吾人非谓古不可疑，就研究之历程而言，一切学问皆当以疑始，更何有于古？然若不广求证据，而擅下断案，立一臆说，凡不与吾说合者则皆伪之，此与旧日策论家之好作翻案文章，其何以异？而今日之言疑古者大悉类此。世俗不究本原，不求真是，徒震于其新奇，遂以打倒偶像目之，不知彼等实换一新偶像而已。
（二）顾君谓：《商颂》里说邦畿千里肇域彼四海，看四海仅仅千里，那时天下是这样的小。顾君于《商颂玄鸟》中如此浅白之句，竟未能通其义，真足使人骇讶。按此段全文云：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祁祁，景员维河。《说文》：畿，天子千里地，以远近言之，则言畿。然则畿乃国境之一部分，而非其全部也。此言四海，非指四海之本身，乃指四海以内之一切国（故云来假），四海正与邦畿相对，谓邦畿以外，四海诸国皆来朝献也。若以邦畿与四海为一，则不独文字上无此诂，且原文竟不可通矣。
（三）顾君谓秦汉以后武功之低落，在思想上以儒家德化之说为重要原因。关于此点，吾无间言。然顾君于汉元帝从贾捐之议弃珠崖之事，谓这种宽洪的度量秦始皇、汉武帝一辈人都是不会有的。此点虽无关大体，然此言实乖历史常识。按武帝晚年亦深悔早年之远略，其罢轮台设尉之议，实与元帝之弃珠崖同调。故班固谓，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汉书西域传》赞）读者或顾君如欲知此诏，可检《汉书西域传》渠犁城条，兹不赘引。
评顾颉刚《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该刊第五期）
顾君此文略谓以圣人为理想中最高之人格，始见于《论语》。孔子只以君子自居，未尝以圣人自许。孔子卒后，因其人格之伟大，世人之期许，及门弟子之宣传，遂成为圣人。战国人渐加附会，视为能未卜先知之人。及汉代纬书，则直以孔子为神怪之人物。此皆非孔子所及料者矣。
此文大体上极允当，然亦有谬误。如云，我们读《论语》，便可知道他修养的意味极重，政治的意味很少；不像孟子，他终日汲汲要行王政治，要救民于水火之中。实则就《论语》考之，孔子救世之热情，初未尝减于孟子。（不过其时游说之风未盛，故《论语》中无如孟子游说人主之辞耳。）试观时人对孔子之批评，微生亩则谓丘何为是栖栖者欤？毋乃为佞乎？石门之晨门，则谓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欤。孔子之自期，则谓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其后晚年不遇，则有凤鸟不至，河不出图之叹。以上仅就记忆所及者举之，若取原书逐章寻索，必不止此。又如《佛肸》《公山》及《子见南子》三章，以崔东壁指为伪，兹不引。何得谓孔子政治的意味很少？
评胡适《论左传之可信及其性质》（该刊第一期）
胡君此文乃节译瑞典学者珂罗崛伦（B.Karlgen，其汉文名曰高本汉）之作而间有评论，珂氏之书今已有译本（上海新月书店出版），胡君之评论亦有极不中肯者，如云，用K（指珂氏）比较周秦西汉的文字结果，我们可以得恰相反的结论。如果周秦西汉古书中没有和《左传》同样的文法，那么，我们不可以说《左传》是西汉晚年的作品吗。不知珂氏之不采此结论者实自有故，因彼在前篇已证明司马迁确曾见左氏之书，且采用之也。
评余永梁《粊（费）誓的时代考》（该刊第一期）
余君此文谓《书序》以为《费誓》纪伯禽时事者谬，此篇乃鲁僖公时人所作，纪鲁僖公时事者。其主要证据：（1）从古彝器考之，周初人称徐为徐方，而《费誓》有徐戎之名，显为春秋时人语，又《费誓》文体与《秦誓》同，《秦誓》作于鲁僖公时。（2）鲁僖公有伐徐戎之事（见《左传》及《诗鲁颂宫》），而费地与《宫》所纪用兵之地合。此文考证极精细，然其结论似尚未十分稳固，因第（1）证据只能证明《费誓》作于春秋时，而不能证其所记为春秋时事；第（2）证据只能证明鲁僖公时亦有伐徐戎而用兵于费之事，不能反证伯禽时无同样之事也。
原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8期，1928年2月27日；后载《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2卷第19期，1928年3月6日；今据后者录入
后“五四”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一辈学人受传统道德伦理的制约愈少，故能接纳西式的学术批评，而产生出众多生机活泼、直指问题核心的书评文字。被誉为“天才史学家”的张荫麟在民国学界以善写书评著称。他在入读清华学校的第二年，因撰文质疑乃师梁启超的老子在孔子后百余年之说而一鸣惊人，此后因家庭环境和师友鼓励又多作书评。其中少数为介绍性质的文字，更多的则是品评学术的激扬之音，往往风格多元，文字犀利，一针见血，可谓当时的学术生态实景，有助于了解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人文学界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