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戈公振《中国报学史》
《中国报学史》一册，东台戈公振著，商务印书馆出版，定价三元。此书搜讨之勤，网罗之富，实为近来著作中之所罕见者。内凡六章，第一章绪论，正名申旨；第二章官报独占时期，述唐至清末邸报之沿革；第三章外报创始时期，述清嘉道以来西人在粤沪各地办报之经过；第四章民报勃兴时期（此所谓民报乃指纪载民事之报以别于官报者）；第五章报界之现状，并附插罕见之图画数十幅。此书不独可使报界中人明本业之掌故，其第二、第三及第四章可补史乘，后二章第三及第四章更可为近世史料一部分之目录。然其遗漏舛误之处亦所不免，兹摘举如下。
（一）资料之待补者。
（甲）本书第二章第十三页云，光绪间又有《谕摺汇存》盖杂志式之官报。其后事如何作者未及。按《谕摺汇存》至宣统初年已停印，或创办一报名《华制存考》者继之，此报书中未举及。余藏有此报宣统元年十月一函，其函上广告云：启者：本局（撷华书局）《华制存考》创办于《谕摺汇存》停印之时，其内容所采录皆治理事实，有禆公务，留心政治者堪作掌故，较之《谕摺汇存》更篇页增加，名例详备，日出一册，月钉成书。其月刊中项目有宪政、政务、名臣及各部日事。
（乙）鸦片战争以前侨居广州洋行之西人曾刊有西文报纸，此为外人在我国内地办西文报之最早者，其事详美人William Hunter所著The fan kwae at Canton before Treety Days一书中。
（二）疏谬之待正者。
（甲）本书第二章第四页载汉昭帝时，燕王告霍光及帝谓光曰：此事朕知其诬也，不然，更调羽林，事方八日，燕王何由知之，已使告变矣。作者谓意或彼时已有邸报传知朝政之事。按如所意，则昭帝当已知其故，何为讶问燕王何由知之？如燕王所据者为秘密之报告，则与公开之邸报无涉，而此等事何时蔑有？
（乙）本书第二章第七页云：按雕版肇自隋时，此盖据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而孙氏则采《河汾燕闲录》之说，《燕闲录》则因误解隋书而致谬。此点美人加脱氏Thomas Carter在其所著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一书中辨之至详，我国印刷术之起源，不能先于中唐也。（加脱氏之书已由向达君分章译出，载登中华图书馆协会之《图书馆学季刊》各期。）
（丙）本书第五章第九页以下，列举现今国内以学术为主体之杂志，殊多疏舛。《观象丛报》《新教育》《社会学杂志》《国学丛刊》《华国》《北京大学月刊》等早已停刊，《史地学报》已改为《史学与地学》季刊。民国四年发刊之中英文《清华学报》（季刊）久已停刊，今之《清华学报》乃半年刊，十三年作始。此外如《燕京学报》《广东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等，其出版虽在此书编成之后，他日再版，皆当加入。又关于医学、农学、银行、商业等，国内社团不乏刊物，作者皆不举及。又以文艺为主体之杂志，占今日国内定期刊物之大部分，作者一不著录，何也？他如第二章起处，引王安石谓《春秋》为断烂朝报之说，而辩驳《春秋》非报纸，刺刺数百言不休。不知荆公不过比较其形式之相肖，初未尝以《春秋》为朝报也，何劳作者之详证博辨，此真无的放矢也。其比次不当者，如第二章第十一节历叙清代官报沿革，至于光绪间，继忽插入乾隆间传钞伪稿案一长节，与前后不接。若述清初官报为此节之引端，乾隆以后之官报另为一节，岂不较善乎？
署名素痴，原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1期，1928年5月28日
后“五四”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一辈学人受传统道德伦理的制约愈少，故能接纳西式的学术批评，而产生出众多生机活泼、直指问题核心的书评文字。被誉为“天才史学家”的张荫麟在民国学界以善写书评著称。他在入读清华学校的第二年，因撰文质疑乃师梁启超的老子在孔子后百余年之说而一鸣惊人，此后因家庭环境和师友鼓励又多作书评。其中少数为介绍性质的文字，更多的则是品评学术的激扬之音，往往风格多元，文字犀利，一针见血，可谓当时的学术生态实景，有助于了解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人文学界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