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论
昔东汉董卓之变，豪杰相视而起于中州者，若袁、曹、刘、吕，皆负其奸豪之资，求因时乘变以济所欲。特孙坚激于忠勇，投袂特起于区区之下郡，奋以诛卓，虽卓亦独惮而避之。惜乎！三失大机而功业不就，卒以轻敌遂殒其身，由无谋夫策士以发其智虑之所不及故也。始坚以义从之士起于长沙，北至南阳，众已数万。南阳太守不时调给，坚责以稽停义师，按军律而诛之，人大震服。南阳民籍且数百万，兵强食阜，而坚不遂据之以治军整卒，命一偏将西趋武关以震三辅，身扼成皋而定巩、洛，迎天子而奉之，仗顺讨逆，以济其志，乃反弃去。而袁术得以起而收于羁旅之中，以为己资，遂以骄肆。此坚之一失也。夫董卓之强，天下畏之。袁绍、曹公相与歃血而起者凡十一将，皆拥据州郡，众合数万，然无敢先发以向卓者，独曹公与其偏将遇，遂以败北。而坚独以其兵趋之，合战阳人，大破其军，集其锐将。卓深震惮，乃遣腹心诣坚和亲，咸令疏其子弟胜刺史郡守者，悉表用之。向使坚阳合而阴伺之，差其宗亲苟胜军事者皆列疏与焉，使得各据土握兵以大其势，徐四起以蹙之，则其取卓易于反掌。不知出此，乃怒辱其使，誓必诛卓，使之愤惧，遂残污洛阳，劫持天子，西引入关以避其锋而穷其毒。此坚之二失也。夫兵以义动者，其势足以特立，则何至于附人？苟唯不能而有所附，必其德义足以为天下之所归往者，然后从之。袁术徒膺藉世资以役天下，其骄豪不武，非托身之主也。坚已驱卓而收复雒阳之残坏，不能阻山河之固，因形势之便，以观天下之变。乃还军鲁阳听役于术，为之崎岖转战以搏黄祖，卒殒其身于襄、汉之间，无异士伍。此坚之三失也。夫一举事而三失随之，则其功业违矣。孙策壮武，术略过于其父，又有周瑜、鲁肃之俦以辅其起。惜乎，坚之不善基也，使其不得奋于中原以竞天下。然策一举而遂收江东，为鼎足之资，使之不死，当为魏之大患。策之不得起于中原，非其智力之不逮，盖袁绍已据河北，曹公已收河南，独无隙以投之故也。以刘备之间关转战，至于白首，不获中州一块之壤以寓其足。而策乃能以敝兵千馀渡江转斗，不数岁而席卷江东，此其过备远矣。权之勇决进取，无以逮其父兄，然审机察变，持保江东，于权有焉。
夫三国之形，虽号鼎足，而其雌雄、强弱固有所在：魏虽不能遂并天下，盖不失其为雄强；吴、蜀虽能各据其国，然不免为雌弱。权惟能知乎此，是以内加抚循，而外加备御而已。时有出师动众，以示武警敌者，北不逾合淝，而西不过襄阳，未尝大举轻发，以求侥幸于魏。而魏人之加于我，亦尝有以拒之，未尝困折，是以终权之世而江东安。由是观之，则权之为谋，审于诸葛武侯之用蜀矣。
中国古代第一部军事人物评论集。1卷，28篇。北宋武学博士何去非撰。书成后，深得翰林学士苏轼赞赏，两次奏荐，乞换文资，并附呈此《备论》，以证实其“文章议论”。该书现存26篇。书中对战国至五代的兴衰成败和22个军事人物的用兵得失进行了评述，旨在以史为鉴。该书认为，不能笼统地肯定或否定战争，战争既“有以 用而危，亦有以不用而殆”，重要的是看是否含乎“德”、合乎“顺逆之情”、“利害之势”。它强调，要赢得战争的胜利必须有“智”，“智”胜于“勇”，楚汉战争中刘邦“能得真智之所在”，所以战胜了一味争强斗力的项羽; “智足以役勇，勇足以济智”，认为隋朝杨素堪称智勇兼备。书中对如何用“智”作了多方面的论述：认清主要敌人，以战国时六国之亡，“自战其所可亲，而忘其所可仇”为鉴;攻防的主次方向要分明，以晋灭吴所以胜，刘濞之所以败为例证;主张灵活用兵，“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推崇韩信、曹操“出奇应变”，多谋善断。 为了以智胜敌，主张利用“谋夫策士”，东汉末孙坚之所以“功业不就”，就是因为无人“发智虑之所不及”。书中提出君将要和谐，认为孙武、司马穰苴、周亚夫、诸葛亮、王猛等历代著名将相都是“深得于君”，权不中御，因而才能“武事可立，而战功可收。”《何博士备论》褒贬历史人物不囿旧说，苏轼赞誉它“论历代所 以废兴成败，皆出人意表，有补于世”。当然，其中对某些人和事的评论，也难免有偏颇之处。